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像兵马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候，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那欢乐，是千锤百炼后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的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揉造作的皈依。而那痛苦，却是巨大张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浓黑的夜的泪水。这种泪水，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无论如何，陈迹已经腐败，又通过树的汲取，进入我们的躯体。无论如何，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

本文著者张宏杰

　　明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一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继洪承畴之后，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而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扑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的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之时，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于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别人对帝国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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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老师认同楼上内容乎？

吧主给加冕个精品吧

确实这些人的生命中写满了苍凉和无奈面对最崇敬皇帝一次次的催促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我一直想知道袁崇焕死的时候是怎么想的那要多大的悲痛啊甚至比身体的创伤要猛烈上千倍百倍吧.

儒家是是非分明的。不要小瞧儒家.天地尚存正气，岂容奸贼猖狂

　　但是，出众的武功和传奇般的孝勇之名，并不足以解释吴三桂令人目眩的升迁步伐。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世能力。他属于多血质类型，社会协调性极强，善于感知别人的情绪反应。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吴三桂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吴三桂的沉稳风度使他能永远成为人群中心。吴三桂城府极深，精明机敏，和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许多。年纪轻轻的他在关外上层人物的圈里就有着“轻财好士”的美誉。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吴三桂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尤其是对那些地位较低的人，他同样和蔼可亲，一脸坦诚，让人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吴三桂热衷于广泛交游，人有所长，他总是千方百计要与之结识，别人遇到困难，他经常主动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吴三桂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天启年间，高起潜代皇帝总监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认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经略辽东之后，他又和洪的亲信幕僚谢四新结为至交。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吴三桂宠眷有加，他不发迹，还有谁能发迹？

老纪讲的吴三桂，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收听。不过，看到楼主写的吴三桂，还是觉得有点替吴三桂开脱之意。无论怎么讲，官于明而叛明，降李自成又叛李自成，降清之后又反清，真真正正的反复无常大节有亏。开脱什么呢？替清朝开疆辟土，从北打到南，杀旧朝皇室追到缅甸。唉，如此看来，还真应该替祖大寿开脱了。比起祖大寿的人格与品质，吴三桂差远了。。。。说他是汉奸，不为过吧。清朝的皇帝把他编到什么传里呢？唉。。。。

说他汉奸的确不委屈他一样被说汉奸，祖大寿恐怕心里酸楚得很吴三桂估计无所谓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重视名教纲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讲究实用的农民。他在马背上夺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农民式灵感发明了八股文，发明了《大诰》，发明了《皇明祖训》。他的努力指向一个方向：把天下人的头脑装进儒教纲常的保险箱，让社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条之下永远平稳运转。　　儒教的价值，在明朝被张扬到了极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个读书人都必须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每个乡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须集会听老人们宣讲圣道。这个朝代的读书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善于引经据典，这个朝代树起的贞节牌坊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每个年代，总有一批批大臣因为谏举皇帝不符祖训的行为，和皇帝据理力争较劲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杀头，光荣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隆以来，整个明朝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居然也争献媚药秘方。

　　有人说，明中后期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的晚期，人性的约束实际上固然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人们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羡余（帝国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扑任意；囊橐既足，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清计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三）　　不得不佩服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可惜仅仅描述症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名医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烂。　　在三纲五常的覆盖之下，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人们之间的深刻不信任。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总笼罩在人们的怀疑目光之中。

一、宪宗成化年间应该属于明朝中前期，在其后有弘治之治。成化不是中后期。二、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是说崇祯吗？如果是清醒，就不会急于求成，就不会滥杀大臣。如果说洞察力，就不会看不清形势，也不会放权于宦官。如果说勇气，赴死的勇气是有，不过承担责任的勇气却没有。最后仍然是群臣误我，而不想想自身的因素。文笔不清楚，只是文笔好于事无补。李煜、赵佶文笔相信过于思宗，仍为亡国之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