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回忆录之一枝一叶总关情

一枝一叶总关情之中学时代的生活
一九六三年的夏季，我以7：1的成绩考上了淅川县第一中学。送通知书的是教我政治的杨老师。当时，天色已晚，他看家里无人，就沿着山路往上走，刚好我背着满满一背笼草靠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老师告诉我考上学的好消息后，我喜忧参半。他接过我的背笼，我们一块回到家。掌灯时分，当老师把这一好消息告诉我的伯、妈时，他们并不显得怎么兴奋，因为，我姐已经读初二了。老师已明白几分，他只惋惜地说了句：这孩子不上学太可惜了。然后，就走了。开学已经七天过去了，我痛苦极了。父母就不提去县城报名上学的事。我也不敢张口，也张不了口，因为当时家里确实困难，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到了第八天早上，我早早起床开门去割草，这时树上的喜鹊喳喳叫了。等我背着满满一背笼草回到家时，我的班主任石含琳老师已坐在我家。他虽然四十开外，但困苦的生活使他像五十多岁的老人。他治学严谨，是当时出了名的好老师。他送来了当时到中学报名的五元钱，说是教我的几个老师凑的，并告诉我，中学破例还收我这个没按时报到的学生。当接过钱的那一刻，我感动的热泪直淌。因为当时凑钱的老师都不富有，尤其历尽沧桑的石老师，他上有老下有小。当时，我就暗下决心，珍惜着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将来好报答帮我的好心人。我到了学校方知道，我的考试作文《我的家乡》是全县考生中最优秀的，并被抄写在学校的板报上。
到了中学，十三岁的我发奋学习，惜时如金，是各科老师眼中的好苗子。记得教我语文的杨全忠老师总把我写的作文、日记推荐给教三年级的杨联芳老师在她班里读。所以，每逢我们一年级的学生站着队去吃饭时，那些大姐姐们都喜欢我，摸摸我的头，搂搂我的脖子。可中学时代太苦。星期天走时，妈妈总给我蒸些红薯，还有“老鳖吸水”红薯面馍（在大铁锅里添一点水，将烫好的红薯面用手拍成圆圆的饼子，贴在锅的一圈。等锅里的水烧干了，馍就熟了）。所以到了学校，有时只啃点红薯或红薯面馍。冬天的红薯冰冷，吃后冷得直打颤，只好找点开水兑点辣椒喝下去取暖。天热时，红薯面馍第二天就长了白毛，掰开里面是很长的粘丝。吃得胃疼，口吐酸水，以致病倒得了胃病。中学时，从没用过钢笔写字，用的是三分钱两个的蘸笔尖用线捆在用扫帚棍削过的小竹竿上。墨水是三分钱一包的墨水粉儿用水和在瓶子里。即便这样，我的作业仍是作业展览中的精品。记得有一天，教二年级的胡老师叫我到他的住室去，胡老师送给我一支“金星”钢笔，我不要，老师硬是塞给我，说是奖给好学生的。可我还是觉得这笔不能要，因为他不是教我的老师，我又不是他班的学生。因为父母从小就教育我：饿死不做贼。不是自己的东西，是块金砖也不能捡。所以，第二天，我又隔着门缝把钢笔塞进胡老师的住室里去了。其实那时我梦寐以求的是拥有一支钢笔，而“金星”钢笔在当时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和工作人员才能用上。
还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都担着吃的东西和烧火做饭用的玉米杆去上学。当我们走到刘伙小河河滩上时，刚巧碰上小学时教我的也就是送通知书的杨老师。他顺手扯开我的口袋，看见里面的蒸红薯和红薯面馍时，很不好受，就顺手将五元钱塞了进去。当我们过了河，他才在对岸喊着说：你后面的口袋里有五元钱，不要吃那些东西了，买点饭吃。要知道，那时小学代课老师月工资也才15元。到了学校，我把五元钱装进妈妈绣的荷包里，荷包装在棉袄口袋里，准备下星期送还杨老师的。可第二天早晨醒来，荷包和钱都不见了。我哭得天昏地暗，五元钱对于我一个穷学生来说，那可是大数目，我哪有能力偿还呀。
在上中学的每个星期天，我总是小跑着赶回家，因为，赶回去，还要进山去接大山里砍柴的父亲，那时虽然才十四岁，但也能挑几十斤的东西了。父亲砍柴，总是挑两捆大的，两捆小的。每次接他时，我总用尖担插上那两捆小的。曾记得当时去的路线：翻过一座大山，从陡峭的山路下去，是一条小河，那河沟里的水很浅。河里的桥是一个个大石头摆在河上，人是从石头上跳着过河的。去接父亲时，我总是跑着去，因为我知道，我多往前赶一点路，早点接着父亲，他就少受点累。记得有一次，父亲刚把两小捆柴禾用尖担插好放到我肩上，天就变了，狂风大作，乌云密布，接着是电闪雷鸣。不一会儿，倾盆大雨瓢泼而下。我和父亲把鞋脱了，塞进柴捆里，赤着脚走在泥泞的路上。这时，狂风把柴挑刮得一上一下，我们只有用双手紧紧抱住担子，顺风而行。黄泥路太滑，我们用脚趾紧紧扣住地面，艰难地走着。由于风大雨大，我双手抱住担子，走得很慢。慢慢地，我与父亲拉开了距离。这时，刚好走到了“大贼子”这段路上，一道山梁足足有三里长的路程，没有人烟，很荒凉。平时，走到这里，总有人讲这段路上曾有个买盐的人，被强盗打死在这里，盐被抢走的事。所以，每逢担柴走过这里，心里总是惊惊的。加之，我害怕雷电，看着与我拉开距离的父亲，就更加害怕了。随着雷闪电鸣，汗水、雨水、泪水一块顺势而下，眼睛都难以睁开。我哭着大声喊：“伯、伯！”父亲听到了我的哭喊声，他知道我胆小，风雨中他无法放下担子等我，只有边走边喊着我的名字为我壮胆。因为只有听到我的应声，他才知道他的女儿一直跟在他的后边，平安无事。我只有听到父亲的呼唤，才不至于那么害怕，这声音为我壮胆，给我胆量。就这样，他一遍一遍地喊，我一遍一遍地应，直到走完了这一段山梁，到了有人烟的地方。那被雨水淋湿了的带叶子的花楝木柴禾担子越来越重，累得我眼冒金星，腰疼得像要断了一般，直不起来。后来，简直是抱着担子弯着腰回到家的。赶回家后，我病倒了，是雨淋，是惊吓，是过度劳累。时隔几十年的今天，每每想起，总是泪眼朦胧。至今回想起来雨中父亲那声声呼唤，仍清晰地响在耳边。想起这些，就想起为我们姊妹读书而担柴卖草的父亲。为了让我们姊妹读书，父亲什么都干过，给供销社拉过货、挑着担子卖过碗盆……尝尽了人间的苦，也受尽了人们的冷嘲热讽，因为那时供女儿读书的人很少。记得一次进山砍柴，山上一个大石头滚了下来，砸伤了父亲的腿，砍好的柴担不动，可父亲还是忍着剧痛，强忍着拄着两根粗杠子艰难地回到家。当我看到父亲蜡黄的脸和流着血的腿，我伤心地哭了。
回到学校，我和着眼泪写下了日记《砍柴的父亲》，老师们含着眼泪看完了我的日记后，到我家里家访。后来，我享受到国家每月4元的最高助学金，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真心感谢党，这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我这一生，最爱唱的歌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每每唱起时，总是泪水涟涟。今日回首，总觉得是老天眷顾苦命的我。这一生，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好人，包括党和祖国。他们扶持我度过了最最艰难的岁月。没有他们，我怎能有今天啊。这么多年来，“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是我的生活信条，而且教育着我的子孙后代，永做好人。这一生，我只所以无怨无悔地拼命工作，也源于此吧。我总觉得，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

一枝一叶总关情之谁解“古筝”味
二00九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又该外孙女的上小提琴课了。清晨，早早将她送到了武汉宝通寺前面的丁字桥站小提琴老师那儿。返回途中，悠扬、凄婉、缠绵的《高山流水遇知音》令我放缓匆匆的脚步，循声望去，这曲子是从马路对面传来。我被这优美的旋律陶醉了，身不由己的过了马路，看到廊下席地而坐的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手执小棒，娴熟的击打着自制粗糙已旧的扬琴。扬琴前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为儿求学，父沿街卖艺”的字样。不知是优美凄婉的曲子，还是淅淅沥沥伴有寒意的细雨，还是艺术的魅力，为纸上的字增添了几分悲凉，多人解囊。不知怎的，我心很酸，泪水盈眶，放了钱。走了好远，仍能听见身后凄美、如泣如诉如悲如啼的曲子。我真的受到了艺术的熏陶。时至今日，那位男子如痴如醉娴熟的挥舞的小棒不时展现在我眼前，那虽已破旧的扬琴发出的优美乐声时常响在耳畔。也就是这一幕，激起我对艺术的追求与向往。我常想：这一生，我若能拥有一样乐器，而且能随时娴熟地奏出我的心曲，那该多好啊。
从那以后，无论是接送孩子的路上，还是到菜市场买菜的途中，我时常留心音乐之声，一听到美妙的乐声就放慢匆匆的脚步，洗耳倾听。凡看到乐器店就要进去光顾一番，咨询一些有关音乐乐器的知识。我喜欢听琵琶、笛子、二胡、古筝等民乐之声的意境和美妙，也欣赏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之音的旋律与节奏。可最终还是选中了民乐古筝那筝筝的柔美之声。因为，钢琴和小提琴素有西洋乐里“王”与“后”的美称，但我总觉得它们对于我这六十多岁的人有点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尤其是小提琴音色虽然优美，但要体现手腕的柔韧度，把位、音准等不好把握，尤其是高把位的音准，发毫之差就影响演奏的效果。对于老胳膊老腿的人是有难度的。很想学二胡，但看似简单的两根弦，也是发毫之差关系到音准的准确性，它同小提琴一样有高把位、高难度。加之又听人讲：“五月琵琶，八月筝，一把二胡拉断弓。”琵琶虽高雅，易学，可总想起“犹抱琵琶半遮面”来，感觉它与“窈窕淑女”相联系，主观认为，它与耄耋老人之间永远是个≠号。所以最终选择了古筝，自认为，古筝音色优美，古朴典雅，且主要是练手指的灵活度与双手的协调性，老人学古筝手指和双手协调还可延缓大脑衰老。这样，学古筝一举两得，既可以自娱自乐，陶冶情操，又可以健身，预防老年痴呆。
坚定了信念之后，我想得到家人的支持和认同。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老伴后，他感到有点滑稽。觉得这么大年纪的人学乐器有点可笑。但当他看到我很认真很执着的态度，明确表态“支持”。随之，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女儿，女儿当即表示非常支持。因为知母莫若女，她知道她妈妈这一生从不讲大话、空话。且不说“一言九鼎”、“掷地有声”这些词，起码她还知道，妈妈这一生一直例行“言必行、行必果”。妈妈这一生会因一个小小的承诺而付出很大代价，也曾给人一个承诺而付出艰辛。况且，妈妈是个闲不住的人，稍有闲暇就思念家乡，思念老家的儿女，会思念家中的小孙女。学古筝起码能空中有补吧。七岁的外孙女听说我要学古筝，拍手称快：“这下我有知音喽！”因五岁就开始学小提琴的她，甘苦皆知。有了他们的支持，我的信心倍增。
从此，我踏上了漫漫的求知征程。而且这征程上洒满了我辛勤的汗水，但也因此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幸福与欢乐。

一九七九年，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他转业到县公安局的秘书股当秘书。记得那天，我们的全部“家当”——两个用破竹板和窄木条订的筐架子，里面装着用旧军被包着两个江苏宜兴烧制的古色古香的大坛子；一个黑色樟木箱子；一个江南特产，用竹子做的竹厨；还有两把大竹椅和三大纸箱书——搬进公安局大院中间的一排不到十四平米的屋前，（那时，公安局干警是寝办合一，隔壁、对门都是各个股室的办公室。）人们都围过来看热闹。我和孩子们站在门口的小树下。这时，有窃窃私语声：“这哪像个转业干部的家当？”“看来是个不会事的人。”“他大概是个大头兵吧？”“嗯，猪八戒背个烂箱子，货不行，人还可以。”“看户政股转业回来的那个，人家铮亮的大柜子、小柜子，家当可多了。”“还有一家，人家的家具齐全不说，连部队的铝盆、瓷碗都带回来了。”看着这些笑眯眯围着家当看，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心想，他们哪知道——
他当时在部队是正连职，若不是那句公道话，马上就是副营职了。一次党代会间休时，营长对他们十几个正连说：“教导员这个人哪，胆小、怕事，愚不可及……”这时精明的营长又开始对教导员的口诛笔伐了。人们都静静地听着，尔后沉默不语。而唯独他说：“教导员这个人很有才华，正直诚实，不过……”还没等他往下说，营长接过话茬大声说：“噢，教导员这个人哪，很有本事，了不起！”人们都吃惊地望着他，他心一颤，感知自己触犯了不该触犯的人，说了不该说的大实话。一年前，人们还私下议论提副营有他。（因为他历年所带的连队一直是先进连队，马上就要提副营了。）可一年后，他一贬回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