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9-22日晚记：关于犬儒和比坏的话题，我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关注过。最早是在《重建我们的好生活理想》这篇文章中。后来应《人民日报》约稿，从中摘取一部分单独成篇发给编辑（参见本人今年8月21日博文），但编辑希望换成文艺作品的例子，不要用大学生论文抄袭的例子。于是我临时换成了《甄嬛传》做例。由于这样多次拆分，导致文章的观点论述不深入全面。于是今天下午把相关的文章再一次综合到一起，形成了这篇比较全面的文字。

1、如果搞一个民意调查，问一下国人“你对当下中国的道德状况是否满意？”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极不满意”。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的，在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可以说是犬儒主义盛行，投机行为泛滥，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道德底线之下的恶行，总是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
说得严重一点，我们的文化与道德正在呈现坏死之征兆。
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其实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看到了犬儒主义的盛行，投机行为的泛滥，人际关系的恶化，社会诚信的缺失。但奇怪的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公共世界正在一天天坏死，他们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或者至少自己坚持不作恶，而且还出于为自己谋私利的目的，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败坏中，生怕晚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因为这种人作恶的原因不是不能明辨是非，而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为恶却依然去作。崔永元在微博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分裂的、犬儒式生命哲学。

3、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一样坏甚至更坏，才能战胜坏人。
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
正确的
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皇后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李天一的母亲梦鸽为儿子辩护的逻辑：“（我的）儿子没错，错的是社会环境”。她把儿子的错（也可能是罪）归结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不愿承认自己孩子该承担责任，而且拉出几个比李天一一样坏或更坏的干部陪绑：“上海的4个法官还是成年人，非常优秀的干部同志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失足了，孩子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诱惑？”梦鸽的逻辑固然站不住脚，但是这种心理确实非常普遍的。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要改变甄嬛的负榜样效应，只能是让好人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翻身。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本文经编辑修改后发布于9月19日《人民日报》）

阿布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