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纸质版相比，没有图片，其他都一样。

　　天使在人间 　　作者：肖恩•赫本•费雷 　　序一 心底的秘密 　　自从奥黛丽•凯瑟琳•赫本－鲁斯顿离开我们之后，我就一直在斟酌如何写这篇序言，到现在将近9年了。她是我的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1993年1月21日，在她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构思写这本书。然而，大约4年之后我才在纸上写下第一个字。 　　万事开头难，当我开始动笔之后，真正的写作大约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书总是这样，时间大多都花费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上了。不管早晚，每个人总会有一天将失去他的父母，现在我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人在这样的心情下都会有很多感触和回忆，也都可以写出一本感人的书。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我这一生撰写的惟一一本书。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记载下那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往日的那些记忆重新涌进我的脑海。 　　序二 亲吻她的脸颊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平凡女孩的传奇星路的故事。不懈的努力加上一点点幸运，她的天赋终于被发现，在一大群有才华的演员、编剧和导演帮助下，她最终取得成功。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美人独门美丽的故事。她总觉得自己太瘦，总嫌自己鼻子不够挺直，脚也太大了，然而她的平底鞋、三分袖、紧束腰身、立领套头毛衫、夸张黑色太阳镜……使她总处于时代的焦点，成为时尚界的象征人物。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有过两次失败婚姻的女人的故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她始终无法治愈幼年留下的创伤，这种创伤给她一生的婚姻生活都蒙上了阴影。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热爱家庭、热爱孩子的母亲的故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她的家庭保持完整，她热爱她的狗、她的花园、她的番茄汁意大利面、还有她的丈夫和孩子们。 　　这是一个平凡、简单、真实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太简单了。 　　如果一本书中没有那些震惊社会的丑闻或者耸人听闻的秘密，怎么能够称之为“好莱坞式的自传”，又怎么会有销路？巴里•帕里斯是母亲生前最后一位传记作者，可能也是最负责的，他在前言中写道：“对传记作者来说，奥黛丽•赫本是一个梦想，同时又是一个噩梦。没有哪个电影演员像她这般令人尊敬，自身充满灵感，又能够激发身边的人。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和她在银幕下的善举都无与伦比。她与人为善，每个人都爱戴她，从没有人说过她一句坏话。她做过的最恶劣的事情，也许是在1964年的奥斯卡颁奖晚会上，她忘记提及帕德里夏•尼尔。她没有留下骇人的秘密，媒体从来也没有机会曝光她的丑闻。在她和蔼、热情的外表下，是一颗更加和蔼、热情的心。” 　　母亲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出自传的打算，另一个原因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不愿意将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其他人面前。她是如此的低调、不愿意出风头，因此她会把那些辉煌的时刻都忽略掉，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如此的平淡无奇、如此的显而易见、如此的无足轻重。她会不由自主地跳过那些在别人眼中非常精彩的情节，然而就是在那些简单的细节中，蕴含着她生活的秘密。 　　除了看巴里•帕里斯为母亲写的某些章节的时候我能为她的翔实记述感到高兴以外，我不得不说，目前市面上关于我母亲的多部传记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值得一读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巴里的作品中有两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情节应该加以修改，因为这些情节并不确切。虽然这并不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错误，但是证明了一些作者并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就杜撰出某些情节，而另一些作者则偏听偏信地以讹传讹。

　　如今，这些细节更加令我有一种冲动，因为那些围绕在你身旁、关注你一举一动的人们并不是受到某些时尚杂志的“蛊惑”，而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喜爱你，这一点太特别了。你绝对配得上这样的荣誉，这不仅仅是因为你辉煌的电影生涯，更因为你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表现出来的崇高人格。 　　这确实很不同寻常，而作为你的朋友，对此我不仅仅是感动那么简单，甚至还会为你赢得的媒体关注而沾沾自喜。其实这些感受我以前都告诉过你，并没有新内容。我清楚地记得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的一次颁奖典礼，那一次，人们对你的喜爱和崇拜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尽管你只是作为嘉宾参加了这次典礼，并没有刻意的打扮或者举动来吸引他们的目光，但是却抢走了所有主角的光芒。对那些喜爱你、崇拜你的人来说，这是证明你美丽的最佳案例。 　　我写下了这些我认为自己必须说出来的话，我希望可以以此来说服你，让你有机会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该写一本书，而不是毫不犹豫地拒绝我的建议。 　　首先，与往常你为杂志撰写的那些文章一样，Vanity Fair也非常出色。我询问过我的好朋友蒂纳•布朗那一期的杂志卖得如何，她告诉我说销量要好过以往任何一期。人们购买它是因为他们喜欢封面上那张美丽的脸，而我，对于杂志内其他你的照片同样非常喜欢。那篇文章本身也非常出色，甚至可以成为你新书中三分之一的内容。如果你能够从中选出一些你没有过多谈论的细节，适当地延长篇幅，那么实际上你的新书就已经显露雏形了。当然，毫无理由地要求你强迫自己将文章增加到不切当的长度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那篇文章的思想和内容已经可以决定你新书的风格。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没有人希望你写出一本与那篇文章完全不同的书，刻意的改变是多余的。我们不需要你在书中去谈论、评价他人，只需要你和那篇文章一样，平实地描绘你自己，因为要求新书和那篇文章不同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惟一的不同是，这本书能够为你带来大约30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而那篇文章是免费的。事实上，你可以用这笔钱建立一个你自己的慈善基金，或者把它当作献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礼物，我知道这对你很重要。总之，这可以在好几个方面对你都有所帮助。 　　我曾经阅读过几本关于你的书，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堆砌你的事业成就，毫无新意。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把你所有的讲话、所有的事迹都糅合在一起，做成一本普通的书。我们可以采访其他人，让他们来描述对你的感受，来观察你作为一个演员、一个母亲、一名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一名其他演员心目中的偶像的一举一动。在很多领域中，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代表，通过别人的角度来描述你，可以使你避免用第一人称来写自己，而这正是你最排斥的。让其他人说，然后把这些采访整合在一起，用这种方式出版一本新书应该不会让你感到局促不安。然而归根结底，这还是一本根源于你的书，只不过通过别人的角度来完成它，在书里面，别人对你的看法要比你对自己的看法更多更重要。就像Vanity Fair一样，我得承认那位作者非常有智慧，他成功地抓住了你最吸引人的地方。

　　第一章 遗失的爱 　　出生 　　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如果将来我要写自传，开头会是这样: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六周后，我告别人世。” 　　奥黛丽出生后六周患上了严重的百日咳，她的母亲，艾拉•凡•赫姆斯特拉，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精神疗治者。她相信上帝比医生更仁慈更万能。因此她没有带奥黛丽去看医生，而是在家中虔诚地祈祷。不幸的是，上帝似乎没有听到她的祷告，奥黛丽的状况越来越糟糕。 　　在几次剧烈的咳喘后，小奥黛丽柔弱的身子终于禁受不住折磨，没有了呼吸。 　　“后来呢？”每次小奥黛丽听母亲讲到这儿都忍不住会问。虽然关于那个婴儿的命运，她已经听过无数遍。艾拉会有些厌烦，但是禁不住奥黛丽的百般恳求，又会把那个故事的结局重复一遍：奥黛丽的小身子逐渐发紫，艾拉拼命地拍打她的屁股，奇迹发生了，小奥黛丽醒了过来，没过多久，呼吸也顺畅了。 　　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依靠任何药物，没有医生的救助，小奥黛丽活了下来。艾拉坚信是她的虔诚感动了上帝。 　　除了这件事，母亲觉得自己生活平淡，不值得一写。母亲不善言辞，讲话也尽量简洁，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说话方式：谨慎、严肃、简洁、直白，让人觉得枯燥无味。祖母艾拉就经常批评母亲：“你呀，可真是个无趣的人！” 　　母亲并不是真正的无趣，只是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她所热爱的事业—她是一个好演员、好母亲，还是一个伟大的亲善大使。 　　二战 　　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人找上门来，鼓动母亲写自传，开出诱人的条件，允诺可以写她想写的任何话题。大多时候是经纪人艾文•拉纳，但是他们每次都被母亲拒绝了。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母亲经常会受邀参加一些电视访谈节目，在节目中被问及有关她的电影或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话题。在这些节目里，她可以畅谈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感受。那些关于童年和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动机的问题总会让她回想起二战时期她的家庭和朋友所遭受的苦难生活。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和平、自由和民主，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她告诉我们她的哥哥是如何吃下狗粮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吃。其他人吃郁金香的鳞茎，因为没有蔬菜。当时的面包都是绿色的，因为没有可以磨成面粉的小麦，只能用豌豆粉来制作面包。有时候我的母亲需要一整天都躺在床上，通过看书来忘记阵阵袭来的饥饿。 　　她一直清楚地记得德国军队占领荷兰小城阿纳姆的情景，那种恐惧成为了笼罩她整个童年时代的阴影，因为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在那里度过。直到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他们才搬到了位于郊区的外祖父家。 　　她的外祖父曾经是阿纳姆市的市长，不过在那个年代，市长只是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获得更多的财富。当大轰炸开始后，他们发现这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周围的农民非常热情，愿意拿家里的农作物、家禽家畜和这些来自城市的难民一起分享。她还记得那时候一些商人利用战争的机会肆意抬高wu价，家里的钱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毕竟珍珠项链没办法填饱肚子。

　　那个时候我母亲还不认识罗伯特•沃尔德斯，这个荷兰人后来陪伴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二战后期，沃尔德斯也在阿纳姆郊区的某个村庄中生活。后来我母亲和他总是谈起那时候的奇闻轶事：那时候有个农民总是用自己农场里的食物去交换很多值钱的艺术品，为了避免被德国人抢走，他修建了一个地下室，把那些油画和雕塑都放了进去。战争结束后，他兴奋地跑进地下室去整理他的财富，这才发现那些油画和雕塑全都被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了。 　　对我母亲来说，欧洲解放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二战期间我一直在荷兰，在德国军队的统治下生活，根本没有吃的。”她回忆说，“最后那年的冬天是最糟糕的，城市里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还要优先供给德军。虽然我们还不至于饿死，但是由于总是吃不饱，我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幸好战争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和红十字会一起进驻了我们的城市，向居民提供食物、药品和服装。当时所有的学校都成为了援助中心，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我一生都将铭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我的帮助。” 　　荷兰是所有欧洲国家中被德军占领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它是最先被德军侵略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后被盟军解放的国家之一。盟军在阿纳姆附近打赢了解放全荷兰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后来被拍成了电影《遥远的桥》。若干年之后，我母亲在我父亲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盲女惊魂记》中担任主角，扮演一名被一个精神病强盗折磨的盲女，而该片的导演是指导了前几部007电影的泰伦斯•杨。这名英国导演在二战期间是一支英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在拍摄影片时他惊奇地发现原来我母亲在二战期间都住在阿纳姆，而正是他指挥的部队在20年前肩负了炮轰德军工事的任务，当时阿纳姆城和周围很多村庄都被炮弹打成了一片废墟，其中包括我母亲当时的邻居家。 　　我母亲和杨之间这种特殊的关联使得他们的友谊延续了一生，并且衍生出了很多趣事，杨总是说：“如果当时我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我现在就失去最好的工作搭档了。”事实上在我母亲的内心里，她非常支持那次炮击，即使自己也是被炸的目标之一，因为这的确给她带来了自由。在之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她都要提心吊胆地看着纳粹军队在街上走过，炮击过后，德国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父亲 　　关于那段战争岁月，母亲经常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帮助过反德的抵抗组织？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吗？母亲总是用她一贯谦逊而又直接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的。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她尽了一个孩子能尽的最大努力来帮助那些抵抗组织。她曾经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里传递给游击队员，因为孩子不容易被怀疑，纳粹士兵很少拦住他们仔细盘查。我记得她曾经告诉我们，她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押上了火车送往集中营，她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穿着红大衣的小女孩被纳粹军队塞进一辆牛车中带走。很多年以后，当她看到《辛德勒名单》时，斯皮尔伯格用他的想象让她重新回忆起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辛德勒名单》是一部黑白影片，但是全片有一个穿着一件红色大衣的小女孩，这也是整部电影惟一的彩色。）对第二个问题，她同样会回答：是的。不仅她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她的母亲也同样如此，不过那都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攀上权力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作为一种新诞生的政府形式，骗取了大量社会精英的信任。当时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强势政治主张，比当时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更加能激励民心。同时一战后德国经济衰退，人民渴望变革的呼声高涨，法西斯主义借此机会赢得了支持。不过战争刚刚打响，我的外祖父就前往英国，然后他被软禁在一栋房子里，获准自由xing动之后他去了爱尔兰，而不是回到法西斯横行的德国。他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推行的战争政策和种族大屠杀，我的外祖母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支持法西斯的政治主张，因此加入了相关的政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差别足以成为我母亲对她的父母产生愤恨的理由，她放弃了那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尊贵头衔，搬到她的外祖父家居住。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我母亲很少提起她以前的生活，不过她总是说，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因为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对父亲的印象很淡。20年后当她与父亲重逢时，两人之间也没有流露出父女间那种深厚的感情。 　　我的父亲梅尔•费雷一直通过红十字组织寻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经常谈起我的外祖父。尽管她并没有流露出很明显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亲明白，对我母亲而言，这是一桩巨大的未了心愿。最后红十字组织通知我父亲说我的外祖父在爱尔兰。我父亲立刻给他打了电话，父亲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我外祖父接到电话时，他很快就感觉到我父亲是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女儿的生活和演艺生涯。我父亲说也许父女俩应该见一次面，把多年来的一些问题彻底解决。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我的外祖父，欣然应允，他说“他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奥黛丽”（在英文表达中，这是一句极没有感情的礼貌用语）。于是他和我父亲在电话中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从瑞士飞赴爱尔兰，驱车前往谢尔伯恩酒店，两人入住后不久屋里的电话就响了，和约定的一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

　　我还记得我的弟弟卢卡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带卢卡参加她的一个好朋友的葬礼，那时候卢卡只有14岁，而母亲让他担任护柩者。当所有的客人都离去之后，母亲搂着卢卡，跟他讲述自己的感受，向他解释死亡的含义。年幼的卢卡只是看着母亲，抱着她，对她说自己可以理解她。母亲当时显得非常情绪化，她的朋友死于癌症，这个人是母亲一生的朋友，然而现在他和母亲以及这个世界永别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就开始变得害怕衰老，她并不是因为害怕出现皱纹，而是不愿意和那些真正的朋友告别。 　　然而在生活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意志顽强，时刻都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像很多人形容的那样，母亲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人。在她生命中的最后12个年头中，母亲都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在一起。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虽然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生活中偶尔也会发生气氛紧张的小争吵，但是在多年来一同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中，他们之间建立起了足够的默契，使他们能够陪伴对方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 　　因此，艾文•拉纳总是鼓励我母亲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不需要太多的文学修饰，只需要用她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的方式来讲述故事。而我母亲曾经读过很多书，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非常崇拜，她总是担心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小玩意，因此迟迟不愿意动笔。每次我们在餐桌上谈起艾文•拉纳最后一次送来的那份合同，母亲总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她的生活非常的平凡普通，而编辑总是要求她再多写一点“某些人的某些事情”来增加自传的可读性，所以母亲总是拒绝接受。母亲很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生活的隐私不被打扰，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从好莱坞的镁光灯下飞回瑞士的家，在这里她可以享受自己最喜欢的简单生活，没有人会把她当做大明星，不会有人围着她索要签名和合影。瑞士同样是一个宁静的国家，由于保持中立，这个国家已经600多年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这种宁静对曾经饱受战争创伤的母亲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在得知瑞士政府在战争期间冻结了大量犹太人的财产，得知很多瑞士工厂在战争期间为德国法西斯制造特种钢铁制品，得知瑞士政府明明知道犹太人回到自己国家之后的命运还是冷酷地在边境线上遣返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之后，母亲对瑞士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母亲仍然喜爱这个国家，只是对这种宁静有了种罪恶感。如果把这种行为称作中立，那么这种中立建立在何等残忍的代价上啊！这似乎也在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中立。

　　第二章 记忆 　　感觉和情绪 　　“我记得……”很多的传记都是这样开始的，然而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三个简单的字下面隐藏的情感。这些是在母亲逝世后，我才真正体会到的。只要我闭上眼睛，往事就一幕一幕浮现在脑海中…… 　　我记得母亲身上那种熟悉而柔和清新的味道，每当我打开那个装满了母亲衣服的旧箱子时，这种味道就会紧紧将我包围。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回想起她温柔的双手和深情的拥抱， 　　这让我能够感受到她对我又多又深的爱。 　　我记得她长长的头发，还有赤裸的双足，当我还是一个满地爬的婴孩时，每次当她坐在那儿为出席某个晚宴或者鸡尾酒会梳妆打扮时，我就会匍匐在她的脚边像小狗一样舔她的双脚。然后她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深情地看着我，对我呢喃道：“亲爱的，我真想留下来，给我一个理由，让我拒绝邀请，我宁愿和你待在厨房里吃那些残羹冷汁。”当然，她最终还是不得不扔下我去参加那些令人生厌的宴会，然而我知道她是多么地舍不得与我分离，多么地渴望与自己最爱的人待在自己的家里。 　　我记得那些漂亮的晚礼服，从纪梵希到瓦伦蒂诺，冬天的大翻领厚呢短大衣，70年代流行的方头皮靴，夏天的纯棉长裤和休闲T恤，不过最让我感到亲切的还是芭蕾舞拖鞋和一袭长裙，早晨在家中母亲经常是这样一副打扮。 　　我记得我上学以后，每次考试来临之前她比我更加紧张焦虑。考试前一天，她会在我睡觉前将所有问题都问一遍，第二天起床之后再来一次，即便这让她昏昏欲睡也乐此不疲。 　　我记得当我拿着不错的成绩册回家时，她兴高采烈的表情。虽然心里对我赞许有加，但是她会说：“嗯，并不是非常好啊，还要继续努力。” 　　我记得在周末的晚上，我们会躺在床上，关着灯聊天，直到谁先睡着为止。我们像朋友那样无所不谈，从现在到未来，从身边的人到远逝的事，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只是聊一些生活琐事，但是在黑暗中一切都显得有些特别，感觉像是两个灵魂在交流。 　　我记得所有的一切：感觉和情绪，这是我母亲经常使用的两个词。然而，事实上，母亲的感觉和情绪从来没有长时间地平和过。有人曾说过：感觉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而情绪间接地作用于我们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觉更加重要，同时也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系统，并不像情绪那样容易出现波动。母亲给所有人的感觉都很好，但是她却总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有些事情，她是切切实实地感到害怕。她的父亲不辞而别对她造成的伤害从来也没有真正愈合过，她从来没有真正相信永恒不变的爱。

　　演艺之路 　　母亲一直说是法国著名作家克莱特发现了她，引导她走上了演艺道路。是的，所有的演员在成功之前都需要有一双慧眼来发掘，需要有人把展现才华的机会放在你面前。在遇到克莱特之前，母亲只在一些英国小成本电影中扮演角色，诸如《天堂笑语》和《双姝艳》这样的音乐喜剧电影，母亲的表演不温不火、规规矩矩，也没有取得什么知名度。不过接下来的一部《蒙特卡罗宝贝》让母亲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当剧组来到法国南部拍摄时，恰巧与克莱特住在同一家酒店。克莱特当时正准备在好莱坞推出自己的舞台剧《姬姬》（GIGI）， 　　当她看到这个正在为自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女孩时，禁不住兴奋得大叫：“我找到了我的GIGI了。” 　　克莱特是一个天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写作中流露出来的才华和思想，还因为她对母亲此后不同寻常生活的准确预测。 　　很多人问我，在母亲拍摄过的那么多电影中我最喜欢哪一部？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如你所知，这是个对媒体来说非常容易做文章的问题。但是，在没有镁光灯的地方，我的回答总是《甜姐儿》。这是母亲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主演的一部歌舞片，记得在我非常小的时候，一看到这部电影就乐得口水直流。在这部电影里，母亲扮演了一名在
巴黎
某家俱乐部中担任独舞者的女演员，她的表演非常成功。从那时起，母亲的演艺事业就像旋转的舞者一样，张开双臂扶摇直上。 　　与母亲在《甜姐儿》中愉快合作的弗雷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当时对母亲的印象。 　　我喜欢这部电影，我更喜欢奥黛丽。我敢打赌，她是你能够遇见的最可爱的人儿之一，能够与她一起工作简直太幸运了，所以工作中会发生很多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她告诉我说，以前她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但是在我们合作的时候，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跳舞了。奥黛丽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拍摄这部电影，然而此前我从来没有拍摄过这类电影，你知道，原本这个角色，导演也不是给我安排的。于是奥黛丽和剧组的人谈起我，她说，“好吧，如果你们找到弗雷德，那么我就会出演。”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肯定。在此之前我从来没真正想过要在这部电影中担任角色，但是当我知道是奥黛丽点名要我，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角色。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伦敦拍这部戏，还是别的地方。制片人罗杰是伦敦的支持者，不过奥黛丽似乎并不喜欢，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派拉蒙的摄影基地完成了拍摄。当时我对她说，“你选择在哪儿拍摄，我们就在哪儿拍摄。”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影片的一部分是在巴黎拍摄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愉快的回忆。 　　“我们冲破困境了！”这是她的名言。影片中有一段非常关键的舞蹈戏，所配的歌词是“她爱了，他爱了”，这段舞蹈需要在巴黎郊区一片美丽的草地上拍摄，因此我们一直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但是当我们抵达那儿的时候，天气糟糕透了，天天都在下雨，草地泥泞不堪，整整两个星期我们都无法拍摄。最后，我们实在没有时间继续等待了，导演说，“明天我们必须拍摄。”结果第二天阳光明媚，下了半个多月的大雨突然停了。不过草地还是很泥泞，这让拍摄工作变得很困难。 　　我记得当时奥黛丽说，“为了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起跳舞我已经等了20年，最后我得到了什么？一身的泥巴。”我当时想，这个女孩简直太可爱了。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些稍微干燥点的地方，剧务拿来很多照明用的灯烘烤地面，勉强让一切就绪了，赶紧开始了拍摄，我们已经没时间了，因为天知道什么时候大雨会继续下起来。有一幕情节是一场在露天舞台表演的时装秀，正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大雨又来了，导演斯坦利•多南还在不停地喊“拍下来拍下来”，我赶快找了一件雨衣披上，但是奥黛丽当时正扮演一名模特在T型台上表演，大雨立刻把她身上的衣服浇得湿透。最终斯坦利把这段意外拍摄的镜头剪辑在了电影里，效果还真不错。 　　她真的很棒。 　　我认为那次合作非常成功，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相信那是一部出色的电影。 　　做演员只是母亲的第二选择，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对母亲来说，这和跳芭蕾一样，都有必须遵守的原则：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和拥有职业精神。 　　大约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彻底明白表演到底是什么。那一次我参加学校组织的话剧排演，并在莫里哀的《心病者》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戏中角色其实并没有病，但是由于长年累月的研究臆想症产生了对疾病的恐惧，使他以为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这个角色在戏中有一大段独白，对观众而言他前后矛盾的语言和颠三倒四的逻辑十分可笑，但是对演员来说，这却是篇非常晦涩艰难的台词。 　　我为这次表演特意请教了母亲，她给我的建议是：读懂剧本。但是首先你要明白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幸运的是，我弟弟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是个精神病学专家，我向他仔细询问了关于臆想病的所有问题，这让我可以比较轻松地演绎这个角色。 　　但是当正式演出逐渐临近时，我却越来越紧张，总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背会台词，会在观众面前出丑。母亲显然看破了我的焦虑，“想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我会在睡觉前大声朗读一遍我的台词，然后第二天当我睁开眼睛后，我会再来一次。”“就这样？”我问。“就这样。”母亲看着我，声音中充满了力量。 　　于是演出前的四五天里，我每天都遵循母亲的指导进行练习。正式表演的那天，是在露天舞台，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在送我出门搭乘学校大巴时，母亲对我说：“你上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忘记了，千万别紧张，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只要放松下来跟着节奏表演就行，千万别着急。”当然，她是
正确的
。我站在舞台上愣了约一秒钟，随后所有的台词都出现在了我的脑子里，什么感觉都来了，这真的很有趣。这次演出非常成功，掌声如雷。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母亲就站在远处的树阴下，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偷偷地看我的演出，但是由于害怕影响我的情绪才没有坐在
前排
，只是站在角落里，静静地看。

　　做赫本的儿子 　　经常会有人问我，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母亲是什么感受。我总是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眼中，她首先是一位母亲，然后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之后，我才想到她是一位演员。这一点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是一位多么不同寻常的演员，她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多广。这么多年来，那些喜爱母亲的影迷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很多人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看母亲主演的电影，时至今日每年仍然有很多人会在母亲的忌日自发地组织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我想这是对母亲多年来努力工作的最好认同。 　　虽然母亲是大明星，但我和卢卡都像普通孩子一样成长，我们并没有在“好莱坞”度过自己的童年，不只是说我们的住所，也是说我们的生活。母亲从来不在家里放自己的电影，对她来说电影的拍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是成长于一个演艺家庭。我并没有在到处充斥着电影制作人的环境中长大，我也没有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或者玩耍。 　　我出生后的头几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村庄学校读书，我的朋友都是农民或者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孤儿院，那儿的孩子也是我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半夜里我被一个好朋友叫醒，他父亲饲养的奶牛要生小牛了，我们都很好奇想去观看。我们在冷风中狂奔，风打在我们的脸上，生痛生痛的，但是内心却是喜悦的，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那种感觉。我另一个好朋友就住在我们家边上，他家的花园和我家的花园紧挨在一起。我们把两家花园之间的栅栏挖出了一个缺口，那时候我经常在他的阁楼上玩耍，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有一套老式的火车玩具，是他父亲制作的，这让我眼红了好久。 　　当我们搬到罗马居住之后，我开始在当地的法语学校读书，我的同学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母亲每天都会去学校接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摄影记者在学校门口，一开始他们叫我“明星的儿子”，不过当他们发现，个儿高高的我，足球踢得相当好时，对我的称谓和注意力又都改变了。我想我从来没有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狗仔队总是会出现在我家附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觉得我的母亲非常漂亮，如果他们愿意给她拍照，那就拍好了。母亲在我心目中一直非常美丽，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心。 　　自从我开始读书之后母亲就不再接拍电影，因为我需要按时上课，不可能在她拍戏的时候去看她。当我弟弟卢卡开始读书的时候母亲也作了相同的选择，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去寄宿学校读书了。 　　“当时我必须做出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决定。”母亲在1988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放弃电影或者放弃我的孩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孩子。当我的大儿子读书的时候，我不能够再像往常拍戏时那样把他带在身边，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因此我决定暂时停止接拍电影，我愿意回到家中和孩子们在一起，这让我非常幸福。我可不是失落地坐在空空的房子里，一个人咬着指甲发呆，事实上和其他的母亲一样，我为我的两个儿子骄傲。” 　　当她带着我去买书或者买足球鞋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啊。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体会到自己对她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 　　在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前，确切地说是在出访非洲几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之前，母亲一直都为幼年失去父爱和第三次怀孕失败的悲痛阴影所困扰，无法自拔。 　　她曾经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总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悲痛，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出现，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父爱的温暖。那时候她总是希望父亲还活着，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作为一个孩子，她的这种愿望是出自本能的，母亲实在无法摆脱这种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在她与我父亲、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都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因为她想尽力让我和卢卡在尽可能完整的家庭关系中健康成长。 　　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喜欢孩子。母亲曾经说：“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子，喜欢亲近他们，也许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曾经在农贸市场里试图把别人家的孩子抱出婴儿车，弄得我母亲非常尴尬。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拥有两个出色的儿子，这让我很幸福。人们不仅有被爱的需要，同时也有付出爱的冲动，这也是一种需要。” 　　在母亲的世界中，孕育新生命能够给她带来极大的乐趣，也是治疗她童年创伤的一剂良药。当她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孕育新生命时，帮助其他的孩子也能够让她感觉快乐。有一段时间，“捐助疲劳症”成为很多人道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往往只是拿出一些钱，而不愿意为那些孤儿考虑更多，母亲为此曾经多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大声疾呼。“捐助疲劳实际上就是同情疲劳，对于今天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来说毫无帮助。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可奈何更悲惨的事情了。”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心中都是那些遭受苦难的孩子，每次见面她对我们的关注往往只是最初的几秒，然后话题就转移到如何帮助那些孩子们。 　　据我所知,是罗伯特•沃尔德斯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和工作，在母亲生命中最后的12年中，沃尔德斯一直和她在一起。 　　1987年10月，母亲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母亲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高级总裁詹姆斯•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母亲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母亲接受了这个邀请，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1988年4月，母亲开始了她作为亲善大使后的第一次访问，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母亲从索马里回来之后，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每次都要聊很长时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从她的声音中感受到沉重。她对我说，她刚从地狱回来。我想要她说得更详细些，但是母亲不愿意在电话里说太多，她说到了洛杉矶之后会告诉我更多的事情。 　　在洛杉矶，母亲告诉了我她心中的忧郁。她在上百万索马里儿童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只能看到他们对食物的渴望。索马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基础建设。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不幸的儿童，比如越南，但是至少他们还有能力去梦想明天，因为在那里有医院、有学校、也有公路，只要加以修缮就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公路，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母亲总是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我们经常研究战争，甚至在大学里还有专门教授战争知识的学科，如果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创造、保持和平，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学。” 　　每年圣诞节，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母亲都会讲述她的那些故事，关于她的旅行，关于那些孩子，关于那些访谈，还有关于当她在美国国会作演讲时的紧张。 　　“那些议员都是很好的人。”母亲说，“想要解决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并不仅仅是咖啡或者椰子那么简单，不过让我感到满意的是，在我前往国会演讲之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 　　母亲从不会将这些事情的功劳自包自揽，通常都是罗伯特在母亲说完之后忍不住又补充，丰富整个的画面。“她只往国会议员面前一站，说了自己的看法。然后美国政府就追加了6000万美元的援助。”每次听他们说起这些事情，我们都感觉很骄傲。然而当餐后的谈话结束，大家开始总结过去的一年时，我们会发现母亲又将整整一年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份额外的工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她的疲劳和憔悴，总会试探着问她：“你什么时候会和罗伯特去度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法说服她停下来，我们只是希望她能够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抽空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然而即便是这么微小的愿望都没有得到满足。 　　洛杉矶的医生对母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果，医生建议，这个时候需要使用腹腔镜检查。1992年11月1日，母亲在西奈山医院接受了腹腔镜检查，两个小时之后，医生来到候诊室告诉我们，他们在母亲的腹腔内发现了癌细胞，并且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据他们推测，癌细胞最先可能是在阑尾附近生成的。没有人能够断定这一点，因为腹腔镜无法直接看到阑尾的位置，它躲在腹腔的角落里，我们对这个人体内已经退化的无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却杀死了我的母亲。在阑尾这个小小的器官里，是积攒了我们的肉体无法消化的食物，还是堆积了我们的灵魂无法弥补的创伤？ 　　医生估计大约五年前母亲就已经患上了癌症，不过癌细胞在母亲的体内繁殖得很慢，在发现的时候肿瘤并不大，然而坏消息是癌细胞在母亲体内已经开始扩散。导致母亲经常感到腹部疼痛的原因是癌肿瘤压迫了她的回肠，使得这个起到吸收营养物质作用的器官受到太大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够让食物通过从而导致痉挛。医生切除了母亲的一部分回肠，希望这能够减轻她的痛苦。 　　这些太过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特别病房探望她。我们并没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知道这一次她病得很严重，甚至比在索马里被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咬伤那次更危险。那一次母亲被怀疑染上了当地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医生对她使用了一种药效非常猛烈的抗生素才帮助她脱离危险，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受了很大的罪，回来之后她曾经对我说，让我保证无论如何都不会在任何人的劝说下服用那种抗生素。 　　在为成千上万个饱受饥饿折磨的孩子奔走多年之后，母亲却发现她自己不能吃饭了。为了治愈她的癌症，医生要求她必须完全不经过消化道吸收营养，这就是说，母亲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黄色的营养液来维持每天所需的能量。 　　母亲曾经向我们描述过那些在难民营中等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的孩子们，在他们眼中，一碗玉米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也曾经看过母亲从非洲带回来的照片，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孩子甚至因为严重脱水，不能够直接进食，只能暂时通过静脉点滴维持生命。现在母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必须等待母亲开刀后的伤口愈合，然后才可以安排她接受化学治疗。我们全家人安排了时间表，轮流去医院陪她。我经常是在早晨去看望她，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先把最急的事情处理好，接着就开始浏览各种关于癌症治疗的信息，给每一个癌症康复中心打电话，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最科学的治疗方法，一忙就是几小时。不幸的是，很快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现在在癌症治疗中最普遍使用的化疗法从60年代开始基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整整30年人类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60年代，听起来几乎和中世纪一样遥远。

　　这次事件之后，母亲开始担心狗仔队频繁的出现会影响到她和整个家庭的私生活。母亲也知道对付这些记者不能太和善，但是她又觉得这些全都是因为自己最初的选择，责任在于自己。因此你从来看不到母亲粗暴地对待这些新闻记者，反而母亲在他们面前永远保持着礼貌和优雅。 　　自从母亲患病以来，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总是毫无根据地胡说我母亲是多么地垂危，没有康复的可能等等。这些让我们，包括母亲都格外地愤怒，连我们这些她最亲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狗仔队是怎么知道的？幸运的是，我们这次成功了。之所以选择开我的车送母亲去医院，是因为我们确定没有人相信奥黛丽•赫本会乘坐如此一辆老迈破旧的老爷车去医院。我们的冒险成功了，母亲躺在车的后座上，狗仔队们只看到了我和我妻子坐在车里，他们目送着我们开上了前往医院的公路，并没有人跟踪我们。 　　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又开始了一次等待。手术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医生就把我们叫进了紧挨着手术室的手术准备室。他告诉我们，癌细胞繁殖得非常快，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手术不能进行，他只能将母亲的刀口缝合。他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母亲没有多少时间了。当这些话从医生的口中说出的时候，我们感觉似乎时间都停止了。罗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能够感觉到内心的抽搐，但是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母亲应该已经从麻醉中醒过来了。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推开了特别病房的门。她看起来很平静，母亲从来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经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曾经有过约定，必要的时候会选择安乐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边，她看着我，微笑，告诉我刚刚有几个疯狂的妇女来过，她们把母亲摇醒之后问她是否参加了总统大选的投票，那时候克林顿已经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母亲告诉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国公民，并没有选举权。后来一个医生讲师带着他的学生也来了，他们吵醒了母亲，一群年轻的未来医生还对母亲的刀口指指点点。 　　医院对于母亲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养病的地方了，甚至连安静都没办法给她。听完母亲的诉说，我感觉我的血液都涌到了嗓子眼，不过我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平静下来之后，我把医生告诉我们的话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很平静，只是说：“有点让人失望！”我握着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渺小。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天就是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们一起平静地坐在那间特别病房里，手握着手，谁都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着同样一个问题。 　　也许现代医学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就是：及早检查及早诊断。这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而不是突然得知深爱的人逝去时的震惊和悲痛。 　　所有人的情绪都跌入最低点，接下来的两个月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我们不再等待什么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疑虑或者苦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间的爱表达出来，每一天都显得那么宝贵，我们全情地付出，也许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后一天了。 　　我们在瑞士的家庭医生经常说：“如果你活得快乐，那么你也会死得安详。”这两点母亲都做到了。 　　我们回到了康妮的家，几星期后，母亲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纪梵希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送我们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亲一生中都不喜欢炫耀，这种高调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其实母亲完全有能力也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但是她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不管如何，这次飞行让我们很兴奋，因为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母亲出院之后我们一直想回到瑞士的家中过圣诞节，但是如何带着一位重病患者作洲际旅行让我们头疼。当我把休伯特的建议告诉母亲时，她的眼睛里满是喜悦和感激的泪花。她催促我给休伯特打电话，我拨通了电话，把话筒交给母亲，她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法语不停地说着：“休伯特，我太感动了。” 　　挂上电话之后母亲兴奋得就像个孩子，也许是休伯特的话令她难以置信。“他对我说，在他生命中，我意味着全部。”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第七章 “永远”的价格 　　回家 　　1992年12月19日，母亲最后一次手术后，我们准备回到瑞士。医生告诉我们，我母亲也许做不到这一点。飞机在起飞或降落时，机舱内的气压变化会使得她的肠内某个多重闭合破裂，从而导致腹膜炎。医生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在一个小时以内便会死于血毒症，然而，我们在拜访了她的亲密好友比利•威尔德和吉米•司徒华特之后，我们还是去了机场。 　　当我们就要上车时，应该是母亲和康妮说再见的时候了。她们俩也都知道是时候了，但 　　是她们也都知道应该怎样来告别。她们吻别，就像不久就又能见面一样。她们在草坪前站了一小会儿。尽管只有一小会儿，我还是十分欣赏她们两个那种从容的优雅表现。 　　飞机爬升很慢，降落时也是十分平缓，以保证机舱内的气压尽可能地逐渐改变。我们必须在格陵兰岛加油，这使得危险无形中增加了两倍。当飞机的轮子接触到日内瓦的跑道时，母亲轻声说：“我们到家了”。我知道，这句话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架私人飞机也许是我们体验过的最有用的奢侈品。 　　我们在12月20日抵达瑞士。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集中精力准备马上就要到来的圣诞节。我们得知，在瑞士，想在假期的时候找一位家庭医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找了贝蒂，她是一位很好的护士，她在色达斯－西奈医疗中心（Cedars-Sinai,美国一家著名的医学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曾经照顾过母亲。我们请她回来并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假期。这对于贝蒂和她的家庭来说，却是个艰难的选择。我记得，贝蒂的丈夫曾经来医院看望我们。从他的眼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决定让贝蒂来这里和我们一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圣诞礼物:贝蒂一家把他们圣诞节的美好时光献给了我们。 　　每天，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陪同母亲在“和平之邸”（La Paisible）的花园里散步。“和平之邸”是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30年居住的地方。在拍完《龙凤配》之后，我父母搬到了布尔根施托克。布尔根施托克是一个山顶小村，面对着瑞士的卢塞恩镇。我就出生在卢塞恩镇。但是那里寒冷的冬季使得他们很快就打算在日内瓦湖畔另寻一个温度适宜的居所。母亲说，他们当时带了三明治，把暖瓶里倒满茶，乘坐火车从卢塞恩到洛桑去寻找房子，像郊游一样。她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的那一天。一位朋友曾经告诉过她，那所房子也许要被出售。所以她让车停在房子的不远处，站在车篷下观看。那时正是春天。这所房子是一栋18世纪的农舍，周围有两英亩半的果树。她看到的是满眼的樱桃花，房子就掩映在红花绿树之后。 　　她记得，看到这座房子，使她有一种蝴蝶在身体内飞舞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回到了家乡。我非常感谢那些在她身体内飞舞的蝴蝶，它们使她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期望。 　　我们家人通常在圣诞节团聚。今年更是这样，因为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了。母亲不喜欢别人为她花费，她也不喜欢送别人华而不实的礼物。她通常会挑一些像铅笔、橡皮、信笺这样的小东西。有一次我送给她一个带香味的蜡烛和一种有特殊香味的洗发水，她非常喜欢。因为母亲不能进食，她只能呆在楼上休息。我们决定取消圣诞大餐，可是弟弟卢卡坚持要维持节日的传统。而母亲也坚持说，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感觉自己成为了我们的累赘和负担。 　　在我们开始上学时，母亲就停止了工作，因为我们在她拍片期间，只有进行很远的旅行才能看到她。她认为，拍一部电影要花费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种分离时间太长了。因此她决定暂时停止工作来陪伴我们。她说，如果她当时选择继续工作，将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她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今后我们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她常常说很高兴没有过度挥霍自己的形象，因为当她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后，公众仍然对她感兴趣。 　　因此，媒体对她正在干什么以及她在第三世界国家看到的和学到的都很感兴趣。最令我们着迷的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特别的或者就应该被关注的人，尽管她已经并且正在受到关注。我妻子曾经陪伴她去参加过一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宴会。我妻子形象地说，母亲面对几百名商人和女士在台上演讲时看上去就像一片单薄的叶子。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她还是像第一次上台那样有点颤抖。她总是很小心，总想做到最好。她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这种渴望得到保护的感觉能够使得每个人爱上她。这难道就是美丽的真谛？就像一只小鹿在小溪边喝水，突然小鹿抬起头来，睁着无助惊恐的大眼睛四处张望，那就是美。她不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么苗条纤细，不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多么优雅。她只是一只小鹿，就像其他小鹿一样。

　　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举行了圣诞晚餐，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来了，母亲没有下楼。晚餐后，母亲走下了楼。我们都聚在一起，彼此交换礼物。她没办法出去买礼物，于是就挑了一些旧礼物送我们：一条围巾、一件毛线衫、一支蜡烛。这个场景很令人感动，也是最珍贵的。然后，她读了一篇曾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演讲时用过的短文。这是幽默作家兼广播电视名人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写给她的。大意是，由于他的年龄，无法看到孙女长成一位年轻女士的那天了，因此需要传递一些智慧给孙女。母亲把这篇短文编辑成了一首诗，并且加了个标题为“永葆美丽的秘诀”。 　　尽管我们身在瑞士，但是母亲患病的消息还是传扬了出去，狗仔队又开始出现在我们身旁。这就是虽然医生并没有告诫不能到外面去，母亲也从不踏出家门一步的原因。狗仔队们试图通过篱笆，偷拍到母亲在花园散步的镜头。他们甚至租了架直升飞机，不时从我们房子上空掠过，试图拍摄到母亲。第一次，他们成功了，我们不得不退回到房子里面。这件事情激怒了母亲。她每天在花园里20分钟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鲜的空气、乡村的味道、牛铃声、树木在微风中摇晃、阳光透过树枝穿破下午的薄雾，都是她所喜爱的。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着那些树木对我说哪几棵明年应该修剪。“这棵树未来几年应该长得不错，不过那些比较高大的杉树需要修剪一下，否则那些较长的树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这些树木都有上百年历史了，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遵从她的建议，很努力地维护这些树木，这使我感到离她是那么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这个家中一样，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意味着许多。 　　晚饭后，我扶她上楼，谈起了康复的问题。我在最后两个月读了许多有关精神康复和生存意志的书籍。因此我也意识到，对于母亲来说，选择坚强地生存下去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命运能够击垮她吗？我怀疑这一点。也许不能。但是本来内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许因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的所见所闻而愈发增加了内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经目睹年轻人们，她的朋友因为反抗德国占领军而被拉到阿纳姆的街头执行死刑。50年后，她同样在目睹着这样的不公平和痛苦，这种不公平和痛苦就发生在这个曾经发誓不会让它们重演的世界上。 　　因此，我曾经要求她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说:“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顶端和下层重新连接起来而已。”她的评论多么的有意义。顶端和下层的隔阂有多长？是不是她胃里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内心与现实挣扎在身体上的反映？ 　　1月20日是个普通的日子。由于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后两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几分钟。在这天之前，麻醉师对她用了吗啡。我问为什么，医生回答说，以她目前的状况，不能确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药是否有用，因此必须保证她不痛苦。 　　我几乎是机械地问道:“有任何副作用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这可能再次缩短她的生命24小时左右。 　　我走进她的房间。我们都知道，母亲就要离开我们了。周围一切都是安静的。一束温和的金黄色的阳光照进来。我低头看着她。她是那么平静安详，以致我忘记了她是个病人。 　　我整夜都守着她。半夜时分，她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看着远处。我问她想要什么和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问她想念外婆吗？她没有回答。一会儿，我问她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这是她再次睡去前，说的最后的话。 　　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觉到了什么。突然间有了这种感觉。我知道在那个时刻我应该做什么。我坐在她床旁边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我有多么爱她。就在这张床上，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曾经在母亲的怀里度过夜晚。这张床曾经让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我感到这张床是那么的小，没有了母亲，它是那么的没有意义。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是多么爱我们，我也知道现在她不想延长这种爱了。我们也不想了。我轻声说，如果她准备好了，就应该离去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让她感觉到我的泪水的温度。我觉得，她在某个地方还能听到我。我吻她，告诉她，那个小男孩将永远陪伴着她。

　　她曾经谈到过“那些人”。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她说那些人就在那儿等着她。她形容说，“那些人”是些阿门教派的教徒，他们在田野中静静地等待。当我们让她解释的时候，她总是温柔地回答说：“你们不会懂的，也许以后你们会懂。”她对另一个世界有着很强的感觉，她并不害怕。我们曾经谈起过她的死亡，谈起过我们的恐惧、愤怒和希望。她告诉我们说，不要生气，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我站起来，爱抚她的额头，告诉她我将很快回来。恍惚中，我下了楼叫牧师。第一声振铃后他就接了电话。他说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又很难过，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这位牧师80多岁了，33年前就给我施过洗礼。生与死都由同一个人来演绎，我感觉我漂浮在现实和天空之间。他说将在4点钟到达。我说了声谢谢。 　　我穿过村庄来到墓地。冬天的寒风撕裂着我的面孔，提醒着我现在我的生命是多么痛苦。她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我弟弟的缘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们没有一个地点去看望她。她曾经提到过朱拉山的静谧景象。朱拉山是我们房子后面的一座不高的山，里面掩藏着的一条山谷里居住着一群与世隔离的避世主义者。他们只希望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捍卫这种独立，这是一个不为世人了解的巴斯克种族。我在推门的时候，冰冷的铁门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后面，有一棵可爱的小树靠着公墓的墙。尽管现在还是冬天，我还是能够想象得出春天枝头开满鲜花的景象。这里是这片缓坡的最高点。我看着这里的景色，感觉很好。 　　我穿过小村走回市政厅。一楼是邮政局，二楼是市政厅的办公室，在它们上方是高高的钟楼。钟楼每个整点都会响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钟声中度过的。市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学。他抬起头看到我，知道我为什么在那儿。他从他的图书馆拿出一本古老的书，我们开始看公墓的平面图。我指了指第63号空地。他说这块地的价格是275瑞士法郎，如果我们购买的话，这块土地将会属于我们500年。我问道:“如果要永远拥有，价格是多少?”他回答说:“350瑞士法郎。”我突然有种宁静的感觉，能在这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古 　　老的小村生活是多么好啊。“永远”的价格仅仅需要多付出75瑞士法郎。我们握手，然后我走回了家中。 　　她还没有被移动。我坐在她的身边，告诉她那片土地的景色以及樱桃花。我感到，她应该是同意了。门口的通话器响了，牧师帕斯托•艾丁戈尔已经到了。我下楼去迎接他，但是当我握住他的手时，话却卡在嗓子说不出来。我们两个沉默地走上楼。他站在床的一侧，我们则跪在床腿边。他口中颂读的语言非常美，他的声音充满感情，有一种历经80年的岁月的纯净灵魂的成熟。我在哭泣，我的妻子也在哭泣。我们举着手，跟着牧师一起到楼上。太阳破云而出，照进窗内。祈祷结束以后，我们互相扶持着轻轻吻她，然后回到楼下。牧师坐在椅子上，打开了圣经。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他已经拥有需要的一切了。我问他需要回家吗？等需要时我会再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该走的时候。于是我逐个坐到每个人的旁边，向他们每个人说了那片墓地、那里的景色、樱桃花，还有永远拥有这块土地的价格。他们都在静静地听。我说完后，问他们心里是不是平静。他们都说是的。我最后坐在罗比的身旁，我问他心里平静吗？他说是的。他的话音刚落，楼上的通话器响了。母亲35年来的女仆兼朋友吉奥瓦娜只说了一句“快来！”我们跑上楼梯。 　　她走了。 　　她在微笑，嘴轻轻张开着。一滴眼泪挂在她的眼角。泪滴在闪光，像是一颗钻石。吉奥瓦娜脸色苍白。她不停地重复，她正在清洗水池，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朋友兼助理克丽斯塔走进房来并且发现她已经过世了。我们紧紧抱着吉奥瓦娜，她的全部世界已经结束了。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无论是病中还是健康时，无论是情况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母亲曾经对她说，丈夫有可能来来去去，但是她们俩会一直厮守。我听说，人会在自己爱的人暂时不在身边的时候才选择死亡。母亲是孤独的。

　　我们走得很缓慢，每一步都使得棺木的尖锐边缘刺痛我们的肩部。我抬起头看了看太阳，太阳光使我目眩，但是我微笑着。在狗仔队用直升机偷拍的事件发生后，我找来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他是瑞士军队的退役上校。我告诉他直升机事件对母亲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他听着我诉说。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直升飞机在葬礼那天的上空盘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不知道。我要求这个一生中从来没有向规则屈服的人再努力一次。这里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在那里，这样的奇迹只要有一点政治的干涉就会发生。但是这是瑞士，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他虽然也来参加葬礼了，但是没有给我答复他是否成功了。那天的天空是干净的。我后来得知，上层——我也不知道是多么高的上层——有命令下来，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之间，把整个葬礼区域设为禁飞区。我微笑着。这次我们终于阻止了狗仔队。在几周寒冷阴沉的天气以后，太阳终于露面了。 　　仪式简短而又温馨。我最后发言，以下是我说的: 　　教师、作家和著名的幽默演员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曾经为她写过一首诗。妈妈很喜欢这首诗。今年圣诞节她最后一次读了这首诗。她还给这首诗命了名。 　　永葆美丽的秘诀 　　魅力的双唇，在于亲切友善的语言。 　　可爱的双眼，要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 　　苗条的身材，要肯将食物与饥饿的人分享。 　　美丽的秀发，因为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 　　优雅的姿态，来源与知识同行。 　　人之所以为人，是必须充满精力、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成长； 　　而并非向他人抱怨。 　　请记得，如果你需要帮助，请从现在起善用你的双手。 　　随着岁月增长，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帮助自己，一只帮助他人。 　　你的“美好的流金岁月”还在你的前方，希望你能拥有！ 　　母亲最信奉的就是爱。她相信爱可以治愈、可以修理、可以改进世间一切不美好，可以使所有的事情变得完美。确实是这样。她把和平和平静留给了我们，她的离去没有任何痛苦。在最后的几周，她谈起很多事情，很简单，很美好。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件事……很小的一件事，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在花园里散步，我们的园丁吉奥瓦尼向我们走来并且说：“西格诺拉，等你身体好了，可要来帮我整理花园啊，修剪树枝还有再种点新的花草。” 　　母亲微笑着说:“吉奥瓦尼，我会帮助你的……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从教堂去墓地的时候，棺木显得愈加的沉重。但是我的心却不那么沉重了。她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家庭，她离开了，我们仍然在一起。 　　她快乐而满足地走了，我能看见她的微笑，我永远都记得，那天我伏在她的身边，问她:你害怕吗？她摇摇头，说:我真的很开心。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这次她确信，她确信我们是爱她的。

完了。注：有的词汇百度是禁止的，已改为拼音。　　如6楼的“wu价”、7楼的“xing动”。

呵辛苦了!看你发了好几次又删了重发辛苦了真的!

都是百度整的;)还好，不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