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和湖北的历史因缘
武昌吧
全部回复
仅看楼主
level 6
督鄂之路 张之洞督鄂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一条路——芦汉铁路。 这是一条在今天看来很具体的路,但在当时,不仅是一条新路,一条抽象的仅停留于构想之中的路,而且也是一条阻力巨大、困难重重的路,客观上更是一条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路。 关于铁路,清廷官员激烈争论了十年。 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请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李鸿章上奏支持。旋即遭到反对者的痛击。反对者中虽有“民生失计”、“地脉毁坏”等一些迂腐之见,但反对最力的却是做过英国副使且亲身坐过火车的刘锡鸿。他在《罢议铁路折》中列举了修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认为西洋的“技艺”与“政俗”是配套的,虽然“火车实西洋利器”,但西方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法律、税收等经济、社会制度,因而能够运行自如,“断非中国所能仿行”。 迟至1887年,醇亲王奕譞奏请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不久,李鸿章提出修筑津通铁路。这次提议又引起守旧官员的抵制,他们不仅认为修铁路“资敌”、“扰民”、“夺民生计”,而且视言修铁路者为“直欲破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罪人。 面对争论,清廷于1889年2月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表意见,结果多数督抚反对,少数态度不明。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一奏而使争论尘埃落定。 张之洞在复奏中首先认为,修筑铁路有利国计民生,铁路是西方近百年来“驯至富强之一大端”,中国“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 接着他提出,修筑铁路必须有“经营全局”的视野,认为与其修津通铁路,不如修芦汉铁路,从芦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 他强调,芦汉铁路穿中国腹地而过,不近海口,无“资敌”之患;修铁路“以开通土货为急务”、“首在利民”,无“夺民生计”之忧,实为“中国大利之所萃”。 这样,既挡住了守旧派的攻击,又否定了李鸿章的方案。 1889年8月8日,清廷调两广总督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督办芦汉铁路。 从此,张之洞踏上了治鄂兴汉之旅,迈向其一生事业的巅峰;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反复咀嚼的对象——湖北新政。湖北新政 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18日接篆视事。此后而至1907年9月晋京入参军机,除1894、1902年两度暂署两江总督,一次短期赴京修订学堂章程外,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湖北新政”还表明,企业的发展与其市场化进程可以良性互动:市场化带动工业化,并为其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工业化则推动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是一个内贸型的纯商业城市。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契机。帝国主义国家首选汉口作为内陆通商口岸,正是看中其现成的流通渠道、成熟的市场体系及其在全国的商业地位,为其深入我国内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扩大经济侵略服务。同时,武汉成熟的市场体系也为本土工业化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不仅为其配置资源和销售商品服务,而且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且地处内陆的武汉不同于上海,其近代工业化的建立必须依靠国内市场,故而武汉成熟的市场体系及其商业中心的地位,对其工业化进程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民国初年张之洞苦心经营的官办工业日趋萎缩,但湖北民营工业却因经营灵活而迅速恢复的原因。以“一战”爆发为契机,新厂竞相设立,尤以民办的轻工业发展最快,形成了第二次办厂高潮。
2007年08月21日 01点08分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