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喂百度

看一下不同的想法嘿嘿 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坚信，还有谁会信 只在坚信方面来说，不管对错，我都觉得很历害的嘿嘿 汉语汉字的起源——“语言先于文字”之误 　 　　本文穷语言文字之始，阐明汉语汉字的起源以及一些有关的基本概念，都希望读者认真质疑和推敲。笔者认为，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我国这一个世纪以来的语言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要么本文所述纯属杜撰，要么我国的语言学界要认真反思以往的所作所为。由于他们过分的躁动，几乎把语言学推向伪科学的边缘。他们糟蹋的几乎是几代学人。 　　本文所说的语言文字均指汉语汉字。 二、语言的界定 雨立先生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句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有语言不一定有文字，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只有‘语言中有而文字中没有’的现象，而不存在‘文字中有而语言中没有’的现象；文字对应于语言中的基本单位；文字的教学建立在语言教学的基础上；文字的教学对应于语言的教学。这些都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几乎被所有人所接受。”我相信雨立先生的这些高论，在语言学界确实很流行，也确实被许多人当作“常识”接受。问题在于人们忽略了这里的概念被偷换了——声音=语言。比如说在远古，人类还没有文字那个时代，是否已经有了语言？那时的人们使用的是互相听不懂的声音，不是语言。语言是人们利用声音的不断变化，系统地传递信息的东西。而声音，只是人们用听觉接收的音响。上古时代人们利用声音作为信号引起对方注意，可以达到某种传递信息的目的。这也不能称为语言。那只是一种载有模糊信息的听觉信号。在人类还没有语言的那个时代，人们用声音来传递信息，或表示情感，就像现在的许多群居动物。“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此说是以会不会语言，来划分人与其他动物的界限。我们不能把现在那些群居动物使用声音来沟通信息的行为称为语言，否则，人与其他动物就很难区分了。 然而，现在许多动物行为的研究者都认为动物也有它们的语言，有的甚至说连植物也有语言，该怎么说？这样，我们就得给人类的语言加以界定。动物的语言只能表达某些简单的情感，例如求爱的信息，或惊恐时的喊叫；而人类则能使用语言系统地传递任何信息。人类在动物界，论气力，论速度，都远不如某些动物，却能够战胜它们，从动物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拥有了能系统地传递信息的语言。语言使人类把个体的力量，转化凝集为群体的力量。这就是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远古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是不是就拥有了口头语言系统？当然不是。那时的人类与其他动物基本无异。但是，却能利用声音和其他动作沟通信息而互相帮助。现在我们还要把“语言先于文字”这句话里的“语言”加以界定。因为，语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一切语言系统，例如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哑语、旗语、体语……等等，或连动物、植物等沟通信息的某些行为。“语言先于文字”者所说的“语言”，则是单指口头语言。我们也应该给口头语言来一个明确的定义：以声音的变化来传递信息的系统。 　 三、“语言先于文字”的逻辑错误 上一节已经介绍过“语言先于文字”的论证，听起来确实有点像“人人皆知的常识”。不过我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发觉这些“常识”，里面竟然有中小学生都可以区分的逻辑错误。例如： （一）“有……没有”能证明“先……后”、“第一性、第二性””吗？当然不能。“有”与“没有”是空间的问题，“先”与“后”是时间的问题；“第一性”与“第二性”则属于孰轻孰重的问题。例如说：甲地产A，乙地产B，甲地的人说：“我这里有A没有B，所以我认为先有A后有B；A是第一性的，B是第二性的。”这道理能成立吗？这种不能等同而论的东西摆在一起，被当作“常识”普遍传播，该是一种什么现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追究其原因，无非是说语言比文字重要。我们在前面说过，没有语言，人类就不能从动物中脱颖而出，语言当然重要；没有文字，人类就记录不了历史的信息，就没有文化的积累，就推进不了文明，文字不是也很重要吗？至于它们孰轻孰重，不应该进行比较。勉强进行比较的目的就是要把汉字改革成“汉语拼音文字”。

语言学家把拼音文字的定义移植到我国，不加任何修正，就用到汉字头上，实在太不合适。索绪尔说：“对汉人来说，表义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表义字”的意思就是说“字”是“表义”的，不是记录语言的。我认为，文字是传递和记录信息的书面符号。这个定义，不仅可用于汉字，也可用于拼音文字。 我认为在文字的定义里引进“信息”这个概念后，就可以再引进“软件”和“硬件”这两个概念。文字作为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工具,其性质相当于“软件”，它必须依凭“硬件”才能发挥作用。所谓“硬件”，就是纸、笔、印刷机械等。返观古代的中国人，用刻刀在竹片上刻字，使用的是篆书；后来有了纸张和毛笔，篆书就被隶书取代。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宋体字就发展起来。历史的经验证明：作为记录和传递信息的“硬件”变革，必然引来“软件”的变革。计算机的出现，是“硬件”的变革。它不仅能够取代纸、笔、墨，还能够取代印刷机；汉字编码把整字拆分为部件，就是“软件”变革的具体体现。所以，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不如说“文字是传递和记录信息的书面符号”更为妥帖。 社会的发展无不与信息传输的速度有关。“信息”，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收者预先不知道的。”按上面的解释，我们理解：信息就是知识，是还没有知道的知识。知识的动态叫做信息，信息的静态叫做知识。用书面符号传送（即传递）的是信息（动态知识），不是语言；用书面符号记录的是知识（静态信息），不是语言。其中的语言是作为运载的工具用的。这当然是从信息应用的角度来说的，并不是绝对真理。反过来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讲“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也没有什么大错。所谓的“没有大错”，是指它必须局限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行不通了。现在错的是我国的语言学家的一种态度，即把它当作唯一的解释，唯一的真理。我发现我国语言学家的研究，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广时空观。笔者已发表的《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与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可为参考。有兴趣者，请阅《现代教育理论研究》（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编，香港联合科技出版社，2002年9月）。 文字虽分形、音、义三个方面，但是，它们不是并列的。以“记录语言”的理念理解，字形的效用是表达字音的。即字形是外壳，字音是内核了。我认为，既然“字”是“表义”的，“表”即记录、交换、传递，“义”即是信息。义当然是字的内核（核心、本质）；形和音是表达义的，自然都是字的外壳。汉字以其字形传递信息，亦即以字形“表义”。 　 十、结束语 如前所述，语言文字是为传递信息的目的服务的。只要它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人们就不会再花费脑筋去创造不需要的文字和语言。我认为汉语言的单音节性不能改变是因为受汉字的单音节的影响。现代人使用的都是多音节的词汇，中国人则使用单音节的字来拼合多音节的词汇。这是因为古代我们的语言还处于单音词的阶段时，汉字的造字（词）系统已经完善了，人们就不需要在多音词到来后再创造新的多音节词，而是用单音节的字拼造出新的多音词词汇。汉语的单音节性之所以无法改变，皆是因为汉字的造字法是一个完善的造字（词）系统。这样的造字（词）法完善无比，汉民族才不会废弃汉字而采用拼音文字。汉字的造字造词系统不需要用改变音节或增加音节的方法创造新字或新词，因此，汉字才不会变成拼音文字。 《汉字文化》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统计：“在次常用字及常用字中，字数与音节之间的比值明显递减。如按累计使用频率97.54%，96.18%，90.06%，74.17%，40.03%，统计3500，2500, 1200，500，100个汉字，其字数与音节之比（字数／音节）依次为8.93，6.49．4.90，3.155，2..15，1.15。上述比值与统计字数的相关曲线呈现为近于直线下降。……反之当统计到8000字时，字数与音节数之比则达到19.23。以后因汉字音节总数不再增加，故字数增加与同音节比值必呈正比上升趋势。”（《试论文字高于语言》载《汉字文化》1991年第一期13～17页）这说明口语的音在常用字区还可以区别，但人类思维发展越来越复杂后，语音的表达性能就不行了：同音字多起来了。汉字可以用字形进行区别，比之西方用拉长音节，或使用复杂的语法增加区别度方便得多了。这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有局限（只能在拼音文字中使用），并由此引伸出来的教义就更有问题。

毕可生先生来信说得对：“没有文字的语言是简单而不带复杂思想的。我从根本上就不同意用‘语言’二字概括人类一切信息和思维表述的符号。大百科所有能成“学”的各卷均以‘学’为名，而‘语言学’，该卷只能以《语言文字卷》标名。这次通用语文法也始终不提‘语言’，或以‘语言’总括语言和文字。而明确使用‘语言和文字’或简称‘语文’。所以，我认为对‘语言’和‘文字’的名词界定，只能以中国传统解释或西方的传统解释为依据，而不宜使用西方‘语言学’兴起之后对‘语言’那个大而无当，称霸信息领域的解释。应该说，‘语言就是人类社会的声听信息符号（笔者认为此处要改为信号系统，书面语言才可说是符号）’；‘文字是人类社会的视觉书面信息符号’。”毕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分部副主编，他正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和文字的。我觉得他的意见也不失为一种可参考的意见。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语言的应用对象是社会，没有社会应用，也就没有语言。语言学要成为科学，就应该有个多视角，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这样的视角。 我在上面给语言学家们讲的这些意见 ，只是给流行在语言学界的讲法一个堵漏补缺建议，不是完全的赞同或参与。我的意思是，你们要想搞一门“学”，你们的系统不能支离破碎，总得自圆其说。现在看起来还没有搞成一个完整的样子，能不能成为“学”，疑问还很多，就搞唯我科学了，就联名大反“伪科学”，于学术的发展极为不利。 　 后记 1999年第四期的《汉字文化》发表了我的《〈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一文后，2000年3月7日，《中国教育报》在语言文字栏发表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雨立先生的批驳文章，题名为《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阅后，使我觉得我国的语文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把许多错误的东西当作常识来宣传，来普及。 我是汉字编码基础理论的研究者。我认为所谓汉字编码，汉字是主体，编码是客体。因此，它的研究应属于语文界。但我觉得语文界并不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又把持着这些研究，讲了许多外行话。这使我对这个“界”不得不产生一些不满。于是我又开始研究汉字、汉字改革、汉字文化和汉字文化人。基于这些研究，使我有了很多的新的想法。我本早就想写汉字的起源，但为个人水平所限，无从起笔。刚巧雨立先生给了我一个引头，才引出了这篇文章。因此，我认为争鸣确实是件好事。现在有一些人害怕争鸣，不敢刊登学术争论的文章，看到不同意见，就一哄而起，打算扼而杀之。这对学术发展毫无好处。2001年11月的《书屋》的《书屋絮语》中有几句说得很好：“杂志向来鼓励学术争鸣，不同观点的文章既可同时亮相，又可先后登场。此种争鸣，非但有助于究明学理，抑且能增加文坛掌故，何乐而不为？”“学术争鸣出于‘不得不争’。换句话说，争鸣要围绕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而展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可不必理会了；且动笔之前，也最好将他人的作品在心中反复沉淀几次，以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将创造性见解当作昏言乱语来批判，这种事情在文坛上发生过不少，说来不免痛心。在学术史上，人们倾向于把强使他人接受自己观点当作再好不过的事情，只有通过长期的博奕才能使各方相对妥协下来，愿意接受对方提供的好处。因此，平等的发表意见便格外重要。”我国拉拼派控制的语文学术杂志，应该学习《书屋》杂志的这种气度。当此之时，只有通过争鸣，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汉语言学。1957年文字改革学术座谈会上那些是不是就给人扣“反对文字改革”帽子的学阀式作风，时时显现于现在的一些语文学术文章中。虽然其语气和方法都已经缓和得多了，但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客观环境的原因，非为主观变化。过去那种传统的思想方法，仍然在这些文章中闪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自毁。 雨立先生在上海语文学会网站中写道：“有句话说，一个白痴提出的问题，一百个哲学家也回答不了。我想说的是，一个小学生和教授对话，肯定能把教授给噎住了。”上海语文学会网站出现这样的学术文章，也算是语文研究？学术荣誉和尊严哪里去了？这样的语言就不是学术切磋，而是“骂街”。上海语文学会对这样的文章不加制止，实际是把自己的脸面丢光，是谓之斯文扫地了。

三峡夷陵西北龙凤山发现我国最早原始文字“鸟文” 　2006-1-5 湖北 近日，获悉在三峡夷陵西北龙凤山发现了比甲骨文还要早几千年的我国最古老的图画文字。目前，有关专家正在研究考察论证。 龙凤山，地处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聂家河、东垭两村交界处，山顶海拔高度800余米，山上现残存有夔人古寨2处，石屋80余间，古道观---“朝阳观”一座。 　　 三峡夷陵西北龙凤山有大量古物古器上遗存奇特字符，数量惊人，这种奇特字符考古专家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鸟文”，“鸟文”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万年左右。中国古文研究专家陈文福教授介绍，这种“鸟文数字”比“阿拉数字”还要早1000-2000年，该文源远流长，曾被广泛应用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其中包括道教、佛教、中药学、民间艺人、民间匠人、民间巫术等）。而今三峡地区发现这种珍奇“鸟文”，对研究三峡地区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三峡地区图画符号是我国原始文字，有许多象形与抽象符号已具备了古老文字的要素，据《史记·黄帝本纪》记载，“鸟文”是中国古代轩辕黄帝“观鸟迹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鸟文数字”是古人渔猎时创造的记数数字，“鸟文”是记载日常生活事件的文字，然后才逐渐演化出古代象形文字。

好了这是汉字起源部分的存档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