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邓广铭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汤因比(英)
“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乔纳森(美)
“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余秋雨
“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麦迪森(英)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笔者读到上面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时，心中的惊讶可以用骇异莫名来形容。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都告诉我们，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甚至就在不久前，我还在一篇文章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两宋十八君，以连绵的失败和彻底的覆亡证明了以文治国的荒谬与悖论。”然而在大学者陈寅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史学泰斗邓广铭、文艺理论家余秋雨、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里，宋朝竟是这样充满魅力和令人向往!
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我开始了艰苦的重新发现宋朝的“旅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利用工作之余悉心搜集宋朝的点点滴滴，特别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当我翻来覆去读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梅毅的《刀锋上的文明》、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周龙的《宋朝历史分析总览》、洪亮的《放逐与回归》以及《范仲淹传》、《王安石传》、《苏东坡传》、《陆游传》等所有我能接触的宋朝的蛛丝马迹后，一个崭新的宋朝形象已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我深深地为我从前对宋朝的误解而感到羞愧——原来那个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这样的伟大!
伟大的宋朝，繁荣的让人心醉；
伟大的宋朝，堕落的让人心碎；
伟大的宋朝，强盛的让整个世界为之目眩神迷；
伟大的宋朝，衰亡的让亿万中国人欲哭无泪；
伟大的宋朝，文化灿烂的如满天星河；
伟大的宋朝，商业繁荣的让人骇然惊叹；
伟大的宋朝，政治开明的让唐太宗为之汗颜；
伟大的宋朝，城市兴旺的让欧洲人为之神往……
　为了逼近历史，让我们还原一个伟大的宋朝！

发了又发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内藤湖南(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然而在这位日本文史学家眼里，大唐帝国只不过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而已。的确，在大唐帝国看似灿烂华美的外衣之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闪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尽管有过开明的“贞观之冶”，有过浮华的“开元盛世”，但却无法掩盖唐王朝手足相残的卑鄙，杀戮大臣的凶残，“安史之乱”的浩劫，宦官擅权的肮脏，藩镇割据的祸乱，黄巢起义的灾难，以及唐末五代那无尽的杀伐与纷争。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多事之秋，武夫当政，独夫用权，视人命如草芥，视篡夺如儿戏，视战争如家常便
饭，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荣，将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间易八姓十四君，享国最长者不过17年，短者仅4年，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公元960年，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后周天下时，同为武夫出身的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感谢历史，将一位中国最杰出的帝王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宋太祖赵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将中国再次拨入历史的正常轨道，并引领大宋王朝奔向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

　　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 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于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间，许多在前代以至后世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轮番上演：

　宋太祖偶得闲暇，在后苑弹雀玩耍。一官员称有要事求见，太祖急召之。哪知该官员慢条斯理，奏的不过是寻常小事。太祖怒斥之。该官员却顶嘴说：臣以为此事总比陛下弹雀要急！宋太祖怒不可遏，举起玉斧砸落他两颗门牙。该官员不但不谢罪，还把牙齿缓缓揣入怀中。太祖骂道：难道你还想去告我吗? 官员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也！太祖闻听此言急忙谢罪，并赐金帛以示慰问。

　淳化五年(994)，在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宋太宗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朕恭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应该说，太宗此言虽有自夸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实情，可是偏偏群臣听了不顺耳，不但无一人附和，宰相吕蒙正还大泼冷水：“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太宗闻言，“变色不语”。

　 仁宗时，枢密使杜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帝前。” 数十道诏书原封退给皇帝，皇帝竟然还嘉许：卿等如此守法甚好！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美)
上引这段话，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所说。很显然，这位经济学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时，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欧洲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近年来 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 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

　 宋代经济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农业飞跃。宋初因多年战乱，土地荒芜严重。经过宋朝“休养生息”政策的调整，宋代农田开垦大量增加。太祖开宝九年(976)垦田295万顷，到真宗天僖五年(1021)达到524万顷(据《文献通考》)，而且这还仅仅是按租赋得出的田亩数，其他“不出租赋的田亩有十之六七”(《会计录》)。意味深长的是，宋朝统治者对隐瞒的田亩基本上是睁只眼，闭只眼，象征性的查了几次都是不了了之。宋代农民以其独特智慧开垦圩田、山田、淤田、沙田、葑田等，并大量推广优良稻种、小麦、粟、黍、豆、茶叶、棉花、甘蔗等，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实现了，“一季两熟”，产量大为提高，每亩产量2石左右。两浙路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就可产米2-3石。而唐代亩产仅1．5石，汉代仅1石左右。生产分工趋细，出现了专门的桑农、茶农、棉农。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福建推广到长江流域，时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之说。宋代奖励农耕，兴修水利，积极推广新式农具，踏犁、秧马、水车、弯锄、铁耙等大量运用，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采冶业发达。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201处，英宗时增加到271处。史书上零星和不完全的记载表明，宋朝采冶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仁宗皇佑时，每年得金15000多两，银21．9万多两，铜510多万斤，铁724万斤。韶州岑水场，仁宗时开发铸钱，有工匠10多万人，规模之大，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巨无霸”企业。铸钱需用铅锡，于是产业链向下延伸，仁宗时年产铅9万多斤，锡33万斤。英宗时铅产量激增200万斤，铁锡增产100多万斤。神宗时，年产铜1400多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今天的研究表明，宋朝钢铁产量年均为15万吨(孙隆基《中国千年回顾》认为是125万吨，当不确)，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的1788年年产钢铁不过才7.6万吨。
纺织业兴旺。纺织业在宋代得到长足发展，不仅有官营和私营的大批作坊从事纺织，广大农村妇女也家家纺织布帛。其中尤以两浙、川蜀地区最为发达。开封设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之称。麻织业集中于成都府和广南西路，麻布产量远超唐代，印染技术也大大提高。南宋时通过赋税收上来的丝麻织品高达1000万匹以上。南宋棉织业突飞猛进，宋人发明了捍、弹、纺、织一条龙的棉纺工具，成为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棉纺织业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北宋时，一些地方已出现了以纺织为主的“机户”。仁宗时，一个梓州已经有几千家机户。
制瓷业鼎盛。宋朝制瓷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无论是瓷器生产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胜前代，甚至令后世望尘莫及。“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所产瓷器之精美绝伦的程度令人骇然惊叹。五大名窑的瓷器，今天已成为天价瓷器的代名词。随着制瓷业的发达，各地开始出现大批小型民窑，到南宋时进一步发展，瓷窑数量越来越多，产量也大增。近年来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大。如四川广元瓷窑铺遗址，堆积长250米。有的堆积广达20亩，高达20米。制瓷分工越来越细，景德镇“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景德镇、吉州、龙泉及广东、福建沿海成为重要的瓷器产地，并大量外销。中国在西方得名china(瓷器)，宋朝外销瓷器功不可没。

　　此外，宋朝造纸业、造船业、印刷业、兵工业、火器制造业等都蓬勃发展(在科技章另述)，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最繁荣的大城市(另章详述)……
　 一些历史的细节也许可以帮我们更深刻的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
北宋时，一位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宋朝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如林冲)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宝刀，“百金”是宋朝一户中人之产。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时不过32万贯。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法国学者、国际宋史研究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同为法国学者的迪艾那则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麦克尼尔认为宋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而美国人干脆赞誉北宋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伟大的宋朝，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相当富裕的水平
遥遥领先
于整个世界!

楼主你真样我感动，给给好评，加油。

　东京城内，商业活动活跃异常。唐朝时，长安城内居民有“坊市之别”，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仅限下午在东西两市进行。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别”。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冲击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虚设。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仁宗时，商业发展到坊市无法满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相当于今天的破墙开店)。从此东京城里再也不闻街鼓之声，再也无人遏制正常的夜间商业活动了。宋朝自京都到州县镇，同业的商户，都组成商行，入行的称行户。东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户。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此外还出现了“牙人”(经纪人)和中介机构，赊卖(信用担保)、便钱务(汇兑机构)、邸店(寄存)、质库(典当)行业都出现并迅速发展。史载，东京城内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壮观，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东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阳、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遂州、汉州，闽广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州县城市之外，镇市、草市星罗棋布。宋朝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较大的镇，商税收入可以超过县城。比镇市更小的草市数量更多，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栈等，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可发展成集镇。镇市、草市的活跃促进了城乡贸易与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州县为支撑，镇市、草市为补充的完整商业网络。宋朝政府通过收取商税和专卖收入从中获得丰厚回报。太宗时一年商税收入400万贯，仁宗时已超过2000万贯。专卖收入在太宗至道时就达1123万贯。二者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主体。

楼主乃我大宋忠臣！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有人认为，宋代是最休闲的王朝，宋朝一个小市民生活休闲的程度可能并不比今天的成都人差到哪里去。史载，东京城里到处是酒楼、饭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樊楼、杨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100多桌)。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戏曲、杂技、武术、摔交盛行不衰。夜晚全城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到处流光溢彩、笑语欢歌，诗人云：“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而当时除了宋朝，全世界城市的夜晚都是一片漆黑! 南宋时，更胜一筹，陆游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月明中。”临安城内，富丽堂皇，日夜酣歌。若干年后马可波罗到达杭州时，面对已经远非南宋盛况的景象仍然惊叹其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我国最幸福的朝代永远是明天

顶一个。

看中国89位有座位的帝王，前30 有很多都宋朝的皇帝，没有下30!

@勿丶矫饰

谁把我的文章乱贴

然而大宋没有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