搬运下最近喜欢看的灵异故事（心理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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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当时笑容就凝固了。我距离他最近，眼睁睁地看着他脸上的肌肉好像我们做青蛙反射神经实验似的，开始高频小幅震颤，脸上的表情急转直下，从笑眯眯变得狰狞可怕。我发现他手指头都僵直了。
老师上前一步又大喝一声：
“说！你是谁！？”
我一看这阵势，赶紧躲开，生怕影响治疗。这时候屋外的人也越聚越多，本来老师冷不丁喊那两嗓子把我们都震住了，几十人围在外面，愣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声说话，一时间整条楼道都变得特安静。但是后来的人不知道我们这发生什么了，就听见有人大声问：怎么啦？怎么啦？出什么事啦？死人啦？
那人话音刚一落，学长腾一下就从床沿上站起来了，他是直上直下地站，额头“咣”地一声撞在双层床上铺床板上，床都离地了！他撞了一下还不行，又接着撞，连撞三下，老师才冲上来压住他，我在旁边，也帮忙压住脚。学长就在床上尖叫，乱踢。
老师让我拿水泼他，我也不明白要干什么，反正只能听她的。还没等我泼，另一个人冲上来往学长脸上猛泼了一杯剩茶水，还有茶叶根粘在脸上。但是没什么用，学长还是大叫，乱动。
我就喊：“暖水瓶！”
然后就真有人冲上来，拔掉暖水瓶的木塞，往学长脸上倒。幸亏学校卖的暖水瓶质量不好，水都凉了，不然就算治好了精神病，也得二度烫伤。
水一泼上去还真有点效果，学长不再尖叫，开始骂人了，他骂：
臭婊子！弄死你！臭婊子！弄死你！
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骂了半天。我开始以为他在骂老师，老师比他还生猛，上去就俩清脆的大嘴巴，学长那句“臭婊子”生生给抽回去了。我当时心想：这是公报私仇啊！
结果就是这两个嘴巴起了作用，学长开始哭，特别悲惨地痛哭，身体从痉挛状态缓解下来了。老师让我不用压着了，学长头上顶着个大包，哗哗往外掉眼泪。老师把他从床上扶起来，像抱小孩似的抱在怀里安慰他，一会哭声越来越小，竟然就这么睡过去了。
后来学长被拉到校医院观察了一晚上，第二天，他家里人从江苏赶过来把他接回家休养了不到半个月，又继续回来上学，什么事也没有。
大家也都清楚，学校从来不屑于向学生解释什么，但是就这件事，学校还是从官方途径发了一个通知，比较隐晦地说明：学长本来就有抑郁症和幽闭恐惧症，在入学的时候也没有告知校方，因为私自停药导致病情反复，学校不负任何责任，等等。

但是即使初涉心理学的人也能看出来，学长根本不是抑郁症或幽闭恐惧发作。抑郁症的病症一般是沉默不语，情绪低落或者有轻生的念头，而幽闭恐惧症的病症是呼吸困难、焦虑等等，绝对不是在学长身上发生的那样。如果用心理学的角度看，其实更像癔症，但是学校却只字不提，这正是奇怪的地方。
在这件事发生一年后，我、学生宣传部的几个人和那个团委管学生事务的老师,趁着年底有经费一起公款吃喝（惭愧……），无意间提起这件事。团委老师是本校学生，研究生留校做老师，所以对学校特别了解，跟我们也就差四五岁，所以聊开了根本不顾及。他跟我们说：xxx（就是那个学长）发病当天，去过“养殖场”。
我们所说的养殖场，不是真的农场，而是综合办公楼顶层的一个办公室，我们在那里养实验用的小白鼠和青蛙什么的。心理系的学生要排班照顾实验用的小动物，分娩的时候还要助产。当天就是学长当班，和他同班次的人翘班没去，他就一个人去了。他中午去喂老鼠，不小心把自己锁在放饲料的小房间里了，他还没带手机，在里面整整关了四个小时。直到有老师去取东西才把他放出来。他从养殖场里出来的时候就不对头了。
到此，也许你以为是学长的“幽闭恐惧症”发作了，但其实根本不是。学长只有轻微的幽闭恐惧，根本不至于变成晚上那样。
团委老师问我们还记得xxx那一晚说什么了吗？我们摇头。
老师说：臭婊子！弄死你！
我想起来了，但是其他人大多不在场，所以不知道。
老师说，在他上本科的时候，学生是不用照顾老鼠青蛙的，有一个工友大叔，专门负责澡堂撤票和照顾小动物。听说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还是明目张胆的那种，大叔很气愤，但是人又窝囊，所以成天在嘴边嘟囔：臭婊子！弄死你！
听到这，我们酒都醒了，也没人吃了，都静静听团委老师给我们爆料。
老师接着说，放饲料的小房间，原来只有工友大叔有钥匙，因为谁也不用去那里。结果有一天大叔突然辞职了，他给院长写了封信，声情并茂，说自己这辈子很窝囊，到这岁数都是陪着老鼠过日子，不想再继续这样了。连当月工资也没要，档案关系也不转，直接人就消失了。后来有人说他跟他老婆离婚了，又找了个老婆；也有人说他把他老婆杀了，自己自杀。不过这都是闲话，可信度比马里亚纳海沟还低。
因为大叔没有做任何交接工作就消失了，所以也没人有饲料小屋的钥匙，只好撬锁，换新的。但是新换的锁不好使，经常把人关里面，所以后来干脆就不锁了。

她说，她梦见自己坐文科楼的电梯，刚进去的时候就她一个人，等注意到的时候发现电梯里还有七、八个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大概三、四岁的样子，都穿着幼儿园的那种白色大围嘴。翘楚说她在梦里迷迷糊糊的，虽然觉得电梯动了，但是却一直不到楼层。这时候她听见有一个小孩子跟另一个小孩子说：
“我吃的都是非转基因的生态米，你呢？”
“我喝的都是蒸馏水！”
这时候电梯门开了，翘楚就要迈步往外走，刚迈出去，衣襟就被电梯里的小孩拉住了。翘楚回头看他，小孩可怜兮兮地说：
“你吃的是什么……”
然后电梯门也没关，哗地掉下去了。翘楚就惊醒了。
马哲老师听完打了个哈哈，也不生气翘楚上课然乱秩序，就说她睡迷糊了，看她以后还敢不敢上课睡觉。
但是师姐和其他同学那个冷汗流的，就跟有人从头顶泼了盆水似的。
马哲老师不是我们系的，她不知道翘楚的事迹，但是心理班的人可都知道。前段时间，翘楚刚刚捅了个楼子——因为太大大咧咧，在养殖场值班的时候把恒温箱的温度调错了，又没给足水，一晚上把一窝新生小白鼠给活活烤死了！
为这事实验室老师把她骂了个狗血淋头：
“你知道这些小白鼠多珍贵吗？你以为外边随便抓一窝就行啦？这都是多少代筛选基因培育的，都是无菌的！吃的都是非转基因的生态大米！喝的都是蒸馏水！”
再看翘楚后腰那个抓痕，怎么看怎么像老鼠爪子抓的。
从此以后翘楚再也不去养殖场了，老师威胁不给她学分，她也不去，后来这事不了了之，学分还是给了。
因为学心理的人都比较神叨，所以八卦特别多。诸如上文说的“小白鼠冤魂案”都属于最没有可信度的一类，而且很容易用科学理论来解释。但是有一些在学校里流传已久的事件可信度就略高一些，一是因为当事人非常多，二是无法找到自圆其说的科学理论。我比较青睐于这类传说，因为当一件事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时候，当事人往往不敢做太多添油加醋的事。

后来问过别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感觉，觉得她很眼熟，但就是想不起名字。
当时在场的二十多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对那个不知名的女生抱有“亲切”、“熟悉”的情感，类似“儿时玩伴”、“老同学”的感觉。但经过调查，他们每一个人又都确定自己的朋友中并没有这样一个人，而这个女生，甚至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学生干部对自己的学院都是比较熟悉的，很多人回去专门查花名册，都没有找到这个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游戏继续，《大风吹》玩了有二十分钟，大家乐此不疲。说这个游戏简单，是因为不用记忆人名。而团体心理辅导很重要的一个“伎俩”就是强迫所有参与者尽快熟悉，形成团队意识。
所以王老师又教了大家一个新游戏，叫《他乡遇故知》，这个有点难度了。
首先两两分组，使劲记住和你一组的人，你们俩就是“故知”。这时候老师喊：
“进京赶考喽——”
大家就四散分开，同一组的人分开越远越好，然后开始和不认识的人装模作样地攀谈，主要内容也是询问对方的姓名、来自哪儿。例如：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啊？”
“我陈二狗，96物理系的，兄台呢？”
“不才，张赛花，95数学系.”
“师兄师兄！”
“不敢不敢。”
（这里确实有点囧，不过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然后老师冷不丁地扯嗓子喊：“他乡遇故知！”
不管你聊得多起劲，也得立刻停下，找当初和你分成一组的“故知”，两人找到彼此后要手拉手围成一个圈。游戏如此循环往复下去，每次“故知”都要增加人数，变成三人一组，四人一组，直到全员分成两大阵营，无法再增加人数为止。
前面说到，这次参加辅导的学生干部共有21人，两两分组会剩下一人，王老师本来准备充当一回“故知”，带着大家玩，但是自由组合后竟然发现没有人剩下来！
不过，王老师属于比较天然的类型，所以只是迟疑了一下，根本没往心里去。游戏按计划进行。
当时和“秀逗女生”分到一组的师姐这么说：
“我介绍完自己后，等着她说，结果她只是笑，不说话，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后来，她好像说了，我听了却记不住。游戏开始后，我和她分开。老师喊：他乡遇故知！我赶紧找她，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正着急的时候，她突然从后腰一把把我抱住，我回头看，她笑得特别开心，我也没在意，把她的手掰开，手拉手围成一个圈。然后老师说三个人一组，我们这组多出一个，四个人，新来的两个男生问那个女生叫什么，她还是不说。

这次分开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注意找她在哪，但是找来找去，根本找不到，她总是在‘他乡遇故知’的时候突然出现。后来我问了至少十多个人，没有人在‘进京赶考’阶段和她交谈过。”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自己找到很多合理的解释，比如：有种人本身就没什么存在感；在混乱的游戏中一时间找不到人也是正常的。
也许目前为止还能说得通。
游戏继续，但是不安的气氛已经在众人之间蔓延了。
纯天然的王老师浑然不觉，结果是她把大家导向了一条不归路。
她说，接下来再玩一个《人名抢椅子》！
众人大眼瞪小眼，等着她解释游戏规则。
规则很简单，就是在普通版的《抢椅子》上加个新环节。没抢到椅子的人可以随意指定一个抢到椅子的人PK，两人轮流叫在场的人的名字，不能重复，被点到名的人帮忙喊一声：到！这就看谁在前两轮游戏中认识的人多，先叫不出来的人输，离开游戏。游戏目的在于帮彼此进一步熟悉。
游戏比想象中激烈，又得运动，又得动脑，而且输了的人需要继续帮忙喊：“到！”还会不自觉地帮PK的两人想还没叫到谁的名字，所以根本没有冷场的机会。
游戏迅速进行到只剩下两个人，剩下一名瘦小男生和那个秀逗女生。到了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秀逗女生的古怪之处。
首先，她抢椅子又狠又准，每次都立刻抢到。这个不算什么，也许人家身体素质好。
其次，从没有人找她PK过，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事件。PK是随机的，已经进行过20次，却唯独她没被人找上过。
最后，最令人费解的一点。进行过三轮游戏后，所有人都熟悉得差不多了，但是仍然没有人知道秀逗女生叫什么。
终于游戏进行到最后，仍然是秀逗女生抢到椅子，瘦小男生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一个女人有那么快的速度。PK开始，瘦小男生立刻说出一个人名，下面有人喊：到！
然后便是沉默。
从这一段开始，故事的说法开始变得不同。
有人坚持说秀逗女生当时连续叫出了几个人名，但是被叫到的人却没有反应，没有喊到。
更多的人坚持她根本说过话，只是坐在那笑。
诡异的并不是这个女生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为什么同在一个现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经历。
而最诡异的事情是，当事后大家核对那个女生的特征时，每个人说得都不一样。有人说她是短发，有人说她头发已经过肩；有人说她穿着白衣服，说人说她穿黄色的。

那时亲历过事件的心理系学长流传下来的形容是：她就那么笑嘻嘻地看着四周，不说话，场面一下子从特别热烈变冷了。但是她根本不在意。她不和任何人对视，脑袋不停地摇来摇去，好像目光在追逐什么东西。说白了，就是根本不屌?我们，也根本没打算配合。
后来王老师出来干巴巴地圆场，说了些总结的话，说瘦小男生赢了。这时候大家逐渐回神过来。
辅导结束后，王老师让每个人在名册上签到，然后赠送小奖品。
**来了。
当签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奖品不够了。
每个人都经过老师面前签字，签字数量是对的，但是奖品少了一个。这只有三种解释：
一、老师更年期健忘，少带了一个。
二、有人多拿了一个。
三、多了一个人。
这时候天然呆王老师问了一个最不该问的问题：“咱们一共几个人？”
有人数得快，回答：不算您，21个。
有人数得慢，却发现了异常。
那个秀逗女生不见了。
但是教室门始终是关着的，没有人离开。如果她是趁大家签到的时候不注意溜走的，也应该能听见开关门的声音。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门是铜轴木头门，不可能没有声音。
这时候大家彼此一交流才发现，没有人认识她，她不属于任何一个科系。
在下一次团体心理辅导时，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干部没有出席。所谓法不责众，校领导不知道听说了什么，也没有再坚持搞下去。
我自己对这件事有两种解释，一种比较无聊，但是有社会学理论的支撑。
人群有一种“从众效应”，个体在群体中会丧失大部分判断力，盲目遵循他人的意见。也叫“羊群效应”，在经济学上常用——经济学离不开社会学和心理学。
对秀逗女生相貌和穿着的多种不同记忆正是“羊群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
什么是短发？什么是长发？个人理解不同。我有一件衣服，我自己认为是粉绿色，但我妈非说是蓝色。当第一个人提出：不对！那女生是长发！其他人就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而多长才叫长发？没人下定义。所以在那种慌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对秀逗女生外表的不同观点。
秀逗女生身上的众多疑点，合在一起看好像挺唬人，但逐条分开分析，好像也不算什么。
为什么她能从二十多人眼前消失？我觉得就是你们没注意。
为什么礼品少了一个？我偏向于更年期的说法。
为什么她老笑？难道还哭？
为什么她头发光泽度那么好？飘柔。
只有一个问题我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她到底是谁？

我想到了一个日本神话中的人物——座敷童子。
座敷童子和镇宅神兽的作用是一样的，是无害的。他（她）可以保佑生活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健康长寿。他（她）喜欢游戏，喜欢小孩子，没有一定的形象，会变成你熟悉的模样混在人群里一起玩。我们学校建校已经有60年，建筑都是老的，出现个把用飘柔的座敷童子一点也不稀罕。
所以，其实我校的著名事件本质上还挺温馨的。
座敷童子的说法只是我的个人意见，也许她就是个大众脸的秀逗女生，有些事太较真就没意思了。
在别的学校，新生报道也许会收到学长学姐准备的《手绘校园地图》啦《喜欢点名的老师名单》啦之类的贴心小礼物，但我入学那一天收到的就是学长口述的这个故事，还有一句：“心理水很深！”的告诫。
吓唬新生是老一辈心理人不可推卸的重任，在我和另外几人的推波助澜下，这个传统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当学长的时候故意找了个没什么存在感的人站在门旁边，给新生讲完故事，在他们寒毛还立着的时候，突然问门旁边的人：
“你是谁？”
这人只要坏笑几下就完成任务了，必定有学弟吓得脸色发青，屡试不爽。
下一件要讲的事就是在天然呆王老师课上发生的。而且由本人全程亲历，品质保证。之前讲了那么多玄乎事，有些已经超出了“唯物论”的范畴，究其原因，是因为并非亲身经历，在一传十十传百后，难免艺术夸张变得不那么真实。下面这件事我准备老老实实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王老师的研究方向我不太清楚，感觉她更偏向于儿童心理学，但是我总觉得她想当学术超女，特别热衷于推销自己的书。
我在大二的时候选修了她的《儿童心理学》，教材嘛，用的就是她自己的书——《学校心理辅导》。
说实话，这本书写得很讨巧，有技术。通篇都是案例，可读性很高，但是学术性不强，作为课外读物看看还行。不过选修课也不用那么严肃，一共十五堂课，基本都是在王老师的神侃中度过的。
我习惯上课踩点儿去，所以座位通常没得挑。每次我都坐在两个中文系的男生旁边，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只有他俩旁边有空位。后来有一次我发现他俩上课的时候手拉着手才恍然大明白，顿时替自己担心起来。
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俩男生叫什么，上课见到也就是点头微笑而已，所以自己给他俩起了个外号：矮个儿圆脸的叫“没头脑”，高个儿长脸的叫“不高兴”，这哥俩在二次元也是一对儿，正合适。
（我对起外号很有心得，将来想出本书叫《外号的艺术》和米兰?

某师姐，主修心理学，辅修艺术，南方人，研究生时来到北方。她自己说是仰慕学校里一位著名教授而来的，想考该教授的研究生，但是没考上。师姐在备考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了艺术系本科的一个帅哥，结果老牛吃嫩草，俩人好上了。
嫩草家里有钱，经常开车上学，还停在心理系教学楼门口，我们羡慕嫉妒恨，但是也见怪不怪了。突然有一段时间，好久都没见到嫩草的车，一打听才知道，出车祸了。老牛师姐也在车上。
当时两人在外面嗨皮完，开车回外面租的房子，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嫩草闯红灯，被一辆运送活猪的小卡车撞翻了，猪洒了一地。幸亏两人都是轻伤，只是挺好的车毁了。
这事本来没什么稀奇，还有好多人幸灾乐祸：该！小样儿，让你开车！
但是出于专业的敏感，老牛师姐非拉着嫩草来咨询室做“危机干预”。她这一多事不要紧，牵扯出来一件奇案。
“危机干预”也叫“突发事件心理干预”，最近地震比较多，新闻里说的“灾后心理重建”也是一样的意思。
人在遇到突发灾害和事故后，会产生应激反应，一般持续2个月左右，包括拉肚子，失眠，绝望，恐慌等生理、心理方面的不健康反应。
嫩草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所以被老牛硬拉去咨询室和老师谈话。老师处理这种案子非常有经验，对待症状较轻的一般来访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倾诉。嫩草一开始不愿意说，可能是出于男人的自尊。老牛师姐一样经历了车祸，人家什么心理创伤都没有，自己一个男人却受不了打击，这事说出去有点丢脸。
不过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在咨询室这一亩三分地，没什么秘辛是掏不出来的，前一小时铁骨铮铮的汉子进去，后一小时哭得像小姑娘似的出来。
嫩草说：“我看见一个女人。”
老师一听有戏，鼓励他接着说。
“一个穿绿旗袍的女人，向我招手……然后就撞了。”
有过濒死经验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声称自己见到过“黑白无常”、“索命鬼”、“死神”等等模糊的影像，后来被证实是一种幻觉或误判，大多数病人看到的是室内灯光形成的阴影和穿白大褂的医生。所以，听嫩草这么说，老师根本没往心里去。

在老师的一再开导下，嫩草也释放了不少，对于“绿旗袍女人”的事，他自己也不能确定，经老师这么一说，也就不再想了。
因为老牛师姐是学心理的出身，所以老师向她交待嫩草的病情时多说了几句，师姐一听到“绿旗袍女人”这件事，脸立马扭曲了。
她说，她也看见了。
事件回放到出车祸之前，老牛坐副驾，两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没有交谈，车里放着音乐，夜深了，隐隐开始犯困。嫩草起步早了，还没等交通灯变绿，车就往前开，老牛刚想提醒，一转头，看见路口斜对面的空白广告牌前有个绿色的人影，还没等她惊讶，小卡车呼啸而至，砰地一声，他们的车天翻地覆。老牛的脖子抻了一下，但是没什么大碍。虽说车翻了个，但是车厢没怎么变形，按说是可以立刻出来的。可是不管老牛怎么使劲，都迈不开腿，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她，不让她出去。
后来我们一直同意是猪压她身上了。
（这几天遇到些事情，心有余悸，有机会再和大家讲。我先把上面没讲完的故事讲完。）
（另外，最近收到很多“专业人士”的抗议，说我在“黑心理学”。我还接到了原来老师的电话，跟我闲扯了半天，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再哪上班呢，最后才问我：网上有个心理学的帖子是不是你写的啊？当然，老师不是专程打电话来骂我的。老师很慈祥地给了我一些建议。建议我和广大网友声明，开这个帖子的目的在于“娱乐”而不是“普及知识”，另外也建议我把文体改一改，尽量以小说的方式写。老师还八卦了一些最近学校发生的事，美名其曰：提供素材。最后，老师鼓励我继续写，因为她已经把帖子推荐给我的学弟学妹了，院长也知道了。汗，老师，您是要玩死我吧！）

我们把翻车事件暂时放到一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翻车事件一个月后，有一个患抑郁症的大叔来到咨询室寻求帮助，当时我正好在，帮忙接待了一下，咨询还是由老师来的。作为本科生，我还没有资格接触来访者。
大叔的咨询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我到咨询室本来是借老师的电脑赶作业的，但是我这人容易走神，写着写着就想别的去了。我一边赶作业，一边翻看大叔的资料，一看我就来精神了，原来这位大叔一周前自杀过。
大叔的资料上写着，职业，西餐厨师，还有十年海外游学的经历。五年前回国创业，开了个小酒吧，不到十个月，把辛辛苦苦打工攒下来的五十万全赔光了。之后，他调整好心态，准备踏踏实实去酒店上班，这时候又出了车祸，导致右手残疾，无法再握刀。而在两个月前，他上小学的独生女儿发生交通意外，死了。
我心想，这个人还真是命运坎坷。我还想，如果这些事放在自己身上，我会不会自杀？想了半天，我觉得不会。盲目乐观、神经大条是我的优秀品质之一。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咨询室的门开了，大叔脸色惨白地走出来，我还想和他打个招呼，结果他看也不看我，直接开门出去了。
老师这时候也从里面走出来，一屁股坐在等待区的沙发上，脸色不太好。我殷勤地倒了杯热水给老师端过去，顺便打听出什么事了。
老师没透露咨询的细节，只告诉我，大叔一开始很配合，刚才突然情绪紧张起来，说有急事，站起来就走。老师有点沮丧，一直跟我念叨：
“我应该没说错什么啊？”
老师想了半天，把大叔的资料看了又看，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给一个老同学打了电话。我偷听了一点才知道，老师的同学在某“自杀干预”组织工作。
老师的同学原来也是学心理的，后来下海经商，成了大老板。有钱之后又回归本行，搞了一个公益性质的“自杀干预”组织，收编了大量有爱心的志愿者，运作资金主要靠基金会拨款。我们私下戏称这组织就是个洗黑钱的。
在遇到自杀事件时，志愿者会在组织内部的通讯频道收到召集令，在自杀现场附近的志愿者会第一时间赶过去配合民警一起劝阻自杀者，最后让他主动放弃自杀行为。“自杀干预”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志愿者和警察还会发生小摩擦，因为两者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不过，后来志愿者的工作效果有目共睹，警察也开始学习心理学知识，这样能有效降低死亡率。
“自杀干预”和“危机干预”是突发自杀事件的前后两道防线，缺一不可。

话题说回来——当时大叔的自杀现场也出动了好几个志愿者，之后，自然而然地，组织推荐他到我们咨询室做“危机干预”，这也算是一条龙服务了。老师想打电话再了解一下大叔的具体情况。结果，在反复追问下，老同学告诉了老师一个并没有写在报告里的细节。
一周前的一个下午，大叔爬上自己家小区楼顶，邻居报警后，民警、自杀干预志愿者出动了一大堆。双方僵持了6个小时。自愿者这边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姐，她的劝说颇有效果。大叔从一开始的激情状态缓解下来，还要了大姐的电话号码，说想以后联系。大家一听：有戏！想以后联系，那就是现在不想死了。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大叔却突然直挺挺地向楼下倒去。
要说还是咱们人民警察英勇，早就守在旁边的小警察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大叔的腰带，后面几个反应慢一些的也在这时候冲上去，七手八脚地把大叔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些在志愿者的报告里都有，听到这，老师就不耐烦地对老同学说：
“说点我不知道的——不是情绪稳定了吗？怎么一扭脸又跳啦？嗯……嗯……嗯……哦……啊？嗯……”
我在边上看着老师脸色不断变幻，也不知道是不是光线的关系，就觉得老师脸色越来越差，草草说了几句挂了电话。我心里好奇得要命，但是又不能问。等到下班之前都没有预约了，老师也不回屋，就坐在等候区看一会资料，发一会愣。到了五点半，我胡乱写完作业，跟老师拜拜，老师叫住我，让我帮她把咨询室里的挎包拿出来，她也要走了。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老师好像不太愿意靠近那间屋子。
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我在食堂碰见了老牛。我当个新鲜事，把大叔的事讲了。老牛听完，特别郑重其实地跟我说：
阿本，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别跟别人说。
我拍着胸脯，把米粒儿都喷出来了，说：我的人品你还不信吗？（我只是贴网上。不说。）
老牛组织了一下语言：那个现场我也去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老牛也是志愿者。这可真是巧了。
老牛接着说：当时我们都觉得大叔其实不想死，去的现场多了，能从人的眼神中看出来。大叔虽然很悲伤，但是眼神中有股子对生活的留恋，只是连续的打击太大了，一下子接受不了。那种一心寻死的人，我们去了也没用，就算救下来了，家属要是看不住的话，他还会自杀，不到杀死自己不算完，这种人，我们是救不了的。
我说：那他怎么还跳了？而且还是向后倒？

（大家可以在有人保护的情况下试试，把手绑住，往前倒和往后倒，这两种摔法的恐怖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就算是一心求死的人，也不太可能采取向后倒的姿势，这是本能决定的。）
老牛：你听我说完呀。当时有个领队的大姐，很有经验，也和大叔建立了初步信任，两人聊得特好。大叔甚至还说，要是他的手还能用，真想露一手给她尝尝。他老婆离婚前根本不吃西餐，结果却跟一个洋鬼子跑了。一般聊到这么私人的话题，志愿者的工作就算成功了。正在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大叔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几点了？”
他问得很突然，领队大姐一直跟他聊做菜的话题，一时间没拐过弯儿来，也不知道谁嘴快，小声说了一句：快十点了。
话音刚落，大叔突然露出一个特别狰狞的表情，直勾勾地看着一个方向，所有人都回头看，就在这时候他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我问：“他看见什么了？”
老牛摇摇头。
“那，十点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他女儿是晚上十点出的车祸。”
我哦了一声。
“XX大道。”老牛说了个地名。
我说：“那不是你……”
“对，我一个月前撞车的地方，也是他女儿两个月前被撞死的地方。他女儿死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丝绸小旗袍。”
老牛劝我不要细想这事，没法想。不过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爱胡思乱想。
没过几天，大叔又来了，那天我又正好在。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上次走时那种苍白慌张的样子，所以这次我猛一眼没认出来。大叔冲我笑笑，脸蛋细腻红润有光泽，我寻思，这是有什么好事了吧？
老师正好不在，咨询室的门开着，大叔就自己走进去了，我也不好往外轰他，就一同走进去，说老师一会就回来。大叔点点头，但是眼神总是往一个地方飘，我就顺着他目光看，什么也没有，就是一面白墙。我满腹狐疑地站在一旁假装收拾东西，一边观察他，他就一直盯着白墙看。
也不能一直假装收拾东西，我一不做二不休，主动跟他搭话：
“您看起来气色不错。”
“哦……哈。”
他哈完，接着盯着白墙看。
“您刚去拜拜过？”
“什么？”
“您是不是刚去过庙里？”
大叔嘴角抽搐了几下，露出一个“你怎么知道”的表情。我心想：身上这么大烟味，总不能是刚去过BBQ吧？
我刚想接着跟他聊，老师就回来了。我识趣地自己退出去，把门带上。
一个小时后，大叔神情轻松地走了。

我走进咨询室帮老师收拾水杯，发现老师坐在一开始大叔坐的位置上，盯着同一面白墙看。我们咨询室有西晒，快落山的太阳照进屋里，老师逆光坐着，眼镜静静反着金光，也看不清什么表情，我喊了一声，她没搭理我，我小心脏就一抖。不过我想多了，过了一会，老师站起来，把桌上的录音笔递给我，这是要我帮忙整理资料呢。老师说，不着急，下周整理好就行。她浅浅地笑了一下，好像心情很好。
周末，老牛把我约出来唱KTV，她约了好多人，就是不见嫩草，原来他俩分手了。她还约了几个美术系的一起出来，应该是认识嫩草后混熟的，里面还有一个熟人，我俩都选了排球选修课，我二传，他主攻，但是经常轮不到他扣，我就直接把球垫对面去了，所以我俩都互相记得。要知道，把自己不同圈子的朋友约到一起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大家互相不认识，唯一的话题就是他们共同认识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一边听着老牛肝肠寸断地吼歌，一边八卦她和嫩草的事。自然也说到了他俩出车祸的事。那哥们说：
“就是疲劳驾驶了！没那么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没有牛鬼蛇神！”
“可——他——俩——都——看——到——了！”（我们都是用吼的）
“绿旗袍女人！？”
“是啊！”
“绝逼眼花了！哥们！信我不！？”
“不——信——！”
他扯着嗓子给我讲，听完我耳朵都湿了。他说，那绝对是看错了。补色懂吗？就是在色环上相差120度的两种颜色，调在一起就变成灰黑色。红色和绿色就是补色。他俩肯定是在路口的时候都盯着红绿灯看，红灯看久了，猛一看白色的广告牌，就会出现绿色的虚影。知道为什么大夫都穿绿色的手术服吗？就是怕盯着血时间久了，出现虚影，所以弄个绿色在眼前主动平衡一下。旗袍什么的，纯粹是港产鬼片看多了。
我有点信。但是因为有大叔女儿的巧合在，我并不全信。
另外在看了一些老牛拿给我的志愿者培训资料后，我又搞清了一件事。当时大叔跳楼，大部分责任在那一句：快十点了！
自杀，类似一种自我举行的仪式，当自杀者询问时间时，是绝对不能回答的。时间是一种特定的信号，会暗示自杀者“你时候到了，跳吧。”类似的还有“风停了吗？”，“人齐了吗？”——这些问题都要谨慎回答。
虽然从专业角度看，那句回答是致使大叔跳楼的直接原因，但是也不好追究，因为十有八九是家属说的。

超自然心理咨询室·斜面恐惧
三年前。
那时候我快要大学毕业，学分修够了，只剩下写毕业论文一件事。班长打电话问我选哪个指导老师，我说了一个。他说，原则上选哪个都成，但是这个老师名下人太多，最好能换一个。我想了一下说，那就“姥姥”吧。
“姥姥”不是真的姥姥，人家刚五十，有个女儿和我们一样大。她姓劳，叫着叫着就变成“姥姥”了。
姥姥听了我的论文意向，脑袋摇得跟破电风扇似的。说我选的题目太大，太空泛，得换一个。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另一篇提纲，姥姥只是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到我脸上，露出一个“你是在逗我玩吧”的表情。
“你认真想写这个？”
我点点头。
姥姥深吸一口气，劈头盖脸骂了我十分钟。她说，说好听了，我这是玄学，不在心理系本科生可选的题目范围内。说不好听了，就是伪科学，是瞎胡闹。怎么下定义？有理论支持吗？用什么研究方法？从哪里获得案例？能确保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本来想反驳，但是看着姥姥恨铁不成钢的脸，让我想起一个人，不由心里一疼。
最后姥姥给了我一条出路。她正在做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让我帮她整理资料，然后用这些现成的资料凑出一篇本科生论文不是难事。我表示完全同意。
姥姥是“沁情心理咨询室”的负责人，咨询室就在学校北区的一栋老楼里，楼门口有一栋大槐树。文化大**的时候有个老学究被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说他是“白专道路典型”，整天批斗，小时候掀小姑娘裙子的事也给揪出来。老学究受不了这个，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吊在树杈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来大槐树越长越好，比其它树粗了好多圈。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成天泡在咨询室，一边整理录音资料，一边当前台。

姥姥有个病人，有恐惧症，这个不稀奇，这年头没点心理疾病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稀奇的是他害怕的东西——斜面，准确点说，他害怕在斜面上滚动的东西。
这可让我大开眼界了。
对付恐惧症，常用的办法是“系统脱敏”。简单说，如果患者怕水，就先给他面前放一杯水，适应之后再换成一盆水，逐渐加大力度，和练酒量是一个道理。
姥姥让我帮忙把茶几的一边垫高，然后卷了个纸筒，从高的一头滚下去，让病人盯着看。我感觉挺可笑的，姥姥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硬生生把笑容憋进肚子，打了个嗝出来。
病人是河北农村的，现在是干家装的包工头，混得风生水起，吃得膀大腰圆。但就是看着纸卷在茶几上滚这么一件无聊的事，他都吓得满头大汗，跟看了十几部鬼片似的。一样米养百样人，这话说得真不错。包工头来了七、八回，病情有所好转，纸卷换成笔筒，斜面角度加大，他也不害怕了。
治疗的空隙，包工头和我聊天，他说：
“小哥，不怕你笑话，以前我出门随身带着水平尺，看见桌子、椅子都要测一下，不平不敢坐。”
他把钱包里的照片掏出来给我看。
“这是我老婆，儿子。”
照片里一个吊眉ShaoFu抱着个目光呆滞的熊孩子，出于礼貌，我夸他儿子长得好，虎头虎脑。
包工头把钱包收好。我问他多久回一趟家。他摇摇头，说不怎么回，得了这个病给别人添麻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屋都量一遍，不然就坐立不安，怕吓着老婆孩子。我有点同情他。
把包工头送走后，姥姥跟我确认了之后一个月的预约。她说她准备再去一趟农村，还有一些资料不够完善，大概得一个月才能回来。
我惊讶：“那么久？”
“做田野研究哪有快的？我之前去过，所以才说一个月，要是刚去的新村子，不呆上小半年什么也套不出来啊！”
姥姥说她后天就走，今天让我跟她回家吃饭。我说不去不去，不好意思。她说，没跟你客气，时间太紧，你把前段时间整理好的资料带上，吃完饭我得问你点事。
到了姥姥家，她女儿开的门，一见我就嚷嚷：
“你就是我妈说的那个陆本啊？”
“你好，我就是你妈说的那个陆本。”
姥姥做饭的时候，她女儿缠着我问这问那，我最怕这种自来熟的女人。
“我妈说，你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我脱口而出：“你妈才缺心眼儿！”
她坐在我旁边磕瓜子，屁股狠狠供了我一下。
“我妈说，你本来要写的那个论文题目叫什么来着？超能力什么的——”

“《超自然现象的宗教逻辑》”
“对！就是这个！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我妈说你缺心眼儿还是轻了，要我说你就是脑子有病！”
“有病也不怕，反正你妈能治。”
“别老‘你妈’‘你妈’的，听着别扭，你平时不都管我妈叫‘姥姥’吗？那你说你该管我叫什么？”
“大姨妈。”
她一把带着口水的瓜子皮扔到我脸上，嘴上呸个不停。看来喜欢往别人脸上扔东西是遗传，我懒得理她。听说这疯婆娘是学物理的，看着一点都不像。
吃饭的时候，偶然聊起包工头这个病，我想起他跟我说的话，感叹了一句：多亏您把他治好了，一家人能团圆了。
姥姥放下碗筷，叹气。
“系统脱敏，治标不治本啊。”
“怎么？他不是见好吗？”
“病根儿呢？”
我语塞。
姥姥说，她的专业方向是精神分析，诱导病人和她掏心掏肺，把童年的创伤找出来才是她的专长。但是从治疗一开始，包工头就有所保留，根本问不出来什么，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先减轻病症。按姥姥自己的标准，包工头这个案例是失败的。
我说，恐惧症也有可能是遗传的，没有童年创伤。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比较了解他的家底，不是遗传的。我和他原来就认识，他家就在我明天要去的那个村子，我还在他家住过呢。”
姥姥要出门一个月，咨询室也暂时停业了。不过我还不能偷懒，还有一大堆录音资料等着我整理，如果有人要预约下个月的，我也得受理。隔了两天，我拿钥匙捅开咨询室的门，电话答录机的红灯在昏暗的室内闪得刺眼。
我听了前几条，可能是患者打的，一听是答录机，没留言就挂了。
最后一条是急救中心病房的护士打来的，她说她们那有个脑中风的病人，昨天清晨昏倒在路边，身上没证件，只有一张我们咨询室的名片，希望我们能来认个人，不然只能报警了。
我一想，她说的应该是包工头。
包工头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输氧管，模样很安详。我盯着床头上的氧气机，看氧气在蒸馏水里面冒泡，看了很久。护士跟我说，他睡着了，不过就算醒了也说不出话。
包工头的额头上有擦伤，嘴角肿了，都是摔倒时留下的。
“脑溢血。昨个清晨，有人发现他躺在路边，门牙掉了两颗，卡在嗓子里，没窒息算是幸运的。”
我有点反感“幸运”这个词，不过事实如此。
我问护士，他应该有个钱包的，里面还有他老婆孩子的照片。护士打了个哈欠，说，不知道，送来的时候没有。

“你是说，如果亲近的人害怕某样东西，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别人是吗？”
大姨妈拍着胸脯保证，说她自己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我觉得自己似乎抓住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东西，距离揭开某个谜底，就差那么一点点。
手机在我手中震动，姥姥发来一条短信。
“你说对了。只有一个孩子。”
我推开包厢门跑出去，招呼也没打，一边跑，一边给姥姥打电话。关机。
KTV外面灯火通明，木材厂卸货的巨响好像一千头大象在跺脚。我寻着声音找过去，一家名叫“明大通宇货运公司”的院子里，上百根湿润的树干从货车上滚落下来。
我溜着墙根走进去，拉住一个人，先递去一支烟，然后不客气地在他耳朵边喊：
“前两天有个男的在路口晕倒了！知道吗——”
“知道知道！是我发现的！送医院啦！”
“怎么晕的！？”
“没——看——见——听说是抽风了！”
“什么——”
“羊角疯！听说站那就抽上了！全身抖——这样——”
那哥们自己抖上了，别说，还挺像。又一辆十八轮卡车停进卸货场，他把我往旁边拽了拽，十几个精壮的小伙子一拥而上，用钢板架起一个斜坡，解开绳索，木材轰隆隆地滚下来。
我又给了他一根烟，笑着说：
“不是抽风，是吓着了——被你们这阵势。”
“不能吧？一大老爷们。”
隔天，我又去了趟医院，一方面想确认村长是不是到了，其次想托他给姥姥捎点东西。
护士长告诉我，人已经出院了。
“不是说要观察至少一周吗？”
“家属要出院。”
护士长不太想和我说话，转身就回护士站了。我愣神的时候，一只手从身后抓住我，回头一看，是那天照顾包工头的小护士。她脸色不太好。
“你上次跟我说，43床有什么恐惧症？”
“算是特定恐惧的一种，害怕斜面上滚动的东西——怎么啦？”
她摇摇头，脸色瞬间又白了一丝，雀斑都淡了。
“别走，咱们坐下说。”
我蛮横地把她推到电梯间，让她坐在塑料椅子上。她有点生气，不过还是向我透露了一些事情，这过程中我没逼她。我知道她必须要找个人倾诉，某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憋在心中只会令人发狂。
“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鬼？”小护士沉默了半天，好像在搜肠刮肚找合适的语言。
“有。”
她啊了一声，好像很惊讶我这么肯定的回答。
“你见过……鬼？”她问得小心翼翼，好像怕惊动了什么。
“没有。”
“那你……”

“我相信科学体系下的‘鬼’。人在死亡的瞬间体重会变轻，这是实验得出来的，肯定有某种东西在生命消亡的时候也不见了，我管那个东西叫‘鬼’，我信这个。恶鬼、厉鬼、吊死鬼、黑白无常、阎王爷——这些，我不信。”
“那你相信超自然现象吗？”
我转身，声音变得有点冷。
“不信。”
“可我看见了！43床——43床……”
我回头，想从她的双眼中看出点破绽。小护士脸色潮红，变得异常兴奋，她捂着嘴，仿佛一放开就会大叫起来。我让她冷静点，去护士站要了个纸杯，给她倒了半杯温水，我说，不要自己吓自己，不管你看到什么，肯定都有科学的解释。她捧着水杯，露出一个嘲讽的笑脸。
她说，你觉得一个中风全瘫的病人能自己下床吗？
我老实回答，不能。
那他能低头捡东西吗？
不能。
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木杆铅笔，只剩下很短的笔头，圆形笔杆，白色油漆底，上面有红色的小梅花。
“这东西我根本不想带在身上，可是我得用它证明自己没疯。这是我在观察室捡到的，我整个住院区都问遍了，不知道是谁的。”
“这铅笔头怎么了？”
我拿在手里把玩，这种铅笔我好久都没见到了。现在文具店卖的一般是六棱形，防止在桌面上滚动。圆形的，少见，也没有这种花纹。
“你上次来的那天晚上，我去观察室，一进门就听见很轻的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我没注意。46床的老太太，夜里喊疼，我去给她换点滴……换完，我又听见了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这时候已经过了12点，只开着两盏床头灯，我顺着声音找。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地上滚，慢慢滚到43床底下。”
“就是这个？”
“嗯。我弯下腰，它又往里滚了一点，我就蹲下，把手探进去。摸了一会，没找到。这时候我听到身后又有东西掉在地上，我马上回头，又一个铅笔头，向我脚下滚过来。”
小护士喝了口水。我坐在她旁边，手里握着那支铅笔，触感又滑又凉。
“这时候46床大叫了一声，我随手把铅笔放在43床的床头柜上。46床不停地大声呻*，我查看了心率、血压，都没问题。冷不防脚下一滑，差点摔倒。我踩到了一支铅笔。”
“一共有多少支？”
小护士静静地看着我。她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平淡的语气好像讲的不是在她身上发生的事。
“只有一支。”
“你放在床头柜上……”
“就是我脚下那支，也是你手上这支。我到43床去看，柜子上的已经没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

“当时我没有捡起来，只是把它踢到一旁。我已经踏出门外，又听到它掉在地上的声音，所以立刻退回去——我看见，43床坐起来，看着我。”
“他不是全瘫了吗？”
“是的。我也很惊讶，所以跑过去问话。我看到他眼球转动，但是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然后我看到，他手里握着那支铅笔——我明明踢到相反的方向！他高高举着，我从他手里拿，他力气很大，我拿不到。46床又大叫起来，这一次把整个观察室的病人都吵醒了。我按呼叫器，再回头，43床手上的笔不见了。这时候病房很吵，病人都开始叫，但我还是听见了铅笔在地上滚动的声音，特别刺耳。病床挡住了视线，但是我知道它在哪，它和地板轻轻摩擦的声音好像直接响在耳朵里，我知道那东西正在靠近。我突然觉得屋里光线变得更暗，病人都在呻*，但是我听不到声音，周围变得又暗又静……”
“然后呢。”
“然后，值班医生赶过来，问我什么情况。我的感官又突然回来了。我说46床不对劲，还有43床坐起来了。医生说：43床不是躺着呢吗？我一看，他确实躺着，手里还握着铅笔。我完全不明白他是怎么拿到的。我喊医生，说43床手上有劲了，握着东西呢。医生过来，拉着他的手……可他手里的笔又没了！”
“他把笔给扔了？”
“没有。他没有。”
这里，她重复了好几遍，好像在细细品味。
“医生把手指头放在他手心里，喊，使劲！试了好几次都没反应。医生说，他手上根本没劲。我辩解，他刚才确实握着东西来着。医生问我握着什么？我说，一根笔。他问我，笔呢？我说，没了。我想证明自己的话，于是到处找那支笔，就在弯腰的时候，笔从我上衣口袋里掉出来。”
听她讲完，我没说话。
我把铅笔头在手中掂了掂，重量均匀，没什么特别，抬手扔向墙角，也没有滚回来。我反复试了十几次，电梯间的地板很平，有一次角度合适，滚了二十公分，另外几次，只是静静躺在墙角。
“我们去观察室试试。”
“我试过了。没用。”
“我试试，也许有用。”
我走进观察室，原来包工头的43床躺了别人，那人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应该是车祸。病床旁围着两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正在极力推荐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看到46床是个小孩。我问小护士，那老太太也出院了？
“死了。就在那天晚上。”
我在观察室的地板上反复实验了一小时，病人们都像看猩猩似的看着我，就差给我剥香蕉了。直到护士长过来轰人，我这种典型的疯子举动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