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宅并非辽府考
陈礼荣 荆州日报社 434000
我国著名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去世之后，明神宗于万历十二年四月断然决定对其荆州故宅实施籍没抄家的暴戾举措。在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中，头一项即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这一罪状，不仅是当时据以判定其“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诛心之论，同时也给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个数百年间争讼不休的话题，乃至迄今仍有人藉此作为指斥张居正贪污、枉法，“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的口实。本文以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为依据，并结合实地考察，意在廓清以构陷与诬蔑而强加给张居正的所谓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 的罪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澄清构陷与诬蔑 张居正 侵夺辽王府第 罪名 引 言 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下旬，明神宗朱翊钧诏令对已故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抄家。随即缇骑如狼，差衙似虎，酷吏拷掠，阖府遭劫„„一时海内震惊，朝野狐疑。为了对天下人有个交待，明神宗乃于当年八月丙辰，藉都察院等衙门参劾张居正的奏章，为其“罪过”作出如下最后裁定：“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⑴由此发轫，荆州张宅即为侵夺辽王府邸之说，始为滥觞。 时隔不过60年，明王朝便在内外交困的战乱中崩溃坍塌，灰飞烟灭。时至清朝顺治年间，由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刊刻成书。在该书《江陵柄政》一节中，谷应泰未经翔实考辨，就武断专横地写道：“（隆庆二年）十二月，废辽王。大学士张居正故隶辽王尺籍，至宪(火节--合为一字，下同)，颇骄酗，多所凌轹，居正衔之，而又羡其府第壮丽。会告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案验无谋反状，仅坐以淫酗，宪(火节)锢高墙，废其府，居正攘以为第” ⑵自此，荆州张宅即因“羡其(辽王)府第壮丽”， “攘以为第”之说，几成定论。 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复旦大学著名史学教授朱东润先生在撰《张居正大传》时，曾对此事作过详细的考证与辨析。其间，朱先生留意到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年）张居正曾孙张同奎进京为其曾祖辩诬的情节，由此在该书第五章《内阁中的混斗（上）》中，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议论，较为客观地在书中予以了陈述：“有的说居正因为羡慕辽府壮丽，所以陷害辽王。”并随即指出：“（此事）从嘉端十六年（该书第一章曾记述，辽王太妃毛氏告诫幼年时的宪(火节)，要他须向同龄的张居正学习）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这一件公案还没有确定。”⑶

一. 张居正在荆州所建居舍的起因及其地理方位 张居正在老家荆州修建居舍，事情缘起于隆庆六年八月，即明神宗即位之后不久：当时，高拱遭逐，高仪去世，内阁中仅剩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而吕调阳新入内阁，刚由文渊阁大学士晋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小皇帝朱翊钧为了对这两位内阁大学士示以恩宠，便为张、吕二人，各赠御笔大字——赠张者为：“元辅” 、“良臣”；赠吕者为：“辅政”。 次年（1573年），神宗驭极登基，改元万历。当年，张居正凛遵获“御笔大书”时所作出关于“谨各摹临入梓，悬匾居第” 、“当什袭珍藏，永为世宝”的承诺，准备 “恭建楼堂，尊藏宸翰”，由此，便在老家府城荆州的东门内开始兴建起了居舍。 此时，张居正大权独揽、炙手可热，为着向小皇帝朱翊钧敬献忠心，也是为着在桑梓父老前夸饰恩宠，他再度疏请明神宗给其新修楼堂题赐额名。小皇帝朱翊钧不仅为他拟写楼名“捧日”、堂名“纯忠”的御题匾额，同时，还另为他特颁御笔大字两幅、对句一联。此外，又“特赐御前银一千两，少给工费”；且特遣文书官尚文，将这诸多赏赐恭捧到张居正的家里。⑸ 由此可见，张居正在老家荆州新建的居舍，其形制格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所以在湖北省重要地方史志《江陵志余•卷五•宫室》中，便专设有《纯忠堂》的词条：“纯忠堂，在城东，张文忠公敕赐堂也；万历元年，御题楼名‘捧日’ ，堂名‘纯忠’，御书大字对句一联，云：‘尔唯盐梅，汝作舟楫’。事变楼圯，唯堂独存。” 位于张宅内院的捧日楼、纯忠堂既然被明确标注为在荆州城东，那么，其居舍的地理方位就应该确凿无误的是在城东了。与之相印证者，还有本书同一卷的《龙山书院》词条。文中称：“龙山书院，在城东，察院前旧射圃也，嘉靖三年置。张江陵建第，取土于此，事变宅废，书院之基，即捧日楼台也。” 《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该书将张居正居舍的兴替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即张府的宅居地，乃是修建于嘉靖三年（1524年）的龙山书院原址；而此处若是再往前追溯，则是早先兵卒练习骑射的“射圃”。至今，在荆州古城东门内仍修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就证实其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二.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罪名的由来与定谳 其实，早在张居正的生前，其所谓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 的罪名，便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当时率先发难者是 巡按御史刘台。对于张、刘纷争，史有明载，恕不赘述。就是在刘台于万历四年弹劾张居正的那一道奏疏中，便有“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第”⑹之语。大约刘台指斥张居正的罪状过多，而张当时又因身居当朝首辅之尊，未便逐一反驳，所以，尽管刘台一案靠着明神宗的强制性打压而告结束，但这一罪名却仍被张居正的政敌紧紧攫在手中，只待时机一到，便用作致命一击，直敲他的天灵盖！ 时至张居正逝世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机会终于来了。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瞅准冯保坍台、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并“文忠公”谥号的时机，上疏追论张构陷辽庶人宪(火节)罪；紧接着，辽王宪(火节)次妃王氏也向朝廷进呈《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诬陷张居正侵夺辽王府金宝财货，并扬言“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一时间，朝野呼应，上下其手，闹得群情汹汹，最终导致明神宗决定对尸骨未寒的张居正痛下杀手！ 张居正身后悲剧性的下场，无疑是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但直接原因，却显然是这个所谓“侵夺王坟府第”之罪。 然而，尽管神宗自此即将张居正“侵夺王坟府第”的罪名挂在嘴上，用以堵塞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等大臣的劝谏之言，但终至案结，他却从未对上述各项罪行的查实表示有多大兴趣。事实证明，明神宗将所谓“侵夺王坟府第”之罪，无非仅当作用来打击张居正的一记“杀威棒”，一俟目的达到，这根棒子也就扔到一边去了，到头来不过是以一道“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食” ⑺的御批，而将此事搁置起来，由此令张居正与辽王宪(火节)之间这种事涉王坟府第的“侵夺”关系，就此成为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桩冤案。 说到辽王宪火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⑻的说法。 至于王氏指控张居正所谓“强占钦赐祖寝”的说法，乃是张父于万历五年去世之后，翌年张奏准返乡归葬其父灵柩。此间，神宗敕赐给张家一块坟地，位因此处位于荆州西门外太晖山，与已故湘献王朱柏的王陵毗邻，故被王氏以移花接木之术造谣生事，恶意攻讧。案发以后，张家已经将那处祖坟迁葬到了张居正墓地的一侧。另外如所谓“势侵全室”之罪，则更是虚张声势的诛心之说。神宗皇帝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将“侵夺王坟府第”的罪名强加给张居正，恰好暴露了他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霸道嘴脸！

三.事涉张宅辽府历史讼案的流播与衍变 据清光绪六年修纂的《荆州府志•卷七•古迹》记载：“辽王府在城北，永乐二年建。”该书还另外详细记述了辽王府内宝训堂、咸趣园、素香亭、曲密华房等亭台楼阁，俨然是亲王府的一派堂皇气象。 既然在荆州城内，张居正居舍位于城东，辽王府却在城北，二者之间如同恒岳与泰崮，风马牛不相及，互无关联，可为什么数百年来却一直是所谓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之说占了上风呢？这一状况的形成，还包含有相当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勿庸置疑，在张居正当权的十年间，当朝显宦曾经到过荆州张府者，为数甚众。他们或尊亲贺寿、或岁时请安、或专程拜望、或馈送珍玩，趋奉巴结，络绎不绝。这些人当然知道张舍与辽王府完全无涉的不争事实，却诚如当时的左谕德于慎行所言，终观万历一朝，对张居正是“举朝争索其罪”，此间急欲向朝廷洗涮自身清白者尚惟恐避犹不及，遑论会有人出头来为其洗涮罪名！ 同时，在张居正的执政期间，曾多次以雷霆手段严禁士人妄言乱政，其中既有包括禁绝空谈、压制言官等施政方略，同时也包括有撤除书院、削减生员名额等行政措施。这些举措，在主观上固然有益于推行改革新政，但客观上却也严重地伤害了士大夫阶层的从政理念；另外，再加上他在父亲亡故后的“夺情”之举，更是直接有悖于宋明理学所标榜的行为范式。所以，在当时传流于坊间的野史笔记中，大多爱记其贪吃“海狗肾”之类侈糜腐化的轶闻趣事，而几乎无人来为其廓清张宅是不是攘夺于辽府这样一些正本清源的话题。这种现象的形成，不能不说是仇视张居正的士人风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舆论导向。 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年），张居正曾孙张同奎(居正第五子允修之孙)从谈迁著《北游录》中，得悉清世祖顺治皇帝在与木陈和尚的对话中，有褒奖其曾祖的情节，遂进京对《明史》稿本中诬指张居正的段落，伏阙呈奏《上六部禀帖》，为其曾祖辩诬。文中有关事涉辽王的一节写道：“《明史》诬先祖羡其府第壮丽，攘以为第。不知先祖庐在郡东，神宗赐金营构，御笔额其题堂曰‘纯忠’，楼曰‘捧日’；而辽藩故宫，则赐广元王也。”⑼此节文字，亦可与现行版的《明史•辽王传》相印证记载：“辽国除，诸宗隶楚藩，以广元王术(土周)为宗理。”
可惜，由于这些史料均未能引起朱东润先生必要的注意，否则，他就不会觉得《明史》“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了。至于朱先生通过引述张氏本人《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书札中关于“准作废府纳价”之语，即认定“废府即辽王府”的说法，也不大准确。因为，仅是在光绪版的荆州府志》中，便有不少关于“废府”记载。事实上，所谓“废府”，就是指那些因种种原因废置了的公共性建筑物，它们可以是官衙、学宫，也可以是仓栈、军署；即如前面所述龙山书院之类，并不单纯指被除藩的亲王府邸。再说，依明朝律例，藩王为皇室宗亲，其内部事务不容地方道府置喙。辽藩虽除，但仅只“(宪<火节>)废为庶人，锢高墙”，地方官哪有胆量敢把王府视作“废府”，且“纳价”转卖他人？ 值得指出的是，由清季《湖广通志》、《荆州府志》多次采录过重要史料的《江陵志余》，为明末清初江陵士人孔自来所撰，其初版印行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是湖北地方史志中一部极有价植的古籍图书。1992年，复旦大学著名史学教授樊树志先生撰《万历传》，也曾多次引证其中史料。正是在这部《万历传》中，樊先生便已充分留意到了张宅绝非辽府的回题，并在有关章节中撇清了二者之间的地理差异，只是为论题所囿，该书未作展开论述罢了。然而，尽量如此，樊先生仍在如何看待张居正与辽王宪(火节)的关系上，作过十分明确的界说：“平心而论，辽王宪(火节)被废，与张居正并无直接关系，本不应牵连到他。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的发展是难以逆料的。”⑽樊树志先生的这一论断，确凿无误地道出了张宅与辽府历史讼案发生的政治因由及其衍变内涵的真谛。 在研究这一课题的过程中，笔者也曾注意到，即使是在清光绪版《荆州府志》内，也曾涉及到张宅与辽府夹缠不清的问题。如在其《卷三十八•名宦•郡守》中，便记载有：“王元敬，浙江山阴人，隆庆四年知荆州府„„辽王罪废，毁王宫，不可，弗听，竟为宰相(张居正)赐宅。”⑾此处虽然也称张宅即为辽府，但其既非攘夺，又非“纳价” ——而是“赐宅”。这就更玄了！若是真有此举，即使张居正没有谢恩折子，那么也必定会有明确记载。此为一说，姑录于此，以待方家论定。 对于辽王府的具体位置，荆州市地方志学者、第一代朱植的17世孙朱翰昆先生在《荆楚研究杂记》中确认：“王府建于荆州城内荆中一路靠北城墙，西起玄妙观，东至原屈路(小北门)后，其府门正对冠带巷，巷内为明代荆州文武官员每逢初一、十五，在此列队整冠肃带伫立等候朝王之处。”⑿笔者曾受朱翰昆先生的生前指点，前往探访，发现文中所指区域，目前正是荆州军分区大院。至今，院内尚存古银杏树七棵；1990年版的江陵县志《江陵县志》曾标注其树龄为434年。假如此说不谬，那么这七棵银杏树应当是明代辽王府的孑遗。

注释: ⑴.《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 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7页。 ⑶.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第118页。 ⑷.同上，第251页。
⑸.《张居正集》第一册，荆楚书社1987年版，《谢御笔大书疏》，第99页；《谢堂楼额名并赐金疏》，第126页。 ⑹.转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同上，第244页。 ⑺、⑻.转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同上，第419页。 ⑼.《张居正集》第四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卷四十七•附录一》，清、张同奎《上六部禀帖》第548页。 ⑽.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⑾.《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店等联合影印，《光绪荆州府志》第431页。 ⑿.朱翰昆《荆楚研究杂记》，湖北省荆州行署地方志办公室1994年出版发行，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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