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非典”，源自广东，其来势汹汹，令人至今都谈之色变。但很少有人知道，一百年以前的广东，爆发过一场大鼠疫，“非典”疫情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这场瘟疫使广州死了多少人呢？据《申报》报道，七月末疫情缓解，城内大小棺材铺的老板略得空闲，个个又都赚了一大笔钱，于是到酒楼聚餐。他们把各家的账合起来一算，上半年统共卖出十一万口棺材，其中一半是在四五月份卖出的，这恰是鼠疫最为肆虐的时候。熟悉医史的老中医易巨荪也说，当年死于鼠疫的广州市民，很可能超过十万人。

恐怖的记忆
1894年初，刚刚度过暖冬的广州正在经历一场大旱，天气炎热异常，甫入春便如盛夏一般，走一点路都要出一身汗。中医有经验之谈，时气不正就会有疫病流行，西医有实证研究，鼠疫暴发往往与严重的气候变化有关。异常的干旱和炎热使广州城危机重重。
瘟疫最早是从城南玉带河附近的南胜里开始流行的，接着便扑向附近的八旗驻地、运署（盐运司）、南海县衙和南海学宫等地，随后人烟密集的西关成了重灾区，疫情同时开始传播至城外。根据申报的记载，鼠疫的流行始于三月，以五月最为肆虐，一直持续到七月末，使得“十室九丧”，满城凄凉。

当时的老报纸记录了很多个案，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染疫者的暴亡速亡，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话说疫病流行，医生当然要四处看诊。城西冼基一名医生，早上还能出门看诊，正午时分神志不清，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他的弟弟赶来为他办丧事，没多久，也暴病而亡。
北横街一老妇染疫身亡，已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来替她操办丧事，结果丧事还没料理完，孩子就死了，远亲近邻听到这个消息，都不敢上门，只好委托外人把丧事办了。
最惨的是一家子都死绝了的新闻。《申报》记者报道，乡下有一个八口之家，一天之内死了七个人，只剩下一个小女孩还活着，有小偷乘虚而入，小女孩许诺小偷，如果他帮忙把家人掩埋了，就以家产相赠，小偷即出门办事，等回来时发现小女孩也死了，于是放胆搜罗家什，谁知钱财还没到手，也一命呜呼。

鼠疫传播的速度相当恐怖，人烟密集的西关遍地都是病人，在外染疫的人，回家后往往祸及妻女，西关内小小一条连登巷，本来住家不多，一下子死了几十个人，几乎家家都在办丧事，人人披麻戴孝，个个哭声震天，其他地方的惨状与连登巷相差无几；
衙门也不能幸免，保甲总局内，一主要官员去世后，兵役相继毙命，八旗驻地、各个衙署，不停有人死去；瘟疫骇人。
疫情汹汹，有门路的人大多躲到乡下，街市冷冷清清，只有棺材铺生意最好，工人们日夜赶工，订单仍然做不完。因为鼠疫夺命的速度太快，人们往往还来不及求医问诊，就暴毙归西，所以药店反而少人光顾，与忙碌的棺材铺形成鲜明对比

此时的广州，简直就是一个恐怖的死亡之城，很多人四处求医。可是当他们来到医馆，才发现门口已经贴出告示，医生已经因故回乡了，其实，这些医生也是畏惧疫情而逃避，病人最后的一丝希望破灭了。

鼠疫病情：
病人都是原来好好的，突然发病，高烧，恶寒，呕逆，眩晕，吐血；有发热后起核者，有吐虫者，有吐血者，有咽痛者，目或赤或黑。当时医生要么是跑了，要么用白虎汤之类的方子，或是自己乱编一个方，侥幸治好个别轻症病人，就四处吹嘘，甚至还有用针灸按摩治疗的。
当时几位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合议本病，认为其表现与古典医著《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两证都极其凶险，而且还有很多相似之处。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章太炎医论》里面也有“鼠疫即阴阳毒并治法”的论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升麻鳖甲汤方
　　升麻二两 当归一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甘草二两 雄黄半两（研）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升麻鳖甲汤里升麻其实并不是为了升清，根据《神农本草经》的记载，升麻有解毒的功效，仲景用升麻，如升麻鳖甲汤、麻黄升麻汤都是用于解毒的。现代的国医大师裘沛然也有用升麻解毒的经验，裘老不但用升麻解毒，且明显不认同升麻升清。

当时的俗医见鼠疫病人面赤吐血，生地，黑栀，竹茹摇笔即来，见喉痛视为喉证，面色青谓其血虚而补血，身痛认为是血虚，血瘀，如此治病，当然不会有效。不读仲景书，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阴阳毒为何物。
《神农本草经》之升麻：
味甘辛。
主解百毒，杀百老物殃鬼，辟温疾，障，邪毒蛊。
仲景用升麻的有升麻鳖甲汤和麻黄升麻鳖甲汤两方，在这两个方子中，升麻都是用来解毒的。于是黎庇留等人于是以该书中升麻鳖甲汤主治，重用升麻，颇为成功……甲午期间用升麻等药治鼠疫，黎庇留谓治疗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谭星缘则云只有百分之六十。”

当时的俗医见鼠疫病人面赤吐血，生地，黑栀，竹茹摇笔即来，见喉痛视为喉证，面色青谓其血虚而补血，身痛认为是血虚，血瘀，如此治病，当然不会有效。不读仲景书，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阴阳毒为何物。
《神农本草经》之升麻：
味甘辛。
主解百毒，杀百老物殃鬼，辟温疾，障，邪毒蛊。
仲景用升麻的有升麻鳖甲汤和麻黄升麻鳖甲汤两方，在这两个方子中，升麻都是用来解毒的。于是黎庇留等人于是以该书中升麻鳖甲汤主治，重用升麻，颇为成功……甲午期间用升麻等药治鼠疫，黎庇留谓治疗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谭星缘则云只有百分之六十。”

1894年的鼠疫也波及香港，图为设在坚尼地城的一个临时医院

当时的广州官府面对惨烈的鼠疫毫无作为，广州民众只能全力自救。地方乡绅和慈善机构或搭棚设厂赠医施药，或捐棺木殓路尸收遗骸，成为这场瘟疫中的唯一亮点。当时一些乡绅个人临时捐资或集资设立的救助机构，发展成为常设的慈善医疗机构。例如善士吴玉阶、邓熙琴、黎桂诜等二十余人在城西高岗设方便所收留鼠疫病人留医，后来几经迁址，艰难维持数年，得银行界陈惠普、梁峙庭等帮助，集得广济、崇正、爱育各善堂助以常年经费，又向社会广为募捐，宣统初年发展成广州最具规模的专门慈善医疗机构“方便医院”（现市一人民医院），为九大善堂之冠。

这场鼠疫还引发中医与西医的一场纷争。
当时香港鼠疫流行，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说中医不识治疫，请港英政府禁绝中医。而中医界则联络士绅，上书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请将鼠疫病人交给中医，西医各一半，表列成绩，不作空谈，一考，中医疗效超过西医。西医不服，二考，成绩以百分计算，西医得三十余分，而中医得六十余分。由此中医得以保全。
原文如下：“香港鼠疫流行，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发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三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

易巨荪认为，仲景将百合、狐惑、阴阳毒合编，以其皆是奇桓病。他见鼠疫病人有吐虫的，大渴引饮，就嘱咐病人早晨喝升麻鳖甲汤，晚上用白虎汤送服乌梅丸。如果见到病人痊愈，但卧起不安，语言错乱而为百合病，按百合法治疗而愈。

黎庇留治疗过一个患鼠疫的女病人，十八岁，高热，大渴，谵语，胯下出核，非常疼痛，而且已经神智不清了。黎庇留给她开出了大剂量的升麻鳖甲汤加犀角，嘱咐要日夜连服二剂。
第二天，这个病人已经清醒一半，黎庇留在原方基础上加了龙骨牡蛎，升麻加大到二两，继续服药，下午，病人已经清醒了，黎庇叮嘱继续服药。
第三天上午，病人自行来医局复诊，病已经痊愈，与正常人无异。
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认为升麻鳖甲汤是治疗鼠疫的验方，他们在十全医局用此方治愈很多鼠疫病人，当时的广州，真正知道如何治疗鼠疫的医生极少，所以十全医局对名医能治疗鼠疫到消息，很快在广州不胫而走，十全医局每天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鼠疫杆菌没有发现，抗生素也没有出现，当时治疗鼠疫，只能靠中医。 广州城中实际治疗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医。多数中医此前也未曾治疗过此病，同样需要从头开始探索。医家李钟钰记载：“予当光绪甲午年需次粤东，初见斯病。其时省垣医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起，或从温治，或从凉治，十死八九。”

在1894年之后，广东各地的鼠疫仍然经常发作，中医的治疗经验也不断成熟。新会医生梁镜泉在1894年用黄蜞吸血法配合散瘀提阳药治疗，效果一般，“惟是症初起医治无由，逼得借而用之，本非善法”。后来逐步总结经验，放弃了吸血法，单纯用中药重剂治疗，效果非常理想，经验收载于《疫核医最易》一书。而广东高州罗汝兰在吴存甫基础上也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着。
甲午年中医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能探索出有效治法，即使算上以后不断丰富成熟的时间，也不过一二十年。相比之下，近代西医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到出现有效抗菌药物，大约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在1894年时流行着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由此可见，传统医学的丰富经验与辨证模式，在应对新病种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代没有“非典”、禽流感等病名，而中医却能治疗的原因。只不过，中医疗效与医生的辨证能力有很大关系，不像西医技术标准化易于推广。

黎庇留第一次用本方是治其叶姓朋友的婢女，用本方后数小时，便渐渐清醒，已能下床，以后再服几剂，便告痊愈。因当时中医界流传着用：“升麻不过五”的说法。黎氏恐人非议，事前先把升麻研末，制成药饼，每个重一两三、四钱，处方中升麻仅用一钱许，但嘱病人在煎药时要放两枚同煎，即升麻每剂之用重为二、三两之多了，日服两剂，危者三剂。

上述说明本方治疗鼠疫并不是一个人的偶然经验，而是经过多位医学家临床验证，经得起重复考验的。当时黎庇留、陈伯坛、谭星缘、等均为清末省港名医，有否参与香港中西医界纷争其事？则有待考证矣。
由于治疗鼠疫取得疗效，黎庇留于甲午（1894年）创办了“广州太平十全堂”，丙申（1896年）又创办了“衷圣医院”，在这两个中医机构为患鼠疫的市民赠医施药，救活无数。
从清末省港鼠疫流行的侧面可见，祖国医学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确实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医药学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升麻鳖甲汤用升麻二两，当时世人皆惑于升麻不过七分之说。黎庇留怕他们虽开方，病人却必不敢服，提出每剂照旧开五分升麻，但是可以自己购买大量升麻，将其研成粗末包以相赠，嘱煎药时与药同煎。每包为升麻一两三四钱，每一症以二包作一剂煎服，病重的还可以让病人再拿一两包煎作茶喝，这样每天实际服下的升麻就是二三两了。如果不是他们深谙仲景之道，用药果敢，这场鼠疫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广东人对汤非常有研究，对汤药吗....

可怕的灾难 话说如果日本这样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