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贴: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 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
正确的
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看了上述的文字后有何感想？尽管有的话明显带有偏见甚至歧视成分，有的可能是主观意断。 然而，我们心静平和地好好想起，有些话，也切切实实让人说到了点子上，切中了我们的要害。有些话的确太不中听了，但是，说得是不是也有些道理呢？其实，据说这是在美国一个论坛上发现的一个美国人评价中国人的普通贴子。怎么样，美国人这么说我们，我们听了是不是很生气？是不是感到很屈辱？是不是气愤得不行？可是，感到悲哀了吗？有心痛的感觉吗？ 　　…………………………………………………………………………………………………… 　　

　　“澳洲人是比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后来却提到中国人就冒火，就不太愿意搭理。原来，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生活时发现，如果他装作不太懂英文，去向对方打听地方，显出茫然的样子，那对方就会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去。于是很多中国人为了省钱就这么干了。但是人家毕竟也不至于笨到屡屡上当还毫无知觉的地步，次数多了，也感到被当成"二百五"、"傻大头"愚弄了。从此后就不乐意为中国人服务了。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手机是可以免费领取的。欧洲人一般是确有需要才去领，可中国人听说此事后，就一次次地领，多的领了十几个。人家虽然"笨"，但总还是有智力的吧，发现后就出台了规定，凡中国人每人只能领取一只手机。这还算没有斩尽杀绝，给中国人留了点颜面。　　　　 有位网友说他见识过一个50岁的美籍华人，他说起这么一件事∶在留学期间，他用批发价花9台的价钱买了10台录音机，而后逐一把9台录音机退回商店，这样他就免费拥有了一台录音机。他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十分自豪。　　　　 还有一位网友则贡献了另一则真实的故事∶他在英国遇到过一个同胞，此人先买了一份保险，保险范围中有一台子虚乌有的电脑。然后他说谎骗到了保险金。他逢人便吹嘘∶"英国人真蠢，没派人来查，就把钱赔了。"很多中国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个个都自以为很聪明的。他们还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脑瓜子聪明、活络。”（ 世纪中国系列论坛 >> 世纪学堂 >> 别跟我耍中国人那一套）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他们往中国跑了，目的是趁他们年纪还小，还能够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异议时，让他们尽早地习惯中国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几岁了，认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够吸收一路的所见所闻了，于是带着去中国，满怀期望地想让孩子去感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去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根，而结果却往往是趁兴而去，扫兴而归。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来后孩子们做总结一般地对父母说：那就是你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啊！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失望与不屑，并拒绝以后再去。这个时候，弄得做父母的一只手伸了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抽孩子的嘴巴，还是往自己脸上煽。　　　　　　　　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说上海，几个月不去，就会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市容。记得95年去上海，当空中小姐宣布我们已经飞临上海的天空时，我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当我的兄弟接上我，　穿过无灯的黑暗，驱车行驶在上海市区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肠子都颠腾出来的的街道上时，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建筑工地，　道路两旁以至绵延到天边的全是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几年后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发现它已经完全成了灯火通明，高楼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纽约还要气势！当我一次从上海绕道香港回到美国，向
太太
描绘这这个崭新的世界时，太太凭着她八十年代的记忆，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在她嘴里一直是个”破上海”的地方都快比她的香港还要繁华了。当然，如果我要是告诉她，上海外滩旁边的停车场里帮司机寻找车位的老头，身上的西服与领带比微软总裁比尔。盖兹穿得还要正式气派，那还不如告诉她，我从上海到香港其实是脚踏着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买票坐的飞机　，所以我没有提起。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　　　　　　　　这几年往中国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个人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让我实在不敢恭维。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古人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看着如今的中国社会，　我只能说，我们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她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她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笑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　　

　　　　　　　　　　我有时与朋友开玩笑道：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　　　　　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　　　　　　　　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　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　　　　　　　　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　　　　　　　　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　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至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　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　　　　　　　　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　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　　　　　　　　一次乘飞机从杭州到北京，身后坐着一位不知道何等来历的中国人，想必自己以为应是有点钱，　或是有些权的。从登上飞机的一刻到最后下了飞机的一秒，一路上全机舱里就听他大着嗓门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来唤去地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神气活现地，觉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脸面。其实让人看着十足地缺乏教养，浅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么大牌，何不买个头等舱的位子，坐到前面让空中小姐好生伺候着，也般配他有钱有地位的身份，却要挤在普通舱里拿腔做势，真是让人看着莫名其妙。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平时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为是，迈起步子来，一定会以为屁股下面至少抬着八乘的大轿。　　　　　　　　这样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时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馆里，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穿着人模人样，可一张嘴招呼服务员，那架式就象是奴隶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　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可周围的人们似乎并不以为奇，估计是司空见惯了。据说这样才特别能章显出自己是个大爷的身份，请客时在客人面前也显得面子十足。　　　　

看完了,为之震撼,值得反思,确实可以从语言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但是社会的现实铸就了人类的本质,社会问题带来的后果还远不及此,终究会有一天我们会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所谓国民性，或者说社会风气，并不总是保守不变，甚至有时是相当投机善变的。大概说来，社会风气的向下堕落是最容易的，而若要长期维持一种良性的社会风气于不堕，则是非常困难的；至于向上改良一种社会风气，当然就难上加难了——可也并非绝无可能。在近代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后进的德国人也曾是欧洲的“中国人”。他们凭借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价廉而物不美的商品，在1876年费城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国产品被总结为一句话：“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billig und schlecht)。此后，德国工业界痛下决心，展开声势浩大的提高质量运动，历经几十年，终于使“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由劣质产品的标志，一跃而为优质产品的标志。有朝一日，“中国制造”也能像“德国制造”那样乌鸡变凤凰吗？

　　可是，在严复的译著里，这个核心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见约翰。穆勒《群已权界论》和斯宾塞《群学肆言》）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权权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富强。 　　与德国哲学相比，英国哲学本来就偏于功利性，而严复在引进的时候，又把本来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结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仅仅当做求富强的工具，而不同时和首先也当做目的本身，这种情况的发生就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必定会对人家理论中与求富强的目的无关的那种内容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即使看见了，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中去。 　　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第一，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做个人，而是被看做“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 三，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１８９８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１９０３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德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能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人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惟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牲的科学烈士。 六，从灵魂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已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为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亡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而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从总体上看，我们在生命的根据问题上是远不如西方人认真。 　　有人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非常丰富和深刻，为世界之最。从比重看，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方哲学中则好像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我仍觉得中国不及西方。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我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对死抱着不同的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做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这上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至于在基督教那里，所谓上帝无非是灵魂不死的保证罢了。中国人却往往回避死的问题，认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讨论，讨论也没有用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态度和老百姓一样朴素，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以死生为一条”，抱的也是回避的态度。从死不可避免来说，对死的思考的确没有用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事实上，对死的思考不但不关闭，反而敝开了人生思考，把它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为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根据和意义。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了。中国之缺少形而上学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论远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品格，仅是其道德学说的延伸，然后又回过头来用做道德学说的论证。所谓“天人合一”，无非是说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同一种道德秩序罢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巴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点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点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为什么我们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做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地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淑溟说得很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确实告诉我们：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哈耶克热中，人们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他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我并不反对适应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是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吧。 八，原因和出路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王国维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他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因此，他与德国哲学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对哲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关注和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与严复的实用性的译介之家喻户晓成鲜明对照。他后来彻底钻进故纸堆，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来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说，淘汰机制的作用迫使他从较强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较弱的精神性上来。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来，怕被淘汰就是一种实用的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纯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应该坚持。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立志从事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学术的人，即以精神价值为目的本身的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和传统资源，肯定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取得伟大成就，出不了海德尔、卡夫卡、毕加索，这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才去从事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价值当做目的而是当做手段了，你的确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

中国原来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是原来就这样吗？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就是因为多了一些没事可干，不思进取，还拿自己的失败经历误导下一代，让我们认定人生注定是失败的三无人员。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和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大一统之后的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　　秦汉以降，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稚拙单纯。中华文明
遥遥领先
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人格的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都说英国人绅士 因为啥？ 生活好了呗 为什么生活好？ 当初扯掉脸皮血腥搜刮殖民地 嘎嘎有钱都说中国人素质低 因为啥？…………某些人就是喜欢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举一万个例子 有意义么 别忘了有中国多少亿人~

多数是这样

垃圾教育制度的结果

对比一下中国地震救灾和美国飓风救灾就知道谁素质低了！

如果要说中国人是素质低，是小人，那西方人他妈的都是伪君子！而且叫嚣人权的时候这些西方人根本就无视他们肮脏的历史！！！

我们不应该把过去放在心上 重要的是把握好现在 人家过去是这样! 但是现在人家到底改变了多少你知道吗? 要比就别拿往事来比 拿点实际的来比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