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未见，嘚瑟一下

继续

邓丽君，这一文化符号，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台湾现象，正如“台湾奇迹”所呈现的——台湾经济腾飞、政治改良一起构成上世纪70、80年代的集体记忆，而邓丽君的音乐形式，便是时代的伴随品。

然而，人们似乎在意的只是这一现象的特殊性。例如，台湾缘何有奇迹？台湾缘何能出邓丽君？它所走的路与大陆的几十年大相径庭，这种差异，是历史、地缘、政治，还是其他因素所致？其实，大概都有。中国古代自有春秋笔录，既有相似的人，亦有相似的史。1949，两岸走过的路，或许可通过回顾比那更相当久远的历史，寻到相若的身影。

借楼主的贴做做广告，征合唱《铁血丹心》，这个是只有男声版的http://play.banshenggua.cn/kg/php/playv2.php?aichang=BAIHF1VWX1NUTVYBFkVLEgRTAAELDw%3D%3D&market=appstore&duid=0728be94fd2002691a05c888b68cfdee&os=ios&ver=ios_4.0.1

楼主你当心了，我上次把君同孔子并列还没提”无敌”两字就被某ID投诉以招黑为名端楼了。小心爱拍拍你

汉唐之世，中国人呈现给世界的，是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西汉经营西域，大唐远征波斯，无不透着汉人不畏苦、不服输的开创气格。这是因为，汉唐承隋秦前的大分裂而来，故中国人珍惜所来的不易，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与此相对，历史上的几次“衣冠南渡”，恰是因为汉人享国日久，见惯了荣华富贵，思想停滞了，保守了，安土重迁了，直到被人撵走，才缓过神，却已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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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有以上的影子，却还又点不同。南渡的一方，一直自诩为正统，努力把自己塑造得比汉唐更中国。甚至相对于东晋、南朝那颓废却又赖以证明华夏正统身份的士风，或是南宋理学大家孤芳自赏的态度，去往台湾的中国人，不但没有沾染，反而尽力地避免，他们端持的是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以及齐桓公勿忘在莒的操守。

1949，南渡的中国人，除了政府官员，相当一部分是平民、士兵，当然包括学生、学者，我们权称作读书人吧。

其实，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除了夏商西周，可以勉强称为贵族社会，剩下的两千七百多年，完全是士人社会。之所以这么说，可通过政府组织结构得到验证。春秋诸王称霸，仰赖德才兼备的卿大夫，而卿大夫，又仰赖聘请家臣，如孔子弟子冉有、季路，皆为鲁国季孙氏宰臣。战国以后，游士居多，张禄、不韦相秦，乐毅相燕、惠施相魏，甚至孟子、庄子游说诸侯，皆是明证。秦汉后，选拔人才更加制度化，两汉有孝廉、察举，魏晋有九品中正，隋唐之后，科举取士，人才不分门第，无分贵贱，有德有才者，皆可做官。因此，中国进入秦汉，本无世袭的贵族，朝代可兴替，然而读书人的仕进门路，却多数时候没有被堵死（元朝98年间有些例外）。

赶上直播
了？？？
~•~•~ 发自 小路 的 Lumia 820
@豌豆荚吧

因此，民国史上一大奇观出现了：在朝（或半朝半野）的胡适、蔡元培、梅贻琦、傅斯年、吴国桢等等是政府的诤友，而在野的如闻一多、张君劢、沈钧儒等，却得不到伸展的机会，于是他们成为反政府武装的第三方势力。这对国民党大陆后期的政治，产生极坏的影响。

1949，大陆这一边，似乎也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坐标。东晋之末，侯景占据建康，诛杀司马旧臣，百姓羸弱日久，不肯赈放一米一粮，江南十万户州郡，十室九空，路途皆是白骨。唐末五代，朱温起于盗贼，既得志，诛剪除唐臣、文吏，鞭笞天下，洛阳遂空。

今日到此，有时间再更新。

看完了

只是，中国史上所有的改制，无不有托古这一必经之途。无论孔子、王莽、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皆是这样。然而，改制之顺时与否，尚要看实施的人道德如何，有无私心。倘若皆像周公、孔子，那自是极好。只是，古来之改革，十之六七皆因权和利而来。北宋熙宁变法，王安石为求速效，既激且急，用人失察，不惜营私结党，于国于民实为大害。

古来治国，皆效法三代之世，以不能尽力为耻，此万古不变之理。既有遗弃，则自新政权始。此1949，两岸迥途之发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