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重庆谈判时那些文人和太祖和词写的沁园春》这个贴子，想起了老老王在《城管无敌番外篇》里写的“民国范”了（现在老老王正好写到民国篇，有兴趣的去起点看吧）。《城管无敌》在众多穿越小说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神作！尤其是火烧东京和伦敦政变这两篇，看着确实过瘾！作者还是很有些思想的，他的番外篇估计好多人都看过，我就再当一把搬运工吧！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灭零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电灯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甚至就连普通的金属制品，在当时也是相当昂贵的东西——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刚刚够造北京奥运村那个鸟巢。因此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子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高，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枪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很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子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花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此外，由于东北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故而与关内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不同，东北的粮食生产在近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商品率，不但粮食自给不是问题，东北的商品粮还大量的输出到关内和国外，而东北大豆更是享誉世界，让迁移至此的关内百姓迅速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
　　接下来，东北的工商业也依托着商品化农业逐步建立了起来，虽然早期只是搞了一些磨面粉和榨油的小作坊，不如内地的洋务运动那么气魄宏大，但由于资金充裕和环境相对稳定的缘故，东北的民族工商业在民国前期发展得相当迅速。截止到“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以及一个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建立起了全国最大的面粉、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不仅能够与长江流域的工业城市相抗衡，甚至还对日本的商品倾销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张作霖在1918年接任东北三省巡阅使之后，东北三省内部一直保持着相对和平的环境。虽然有过郭松龄叛乱、中东路事件等几次短暂的战乱，但持续时间不长，造成的破坏也不算很大。至于比较激烈的两次直奉战争，基本上都是在山海关内作战。跟战火连天的中原地区相比，东北这边已经称得上是很太平了。
　　所以，在民国前期的东北地区，虽然同样有着官府的压榨，土匪的肆虐，但那些闯关东的中原移民们，还是一头扎进了这个充满了希望的新天地。他们淘金、种田、经营饭馆、搞货栈、跑马帮、开煤矿，为了过上富裕生活而不懈地努力，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家致富，但至少混上一碗饭吃还是比较容易的。
　　当时的东北三省，是全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甚至略微高于同期的日本（当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老百姓之中，日本人绝对是过得最惨的）。而沈阳和哈尔滨的繁华程度，也不亚于上海和天津。
　　然而，这一切欣欣向荣的景象，都随着“九一八”事变的枪声，而被彻底地改变了。
——因为，日本人也早已盯上了这片富饶而又广袤的黑土地。

还有另一位大城市里的东北老人则回忆说：“……那时日寇把中国人列为三等国民，处处都受压迫受欺辱。我们中国人种的大米不许中国人吃，只许日本人吃。中国人只能吃日本人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橡子面，不许吃大米。谁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就要抓起来送到警察署给灌凉水，过电上刑罚。中国人吃大米了，就把中国人抓来，脸朝天的，脑袋搭拉着绑在一个长条木头板凳上，用洋铁壶嘴往嘴和鼻子里倒水，呛的人都喘不上气来。要有不服气的反抗的，就给绑在椅子上，用110伏的电线接触在中国人身上，让你酸痛麻木，全身突突被电打得昏厥过去。”
　　根据伪满洲国的统计资料，仅在该法案执行的第一年，就有31万东北人因为违法吃大米白面而被捕，占到总人口的1%。而这些“经济犯”的下场，多半都是被押送到各处矿山当劳工，最后进了万人坑……
　　最开始的时候，伪满洲国给中国人规定的口粮配给，是城市里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若干杂豆，乡下农民每人每月可留
粗粮
30斤（各地稍有不同），虽然伙食粗粝，但尚可勉强果腹。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配给标准下降得非常迅速。据1943年的伪满《经济情报》所载，从1942年起，伪满境内中国人的粮食配给量几乎是每月都在递减，1943年2月份的配给已减到18斤，4月份又减为10斤，5月份在10斤粗粮的配给中掺进7斤发霉的玉米面。小孩的配给更是仅有每月4斤。
　　到了最后几年，随着战局的日益不利，日军不断加大搜刮粮食的力度。伪满洲国的粮食供应日益恶化，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开始吃起了高粱米。至于中国人，更是只能吃由玉米、小米、榆树籽和锯末做出来的“混合面”，以及由橡实制成的“橡子面”，这种橡子面吃多了就会大便硬结，让人拉不出屎、痛苦难耐。
　　然而，就连如此粗劣的食物，也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才能买到——当时的各个粮谷配售点，经常会没有粮食可以出售。有时市民们排了很长的队，站了很长时间，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粮”的牌子。
　　伪满政府配给的粮食是如此的匮乏，而且还有很多丧失劳动力的人，根本没办法得到配给，因此一些家庭常常断粮，只好以树叶、树皮、米糠和野菜充饥。由于营养匮乏，东北人民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各类疾病泛滥成灾。连伪满官员都普遍是一副营养不良，面带菜色的模样……对比起当年张大帅的治下，连长工都能偶尔吃顿肉的景象，实在是不能不让东北人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

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