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07年09月07日 环球时报

　　刚刚访问印度回来，给我最大的感触不是关于印度的，倒是关于中国的。去印度前，曾庆幸于中国过去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像印度被英国三百年殖民，以至于今天充斥着英语、咖啡文化。没想到，如今中国自然纳入西方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大漩涡———全球化，以至失去自我，比印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印度演讲和接受采访时，不自觉流露出“过来人”的意识俯瞰印度，自觉有满肚子改革开放的经验要教给印度———印度改革开放晚于中国，发展得比中国慢。在加尔各答见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长时这一点还管用，因为那是印共地盘，正在学习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经验；但是到了孟买，就不灵了。当我说“孟买就像八十年代末的上海”。没想到印度人很不高兴，反驳说“孟买就是孟买，孟买当然不是上海。”其实，我的意思只是说孟买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新德里座谈中印关系时，一位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我说，印度人重精神，中国人重物质；印度社会乱中有序；中国社会序中有乱。显然，流露出优越感的是对方而不是我。　　的确，印度人修寺庙有钱，建学校却没有钱，因而文盲率很高。在印度，常常见到破烂的贫民窟簇拥着富丽堂皇的寺庙。基础设施的落后，给中国人看不起印度制造了假象———似乎整个印度都可以搬进博物馆去；再加上印度人的办事效率低下，中国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并不看好印度崛起，认为印度的发展水平很难超过中国。这些都是表象，因为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人家。其实，今天的印度，远不止文明古国、大英帝国殖民地所能概括，亦非宗教博物馆所能形容。西方人抬举印度崛起模式以平衡中国模式，以前我认为是政治因素作怪。现在想来，乃思想意识使然。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他们很难从思想意识上理解，因此而产生了“中国是谁？”“中国要成为什么？”等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发展多了一些疑虑。而印度则不然。迄今印度人具有明确的宗教信仰，社会传统维持得很好，包括种姓制。印度有千种神，但不同信仰的人却能和谐相处，这得益于印度的文明底蕴。　　反思中国，如果说中国发展最大的欠缺是什么，那就是精神的提升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的现代化把发展视为建大楼、修大道，却忘却了一个国家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更应该是精神文明。以此为指针，中国要反思的不只是经济增长模式，更应该是发展的终结目标。毕竟，我们提倡的科学发展观里就包含了人文的内容。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转折点。一方面，人口红利即将用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接近临界点；另一方面，随着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全球化红利也呈现递减趋势。许多国家对“中国制造”的抵制只是表象，更本质的挑战在于线性进化、现代化逻辑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批判；世界正迈入多元化、非线性的发展阶段。　　线性进化论的最大弊病，就是难以时光倒流，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对自然的破坏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对历史、传统的破坏就难以修复。在中国，革命时最先打倒的是孔家店；寻找失去的自我时，最先抬出来的还是孔夫子。中国人本来可以直接与孔子对话的，如今却要仰仗快餐式讲解才能消化先贤的思想。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一书中曾用“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定位中国的三重身份。十分有意义的是，中国的发展正经历着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中国”回归。　　中国发展的终结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准确、明晰回答的问题，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将来会挑战其全球霸权。中国发展的第一目标首先是世界化，即表明中国属于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最终形成“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良性互动的局面；中国发展的第二目标是中国化，即成为自己。成为自己并非复兴历史，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到中国的身份和认同。　　在此过程中，现代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曾几何时，我们把赶美超英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如今又沉浸在GDP超越德国的兴奋前夕，其潜意识仍然是承认自己的落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标尺衡量自己的发展成就。其结果，也许我们有形的目标达到了，但是无形的目标却可能会失去———成为人家成功的复制品，失去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