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吧看到的，据说是宋史研究协会副会长张邦炜写的
@烟雨乱飞

三、“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宋代是广大民众的苦难时代。清人赵翼的论断常常被引用：“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32]赵氏之说未必很准确。《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认定：宋朝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其主要依据是唐诗和宋诗：“只要看看唐朝和宋朝诗人描写农民的诗歌就知道了”，唐诗“描写的却是农民的苦难史。而宋朝的诗歌里，记录的却是农民的欢歌笑语声”。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宋代农民欢乐说的大量反证。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刘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南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农民苦难生活的名篇。足见，宋朝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幸运和幸福，而是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笔者无意因此认为宋代农民的生活比唐代更苦，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宋代农民的生活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程度毕竟有限，不宜渲染过分。北宋张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33]诗句难免夸张，但宋代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是事实。
　　南宋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34]刘攽说得更直白：“官家不爱农。”这些话笼统了些，对宋代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应作具体分析。客观些说，宋朝统治者不可能一味 “杀鸡取卵”，确实采取了若干“养鸡生蛋”的惠农措施，以便培育税源，稳定社会，巩固政权。但《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认识与刘攽截然相反，只怕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作者断言：“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35]宋诗中这类抨击官府压榨、盘剥农民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36]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37]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38]百姓哀叹：“王税何由备？”[39]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40]宋代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九、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视为“君子时代”，认为：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并说：“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这个全称肯定判断，似乎欠周延。宋人好取绰号，民间谣谚不少。绰号与谣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士大夫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从士大夫的绰号看，既有勇于坚持原则的有骨气者，如鲁宗道、赵抃外号“鱼头参政”[147]、“铁面御史”，赵贺、薛奎人称“赵家关”[148]、“薛出油”[149]。又有当官不表态，依违于两可之间的不作为者，如张士逊外号“和鼓”[150]，王珪人称“三旨宰相”[151]。寇准绰号“柘枝颠”是对其豪侈作风的批评，他“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152]至于熙宁年间，人们将王安石等五位宰执称为“生、老、病、死、苦”[153]，则好评与讥评兼而有之。
　　在士大夫中，更有寡廉鲜耻的无耻之徒。如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侍御史杨畏“捭阖立朝，更元佑、元丰、绍圣，每变其说，以投时好，人谓之‘杨三变’。”[154]宋徽宗时官至宰相的赵挺之与“杨三变”相仿。他“始因章敦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155]又如媚事权贵的邀宠者，薛昂身为执政大臣，在为蔡京而作的诗里居然有句云：“达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时人谓之‘薛万回’。”两浙转运使朱峻上权相贾似道“札子禀事，必称云：‘万拜覆。’时人谓之‘朱万拜’。”[156]再如面善心狠手毒的笑面虎，如蔡卞“对答喜笑溢于颜面，虽见所甚憎者，亦亲厚无间，人莫能测，谓之‘笑面夜乂’。”盛章更典型，他在宋徽宗时，“尹京典藩，以惨毒闻，杀人如刈草菅，然妇雌声，欲语先笑，未尝正视人。或置人死地时，亦柔懦不异平日。”[157]有卖友求荣的告密者，如陆升之。李光“尝作私史”，其长子孟坚“间为所亲左奉议郎、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言之，升之讦其事”[158]，于是引出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李光《小史》案。程颢、程颐的弟子邢恕则卖师求荣，他居然对宋哲宗说：“臣于程某，尝事之以师友，今便以程某斩作千段，臣亦不救。”[159]更有“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160]者，如蔡京先与其弟蔡卞，后与其子蔡攸争权。史载：“（蔡）攸父子晩年争权相忌，至以茶汤相见，不交他语。”[161]总之，范仲淹、包拯在宋代实属凤毛麟角，士大夫大多与他们不同，甚至正好相反。
　　宋代的士大夫在民间的谣谚中，既有博得赞扬者，也有备受抨击者。受赞扬者如叶康直、丰稷，他们在宋神宗时，任光化、谷城知县期间，“凡政皆务以利民”。民谣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162]又如谚语云：“江左二宝，胡伸、汪藻”[163]，称赞胡、汪二人才智超群。在谣谚中受到抨击的士大夫为数更多，如：“襄阳二害，田衍、魏泰，近日多磨，又添一廌”[164]；“宁逢黑杀，莫逢稷察”[165]；“宁逢暴虎，不逢韩玉汝”[166]。这些地方官被民众称为“害”、喻为“虎”，可见其民愤之大。至于蔡京、蔡卞兄弟，民众更是恨之入骨。民谣曰：蔡京、蔡卞“必定灭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167]谣谚云：“满潮（“朝”的同音字）都是贼”，“冷（“寒”的同义字）的吃一盏（“斩”的同音字）。”[168]伶人语：“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浙江宁波地区的别称）人。”[169]分别表达了民众对韩侂胄及其党羽的苛政和史弥远拉帮结派的无比愤慨。民谣曰：“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170]“寇”指寇准，“丁”指丁谓， 一褒一贬，爱憎分明。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上述绰号与谣谚未必都准确无误，但毕竟反映了宋代确有不少士大夫在民众心目中印象极差，甚至恨入骨髓。据载，面对民众的嘲笑与谩骂之声，邓绾竟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171]果真如此，其脸皮之厚可谓惊人。宋代是“一个君子时代”的论断值得斟酌，只怕不能从整体上给予宋代士大夫这一群体笼统的赞扬。值得

我在追 宰执天下 ，就是说穿越到宋，改变历史的，很过瘾。

副会长话真多
而且一点都不萌

太长……先MARK再看

看到后面几段我也想当宋黑了，以及寒梅是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