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考古发掘貌似是被“公家”垄断呢?这当然和社会管制强度有关,不过,至少应该搞清楚,国内的考古发掘单位是属于“事业单位”(如XX文物考古研究所)而非政府机关(如XX文物局)。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它确实是政府创设的、所需的事业经费由国家预算拨款,也就是属于财政供养单位。但是它的本质是非营利的公共服务机构,如同大多数教科文卫一样,在新一轮的事业单位改革中,考古单位是被分入“公益类”的,将来的发展方向是纯粹的、类似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可以简单理解为,现有的事业单位是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中的一个中国特色的怪胎。 有人会抱怨说,我怎么感觉不到有考古单位在为我服务?一方面是事业单位共性的问题,比如长期以来只对上级主管机关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历史惯性,另一方面,考古学内部可能也过于低调,轻视自我宣传以及为公众提供知识大餐。 事实上,考古学从来都和公众关系密切,“初生的经典阶段的考古学曾经是人类知识价值革命的重要源泉。在19世纪的西方,考古学与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大发现一起,完成了对神创论世界体系的最致命的痛击,将人类的命运从上帝的巨手中解救出来。在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基本上解决了信古或疑古的问题,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由此获得了物质性的坚实着落。”(曹兵武:《考古学与公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除了参观博物馆直观体验到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地从社会发展中间接享受到了考古工作的成果——在中国这样地下文物埋藏丰富的国家开展经济建设,根本不可能脱离考古工作来进行,从三峡大坝的建设,到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这样纵贯千里的大工程,到无处不在的破土、盖房、修路,都是以地下文物资源不可逆转的消失为代价的,好在我们有了考古学,可以用考古手段保存下来丰富的历史信息,对历史的负罪感才能稍稍减轻!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