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兵制 夏朝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国家及其军队从此产生，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出现。经商至西周，奴隶社会的军事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夏朝的军事制度这一时期史料缺乏。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王控制军队，其下有“六事之人”，可能表明夏王辖有分工不同的人员。这时已有战车，车上的成员区分为左、右、御。对作战人员还有奖惩规定。可见，随着国家及其军队的产生，出现了组织和管理军队的一些制度。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亚”、“马”、“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後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徵兵)，一次徵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臿”(《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 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於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见图)。 西周的军事制度在沿袭商制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周初，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军权集中於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牧誓》)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一般须听从周天子调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臣的军队。 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记载(《禹鼎》、《舀壶》)，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但是，《周礼□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据以推断，西周军队中可能不存在军的建制，也难於有这样规整的组织体系。 西周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车兵。战车一般由4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随车有徒卒，一般12人，车驰卒奔，簇拥前进。兵器仍用青铜制造，但比商朝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兼备戈、矛功能的戟和可刺可斩，便於近战的短剑。甲胄、干盾用皮革制成，缀以青铜泡，更为轻便，并增强了防护力。战马也装备了护甲。还规定有战前检查武器装备的措施。战斗中已采用旌旗金鼓指挥，要求行列整齐，攻伐协调，进退一致。注意了不轻易杀降和掳掠。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对西周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後世的军事制度也具有深远影响。

战国兵制 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封建经济迅速发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的君主竞相变法图强，攻伐争雄，军事制度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徵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虎符”符身虎形，一般为铜制，分两半，有铭文。战国时期秦国国君颁发给杜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郊)的“虎符”上刻的铭文规定：右半在君，左半在杜，凡徵发兵甲50人以上，必须与君符会合。但有烽火报警，也可“毋会”君符而采取行动。国君之下，始设将军(楚国称上柱国)等专职武官，文武已明显分职。 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徵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徵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徵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男子16或17岁“傅籍”(或称“傅”)，即进行登记，然後，根据国家需要随时应徵入伍，直到60岁才能免徵。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墓主17岁“傅籍”，第二年入伍参战，战争结束返回故里，後又再次应徵入伍。除徵兵制外，各国还兼行募兵制。招募之兵，经过严格的考选，多充军队的骨干和国君的卫队。如魏国考选“武卒”，要求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也是以较严格的考选办法招募的。凡中选者，都要进行长期的专门训练，并享受比较优厚的待遇。 步兵是主要兵种，骑兵和舟师发展也很迅速，车兵地位下降。步兵通称为“带甲”。《战国策》等文献有“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的记载，说明步兵的规模甚为庞大。骑兵有较大发展，出现了“骑万匹”之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原诸侯国改革旧制，发展骑兵的典型事例。舟师较为发达的有楚国等。秦国舟师的规模也很可观，《史记》记载，秦“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 军队组织往往和居民组织相结合。郡、县居民多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即“伍什之制”。伍什之上，秦有里、乡，三晋有连、闾。军队的组织与之相应。《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军以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五十人设屯长，百人设百将，五百人设五百主。《尉缭子□伍制令》记载，魏军在伍什之上，五十人为一属，百人为一闾。 兵器中，剑、戟、刀、矛、匕首等锋利的钢铁兵器迅速发展，强弓利弩大量使用。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掌管武器制造的“府库”(即武库)，有的还负责检查武器的质量和上报的数量。各诸侯国都注重奖励军功，建立了军功制度。例如，秦国商鞅变法时，订有20等“军功爵制”，规定临战者不论出身贵*，只要杀了敌人就可晋升爵位；反之，如果没有战功，贵族也不能晋爵。 战国时代军事制度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战争规模扩大以及兵器质量提高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这种变化，不仅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也为秦、汉军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国兵制 中国三国时期(220～280)，魏(曹魏)、蜀(蜀汉)、吴(孙吴)封建割据，鼎足而立。其军事制度基本沿袭汉制，但又有所变化，主要是建立中、外军体制和实行世兵制。 曹魏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军是曹氏父子以及後来的司马氏直接统辖的部队，前期较少，驻於京城之中，後期庞大，渐扩驻至城外。主要负责宫廷和京城宿卫，亦兼出征。编有中领、中护、中坚、中垒、武卫各营。外军是派驻边州重镇的军队，主要任务是征戍。驻守在与蜀、吴交界地区的外军，且耕且守，实行屯田。屯田兵以营为单位，每营编60人。州郡兵属地方武装，力量较弱，以守备本州、郡为任，必要时也应召出征。 曹魏的军事大权集中於中央，下设各将军、校尉，分领中军诸营。在将军中以领军(魏末称中领军)将军、护军将军最为重要，对内辅佐统帅，参与军事机要，对外监护诸军。魏末，中领军将军总统诸营，职权极重。外军由中央派都督分领，都督多由冠以一定名号的将军及中郎将充任。屯田兵则分设度支都尉、度支校尉、度支中郎将管领。曹魏军队的补给由国家统办。军粮、军费依*租调和屯田收入，其中屯田收入在军粮供给中占很大比重。还设有司金中郎将负责监造兵器。 曹魏军队可区分为步军、骑军和水军。在前期，兵员靠募集、徵发及强制降俘和少数民族为兵等。到後期，逐渐形成世兵制，并成为主要集兵方式。世兵制使服兵役成为一部分人的特定义务，这部分人称为士，其家称为士家或兵户。士家必须集中居住，另立户籍，与民户分别管理，子孙世代为兵，士死其寡妻遗女还要配嫁士家。 吴、蜀的军事制度大体与魏制相同，但也有差异。如吴、蜀中央均置中、前、左、右、後五军。吴军以舟师为主，步兵次之；蜀军以步兵为主，骑兵次之。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即将领世袭，士兵是将领的私属，他们除打仗外，还要为其将领种地、服杂役。吴、蜀还编有少数民族部队，蜀有賨兵、叟兵、青羌兵等，吴有山越兵、蛮兵、夷兵等。在武器装备方面，比秦汉时有所发展。相传蜀相诸葛亮曾改制成一次可发十矢的连弩，又造“木牛”、“流马”运送物资，提高了军队的补给效率。吴国所造名为“长安”的战船，可载士兵千余人

南北朝兵制 中国南北朝时期(420～589)，国家分裂，政权常依军权的大小和兵势的强弱而频繁更替。南朝军队体制基本沿袭晋制(见晋朝兵制)，世兵制衰落，主要实行募兵制。北朝，拓跋氏初期乃实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入中原後逐步封建化，後期创立了府兵制。 南朝宋、齐、梁、陈的军队，多有中军(亦称台军)和外军的区分。中军直属中央，平时驻守京城，有事出征。宿卫京城的编为领、护、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军。宋武帝刘裕曾恢复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校；加强殿中和东宫宿卫兵力，以图扭转东晋以来内弱外强的局面。但是，不久由於宗室自相残杀而未果，以後各个政权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外军分属各地都督。都督多兼刺史，常拥兵自重，与中央相抗衡。 军队以步兵和水军为主，骑兵较少。初期，兵员来自世兵。後来，由於战争的消耗，士兵的逃亡和被私家分割，部分兵户变为民户，兵源趋於枯竭，於是募兵制逐渐成为主要的集兵方式。私家也通过募兵组织部曲。招募的对象是大量的失地流亡农民，将领待兵亦较宽惠，因而士兵的地位和战斗力都高於世兵。 北朝北魏军队，初期以鲜卑族为主体，也吸收被征服民族的成员当兵，分由各部落酋长率领，几乎是单一的骑兵。在其统治范围扩展到汉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以後，汉民当兵人数增加，攻城战增多，军队由单一的骑兵变为步、骑兵结合。後期，步兵比重超过骑兵，成为主要兵种。 北魏统治扩大到中原以後，军队分为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兵亦称台军，主要担任宫廷及京城的宿卫，也是对外作战的主力。有羽林、虎贲、宗子、庶子、望士等名号。以领军将军为最高长官，下有幢将、羽林中郎将等。镇戍兵是为保卫边防而设置的，初时仅设置在北部边境，後来扩展到南部边境。镇相当於州，设镇都大将、都副将、大将、将等军官；戍相当於郡，设戍主领兵，一般由郡守兼任。各镇、戍大小不一，兵额不等，多达数万，少则千人。在镇、戍之间，有的还设防一级组织。州郡兵，置都尉统领，是诸州所辖的、维持地方治安的部队，有时也奉皇帝调遣出征或充作镇戍兵。 北魏後期出现兵户，它包括：充当中兵羽林、虎贲的鲜卑族人；镇戍边防的鲜卑族人；中原强宗子弟和迁配为兵的罪人及其家属；叛逃被追回後迁至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人；一部分被征服的南齐地民户。兵户丁男终身为兵，世代相袭，社会地位低於民户，生活艰难，“役同厮养”。同时，汉族民户也要定期轮番服役，最初主要充当诸戍的戍卒和诸防的防人，後来也常并入中兵。 北魏军队中，部族兵的给养由各部自行掠取。中期以後，中兵、镇戍兵*朝廷向州郡徵收军粮，统一供给，同时实行屯田积谷。 东魏和北齐的军队主要是原6镇和洛阳的鲜卑兵。北齐初加以精选，称“百保鲜卑”，又选汉族勇士，以备边要。河清三年(564)均田令规定：男子18岁受田，20岁充兵。 西魏、北周在继承鲜卑族传统和接受汉族影响的基础上，创立府兵制。宇文泰在西魏当政时，於大统十六年(550)，确立府兵的组织系统，选拔体力强壮者充当府兵，是府兵制之始。府兵制初创时，中央设8个柱国大将军。其中宗室广陵王元欣仅有虚名；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最高统帅；其他6个柱国实际分领府兵。每个柱国督2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2开府将军，共24开府，为24军。领官有仪同、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编制有团、旅、队。总兵力约5万人。宇文护时，增柱国、大将军之数而削其权，以24开府将军领兵。 北周武帝时，又削开府之权，改诸军军士为侍官，使府兵成为中央宿卫军，归皇帝直接掌握。作战时则临时命将配兵，以便皇帝控制和指挥。 早期府兵自相督率，不编户贯。统兵官中的汉族将领及其他少数民族将领，用鲜卑赐姓，军人亦从主帅之姓，带有部族兵的色彩。府兵除自带弓刀以外，其他武器装备均由官府供给。平时轮番服役，半月宿卫，半月训练；战时则出征打仗。府兵本人免除赋役，社会地位较世兵为高。 西魏府兵以鲜卑人为骨干，又广招关陇地区汉族豪右作为补充。北周武帝时，为扩大兵源，对九等户中第六等以上的民户实行徵兵制，规定三徵一丁。以後，由於战争频繁，徵兵对象又扩大到包括贫下户在内的一般享受均田的农民。 府兵是西魏、北周军队的主力，但不是唯一的军队。当时，中军除府兵担任京城宿卫外，还有专任宫廷侍卫的禁军，由千牛备身、左右武卫、领军将军等统领。地方的镇戍兵、州郡兵仍然存在，它们都不属於府兵系统。此外，南北朝时期，世家豪族势力强大，大都拥有人数众多的家兵、部曲。

由於府兵制日趋败坏，唐初即存在的募兵制便逐渐兴盛。从开元十年(722)起，大规模召募壮士充宿卫。开元十二年，更名为骑。次年，骑达12万人，分隶於12卫，每卫1万人，又分为6番，轮流上番服役。平时近营为堋，教阅弓弩，免除赋役，资粮由官府供给。骑多是被强迫入募和已逃亡再来应募的折冲府卫士，实际上是摊派兵役，其重要变化是由尽义务变为受雇佣。骑自始就很衰弱，其召募亦无定制，前後只维持20余年。 唐初，驻防京城和宫廷的部队统称禁兵或“天子禁军”。从12卫府轮番调来宿卫京城的府兵，称南衙禁兵。单独组建、驻防宫城北门的禁兵，称北衙禁兵。他们最初是从跟随李渊起事的军人中简选3万人组成，称为“元从禁军”(《新唐书□兵志》)，系父子相代，专事宫城宿卫。以後，太宗又从中选善骑者百人，供戍卫、田猎之用，号“百骑”。另置北衙7营，选骁壮者，於玄武门左右屯营，号“飞骑”。高宗时，置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时，改“千骑”为“万骑”，分左、右营；玄宗时，增左、右龙武军；肃宗後，也多有更易。禁兵一般是召募来的，历来骄惰怯弱，後受宦官控制，更加腐败。但是，唐朝後期主要靠禁兵维持残局。 唐初，驻防边境的军事机构称镇、戍。镇与戍均有上、中、下之分。上镇500人、中镇300人、下镇300人以下，每镇设镇将、镇副各1人。上戍50人、中戍30人、下戍30人以下，每戍设戍主、戍副各1人。此外，在少数地方，大者设军，小者设守捉，各设使和副使统领，有的由州刺史兼任使职。地方兵中多为各地轮番到边境戍守的戍卒，称“防人”，3年一代，自备资粮；另有少数召募来的兵，称“防丁”或“丁防”。玄宗时，在戍卒中召募能更住3年者，官给赐物；後又召募长期从军的健儿，称“长征健儿”，资粮等均由官给，称为“官健”，是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人。後期，地方藩镇的军人主要是这类“官健”。从武则天时期起，北边部分州还建立一些民众武装，称团结兵，其他地区也有土镇、土团、团练等。团结兵一般是“选丁户殷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唐六典□尚书兵部》)。官府给予身粮、酱菜，免其徵赋。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防卫边疆。他们由州刺史或节度使统辖。 唐朝还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军事法律，如《卫禁律》、《擅兴律》、《捕亡律》、《宫卫令》、《军防令》、《兵部式》、《兵部格》，对军人的职守、赏罚等有较详细的规定，凡违犯了“令”、“式”中的有关规定，就要依“律”、“格”给予惩处。 唐末，各节度使控制地方政权，凭藉其拥有的土地、人丁、财赋，豢养大批军队，与朝廷抗衡，改变了“内重外轻”的态势。安史之乱以後，割据日甚，以致“方镇相望於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自国门以外，皆分裂於方镇矣”(《新唐书□兵志》)。

南宋兵制 南宋时期军事制度较之北宋有很大变化。高宗开元帅府节制诸军。枢密院的军事领导体制虽然基本保留，但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削弱，枢密院的军权也随之缩小。禁兵已不居主要地位，厢兵所在多有，蕃兵已不存在，而乡兵建置更为繁杂，制度纷歧。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和三衙诸军。屯驻大兵即抗金各将领所率领、屯驻在前线的军队。其称谓几经变易。後来，朝廷为加强对各屯驻大兵的控制，将其改为御营军或行营护军。绍兴十一年(1141)，又剥夺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大将的兵权，把他们的部队改为御前诸军，“遇出师取旨，兵皆隶枢密院”(《宋史□兵志》)。屯驻大兵多是亲族乡里和军将的旧时部曲，战斗力较强。其中，岳飞所率岳家军最为着名，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此外，三衙分别领率3支大军，初、中期在沿江和川陕边界还陆续组建10支御前诸军。这13支军队有军、将、队等编制，统兵官有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等，兵士一般区分为效用和军兵两级，每级又分若干等。每支军队中有一定比例的“不入队人”，充辎重、火头(炊事)等非战斗任务。宁宗时，这些制度又遭破坏，往往以文臣控制军队。

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或月发一定的银饷和米粮。武器装备主要有弓、箭、刀、矛等冷兵器，炮、鸟枪、铳枪、抬枪及火箭(见中国古代火箭)、火球、火罐、喷筒等火器，此外还有云梯、藤牌、鹿角等。八旗兵的薪饷和武器装备均优於绿营兵。 勇营1840年鸦片战争以後，八旗兵与绿营兵已腐败不堪用。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助剿”。曾国藩在湖南募团丁为官勇，订营哨之制，粮饷取自公家，称湘勇或湘军，是乡团改勇营之始。继之，又有仿湘军制度建立的淮军和各省勇营。及战事既毕，除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和其他一部分勇营遣散外，各省险要处仍以勇营留屯，称为防军。防军之外，又有练军。它从绿营选练而来，其营制饷章也全仿湘军，任务与防军同。这样，自同治至光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防军与练军成为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它们的营制皆源自湘军。湘军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500人为营，营辖4哨，哨辖8队，分由营官、哨官、什长率领，从两营至数十营设统领。兵必自召，将必自选，训练、指挥自主，粮秣薪饷自筹。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每军只服从统将一人，营、军彼此独立，互不统属，都只服从曾国藩，兵部无权管辖。湘军制度之盛行，成为清朝兵制的一大变革。从此，“兵为将有”，中央兵权移於将帅。这个时期，清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制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清廷在一部分洋务派官僚的主持下，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轮船铁舰，雇用外籍教习和顾问，举办武备学堂，开始采用西式武器和操典训练军队，并建起了近代海军。但是，这种变化既是初步的，又是畸形的。旧有的大刀、长矛并未废除，集兵方式没有改变，军队建制仍维持勇营制和其他旧的组织形式。军队的主要新式武器和教习都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反映了清军的近代化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 新军1894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湘军、淮军、防军、练军又相继腐败不堪用，於是又有“新建陆军”、“自强军”代之而起。因其武器装备全用洋枪洋炮，编制和训练尽仿西方军队，故称新军。《辛丑条约》签订後，清政府决定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在中央设练兵处，在各省设督练公所，并计画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以北洋新军作为中央军(亦称国军)，以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将原有的防军、练军和其他旧军(旗兵除外)汰弱留强，一律改为巡防营。新军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镇官兵定额12512人，由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组成，设统制率领。镇下分协、标、营、队、排、棚，分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平时以2镇为1军，战时则根据情况，或以3镇为1军，或合数军为1大军，由总统或军统率领。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数学习军事的留学生。集兵方式采用募兵制，在体格、嗜好及文化程度上有严格规定。新军的品德教育以“忠义要旨”为中心，技术训练“以实用易学为主”。清政府本想通过军事制度改革收回全国兵权，但召募、发饷等操於将帅手中，武器装备有赖於外国，军队的私属性质毫无变更。至宣统末年，新军只练成13镇(另说14镇)，由於辛亥革命爆发，便随清亡而终。

兵役制度北洋政府时期，采用募兵制。1915年制定《暂行陆军徵募条例(草案)》，将兵役分为常备、续备、後备、国民4种，但并未执行。各军阀往往自行募兵，不守定制。国民党政府成立後，仍沿用募兵制。1933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兵役法》，两年後实行徵兵制。兵役分国民、常备两种，规定年满18～45岁的男子，不服常备兵役者皆服国民兵役，平时按规定训练，战时应徵。常备兵役又分现役、正役、续役。20～25岁男子应徵入营，服现役3年。期满退为正役，为期6年，平时在乡应赴规定之操演，战时应召回营。正役期满转续役，40岁止，任务与正役同。在各地陆续设置团管区、师管区、军管区，作为兵役机构。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只注重现役徵集，其他规定没有执行。而现役兵员的徵集，名为徵兵，实则抓丁。 教育训练制度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关均颁发过《训练大纲》、《操典》、《教范》、《阵中要务令》等，但大多没有实行。训练内容和要求大都由部队长官自定。许多部队(主要是非嫡系)实际是不练之师。但各类军官学校比较正规。陆军军官教育分养成和深造两级：培养初级军官的陆军军官学校和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国民党政府时期还设立了步、骑、炮、工等兵科学校，作为养成和深造之间的进修教育。海、空军分别设有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此外，还有一些培养技术军官的军医、测量、军需、兵工等学校。抗日战争末期，成立国防研究院，以培养陆、海、空联合作战的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中华民国时期各军校大多袭用日、德、美等国军队的教材，聘用一些外籍人充任教官。 後勤补给体制陆军以战略单位(师或军)为供给单位，直接向陆军部(後改军政部)请领，运输自行解决。海、空军按建制下发。1933年，军事委员会设兵站总监部，负责作战部队军需品的补给运输。抗日战争期间，军事委员会後方勤务部在各战区、集团军作战地域设兵站机构，负责各军、师的补给，由辎重部队运送前方。国防部建立後，由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设立的补给司令部和各省区供应局向前、後方各部队补给。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制度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相适应，既保留有封建军制的残余，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许多变革，这是与中国历史上各封建王朝的军事制度所不同的，也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