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珍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孟秀祥与仔麝。本人供图
　　提起麝，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但麝香却是大名鼎鼎。麝香由雄麝分泌，被广泛应用于传统中医药。由于麝香的独特固香特性，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品牌香水，也会用它来作为定香剂和固香剂。
　　因为盗猎和过度利用，我国野生麝目前仅存10万头以下。“麝，与大熊猫一样濒危，但是麝不如大熊猫那样明星化。”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以下简称生环学院）教授孟秀祥说。
　　1999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孟秀祥的科研方向就是麝类保护生物学。2002年，他进入中央民族大学生环学院工作，从无到有组建了“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组，重点进行麝类生态和保护研究工作。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动物生态学”学科带头人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组负责人，孟秀祥和他领导的团队在濒危动物资源保育及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系列成果。

濒危麝类的就地保护
　　麝是一种独居性和警戒性均很强的动物，栖于高海拔山地环境，喜寒怕热。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如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西藏米林、四川阿坝和甘孜等藏族聚居区，甘肃肃南裕固族聚居区等均有麝类濒危动物活动的身影。
　　“就地保护主要是针对野生濒危动物，不仅要保护动物种群本身，还需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孟秀祥说。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麝主要死于盗猎取香。2003年，我国将麝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加大了对麝类动物的保护力度。此后，野生麝保护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环境变化，即环境质量下降和丧失。
　　野生麝种群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孟秀祥及其团队首先做的事情是进行野生麝种群调查，确定资源量。
　　有人会好奇，科学家究竟是如何估算野生动物数量的，是蹲在动物活动区域一个一个地数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孟秀祥笑着说，“且不说麝的警惕性很高，就算是能近距离接触它们，也难以准确计数，何况它已极度濒危，数量极少。”
　　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根据动物的活动痕迹，尤其是粪堆来计算。假设一头麝一天排5堆粪，如果统计到100堆动物粪便，就可以推测该区域约有20头麝。但这样的计算方法有漏洞——无法准确辨识排粪累计时间，导致对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高估或低估。孟秀祥及其团队利用“雪后重复调查法”来计算动物排粪数，从而推算动物个体数，显著提高了种群调查的准确性。
　　对野生麝的研究非常辛苦。孟秀祥及其团队成员每年至少有半年在野外工作，尤其是进行动物生境群落及种群动态的研究，更是离不开长期的野外监测。
　　据孟秀祥介绍，野生麝的活动范围（领域）约为15到20公顷。在这个20公顷的“家”中，必须有水源、隐蔽地、卧息生境以及摄食生境。其中，隐蔽地需郁闭度较高，高大的乔木较多，当麝遇到天敌或干扰时，可为其提供庇护；摄食地的灌木及地表植被也要相对较多，因麝类动物属小型有蹄类动物，主要摄食含蛋白质较多的灌木幼嫩叶、茎尖及花。在日常生活中，野生麝就在具有不同生态特点和功能的环境板块中活动。
　　孟秀祥及其团队对野生麝的环境利用格局进行了长期研究，确定了影响野生麝生存和繁殖的胁迫因素。“比如说，强度过大的生态旅游开发对野生麝产生潜在的影响，麝在受到直接惊吓或其他间接影响时，会产生强烈应激反应，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则会影响其繁殖及麝香分泌，甚至导致麝死亡。”孟秀祥说。
　　此外，根据研究结果，孟秀祥及其团队提出了相应的麝类保护及生境管理对策，以促进野生麝种群恢复和生境优化。“在生态恢复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植被更替的情况——高大的乔木取代相对低矮的灌丛，这样就减少了野生麝的食物多样性。我们通过幼年乔木去尖处理，促使乔木灌木化，由此改良野生麝的食物供给，这有助于其种群增长。”孟秀祥介绍说。
　　在研究的过程中，孟秀祥及其团队创立了野生麝“分层——样带样线——重复调查”、“野生麝粪样内固醇激素检测”等无偏种群调查、生境胁迫度评估方法，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并试点了“灌木层促生”和“林窗管理”等野生麝类动物环境管理技术，其相关成果被诸多自然保护区应用于动物保护实践。
　　濒危麝类的迁地保育
　　目前，1克麝香的价格高达1700元，比黄金还要贵好几倍。一头雄麝，一年可产麝香约10至20克。如果不实行人工驯养，在高昂的麝香价格的驱动下，野生麝将无法摆脱被盗猎的命运。
　　为了扩大种群数量，实现驯养麝的野外放归，同时满足我国传统中医药对麝香的巨大需求（每年500至1000公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开展了对麝的迁地保护和驯养。据介绍，目前我国人工驯养的麝约有1万至1.5万头。
　　孟秀祥及其团队在对野生麝进行就地保育的同时，也开展了对野生濒危药用动物的迁地繁育研究。通过与中医药企业合作，他们在福建、甘肃和四川等地实现了“西麝东移”和“北麝南移”的繁育。
　　“麝是一种社群性很低的动物。在野外，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大，但人工驯养时，一般是100平方米的圈舍里养5至7头麝。它们在狭窄的圈舍环境中朝夕相处，经常出现互相打斗致死及撞墙等应激性死亡。”孟秀祥说。
　　人工驯养环境的气候、圈舍环境等也与野外生境显著不同。在野外，麝通过垂直迁移行为可以选择它最喜好的温度——炎热的夏季，麝会上迁到气温较低的山顶；而在寒冷的冬季，麝下迁到气温较高的山谷。但在人工驯养的环境中，麝几乎别无选择。
　　食物方面，野生麝可自由选取喜食植物、多食植物及偶食植物等；但在人工驯养环境，它们往往只能摄取少量从野外采摘的新鲜树叶，大量进食人工配置的精饲料，使其反刍发生紊乱，导致许多消化疾病的产生。
　　孟秀祥及其团队针对麝类驯养业中社群性低、死亡率高、麝香产量低及泌香年限短等难题，通过圈舍设计、圈群配置、食谱和饲料配制、疾病防治、药用植物催香、诱导性多次泌香、无应激取香、种麝遴选及补配、仔麝人工哺育、早期驯化等手段，建立了高生产力的麝类迁地繁育和驯养技术体系。
　　在他们的努力下，人工驯养麝的存活率从55%大幅提升到93%；双胎率从1.1提升到1.9；有效取香率从60%提升到90%；麝香单头泌香量从6.8克提升到15.8克，累计增殖1万余头驯养麝，增产50公斤麝香，节约开支2000余万元，合计产生近10亿元的经济效益；麝香增产的保护效果还相当于减少对10万余头野生麝的猎杀取香，产生了极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将生态保护与民族社区发展相结合
　　尽管麝的经济价值巨大，但由于麝的养殖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很多民族地区的贫困家庭并不能因此获益。在科研过程中，孟秀祥及其团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心为贫困地区做出贡献。
　　他们在陕西凤县、山西翼城及甘肃兴隆山等地建立了持续运行的“基于社区获益的麝类动物家庭驯养”试点基地。通过建立麝类养殖合作社，以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促进了当地百姓的参与。这种基于社区获益的“驯养麝野外放归和可持续活体取香”模式，综合实现了濒危药用动物资源保育、可持续利用及贫困社区脱贫发展，成果具有极大的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
　　从2005年起，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孟秀祥及其团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试点了诸多传统生计替代实践项目，如土法养蜂生产蜂蜜和生态野猪养殖等，促进了贫困社区的发展，其工作受到了世界银行、国务院扶贫办及民政部的肯定和联合表彰。
　　此外，孟秀祥及其团队量化分析了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经济及民族医药等传统文化与濒危动物保护的关系，探察了民族医药、文化和传统生计形成的生态生物学机制，濒危动物保护与生态旅游、少数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基于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调查，初步构建了少数民族区域生态补偿体系。
　　目前，孟秀祥主（参）编的专著有4部，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其中含SCI收录论文30余篇，并有3篇通讯论文发表于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其成果被同行引用近200次；主持20余项科研项目，含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2项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子专题等。由于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贡献，孟秀祥于2009年入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对此次采访提供的支持。）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孟秀祥与仔麝。本人供图
野生麝已经很少见，目前仅存约10万头。资料图片

提起麝，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但麝香却是大名鼎鼎。麝香由雄麝分泌，被广泛应用于传统中医药。由于麝香的独特固香特性，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品牌香水，也会用它来作为定香剂和固香剂。
　　因为盗猎和过度利用，我国野生麝目前仅存10万头以下。“麝，与大熊猫一样濒危，但是麝不如大熊猫那样明星化。”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以下简称生环学院）教授孟秀祥说。
　　1999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孟秀祥的科研方向就是麝类保护生物学。2002年，他进入中央民族大学生环学院工作，从无到有组建了“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组，重点进行麝类生态和保护研究工作。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动物生态学”学科带头人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组负责人，孟秀祥和他领导的团队在濒危动物资源保育及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系列成果。
　　濒危麝类的就地保护
　　麝是一种独居性和警戒性均很强的动物，栖于高海拔山地环境，喜寒怕热。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如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西藏米林、四川阿坝和甘孜等藏族聚居区，甘肃肃南裕固族聚居区等均有麝类濒危动物活动的身影。
　　“就地保护主要是针对野生濒危动物，不仅要保护动物种群本身，还需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孟秀祥说。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麝主要死于盗猎取香。2003年，我国将麝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加大了对麝类动物的保护力度。此后，野生麝保护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环境变化，即环境质量下降和丧失。
　　野生麝种群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孟秀祥及其团队首先做的事情是进行野生麝种群调查，确定资源量。
　　有人会好奇，科学家究竟是如何估算野生动物数量的，是蹲在动物活动区域一个一个地数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孟秀祥笑着说，“且不说麝的警惕性很高，就算是能近距离接触它们，也难以准确计数，何况它已极度濒危，数量极少。”
　　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根据动物的活动痕迹，尤其是粪堆来计算。假设一头麝一天排5堆粪，如果统计到100堆动物粪便，就可以推测该区域约有20头麝。但这样的计算方法有漏洞——无法准确辨识排粪累计时间，导致对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高估或低估。孟秀祥及其团队利用“雪后重复调查法”来计算动物排粪数，从而推算动物个体数，显著提高了种群调查的准确性。
　　对野生麝的研究非常辛苦。孟秀祥及其团队成员每年至少有半年在野外工作，尤其是进行动物生境群落及种群动态的研究，更是离不开长期的野外监测。
　　据孟秀祥介绍，野生麝的活动范围（领域）约为15到20公顷。在这个20公顷的“家”中，必须有水源、隐蔽地、卧息生境以及摄食生境。其中，隐蔽地需郁闭度较高，高大的乔木较多，当麝遇到天敌或干扰时，可为其提供庇护；摄食地的灌木及地表植被也要相对较多，因麝类动物属小型有蹄类动物，主要摄食含蛋白质较多的灌木幼嫩叶、茎尖及花。在日常生活中，野生麝就在具有不同生态特点和功能的环境板块中活动。
　　孟秀祥及其团队对野生麝的环境利用格局进行了长期研究，确定了影响野生麝生存和繁殖的胁迫因素。“比如说，强度过大的生态旅游开发对野生麝产生潜在的影响，麝在受到直接惊吓或其他间接影响时，会产生强烈应激反应，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则会影响其繁殖及麝香分泌，甚至导致麝死亡。”孟秀祥说。
　　此外，根据研究结果，孟秀祥及其团队提出了相应的麝类保护及生境管理对策，以促进野生麝种群恢复和生境优化。“在生态恢复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植被更替的情况——高大的乔木取代相对低矮的灌丛，这样就减少了野生麝的食物多样性。我们通过幼年乔木去尖处理，促使乔木灌木化，由此改良野生麝的食物供给，这有助于其种群增长。”孟秀祥介绍说。
　　在研究的过程中，孟秀祥及其团队创立了野生麝“分层——样带样线——重复调查”、“野生麝粪样内固醇激素检测”等无偏种群调查、生境胁迫度评估方法，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并试点了“灌木层促生”和“林窗管理”等野生麝类动物环境管理技术，其相关成果被诸多自然保护区应用于动物保护实践。
　　濒危麝类的迁地保育
　　目前，1克麝香的价格高达1700元，比黄金还要贵好几倍。一头雄麝，一年可产麝香约10至20克。如果不实行人工驯养，在高昂的麝香价格的驱动下，野生麝将无法摆脱被盗猎的命运。
　　为了扩大种群数量，实现驯养麝的野外放归，同时满足我国传统中医药对麝香的巨大需求（每年500至1000公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开展了对麝的迁地保护和驯养。据介绍，目前我国人工驯养的麝约有1万至1.5万头。
　　孟秀祥及其团队在对野生麝进行就地保育的同时，也开展了对野生濒危药用动物的迁地繁育研究。通过与中医药企业合作，他们在福建、甘肃和四川等地实现了“西麝东移”和“北麝南移”的繁育。
　　“麝是一种社群性很低的动物。在野外，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大，但人工驯养时，一般是100平方米的圈舍里养5至7头麝。它们在狭窄的圈舍环境中朝夕相处，经常出现互相打斗致死及撞墙等应激性死亡。”孟秀祥说。
　　人工驯养环境的气候、圈舍环境等也与野外生境显著不同。在野外，麝通过垂直迁移行为可以选择它最喜好的温度——炎热的夏季，麝会上迁到气温较低的山顶；而在寒冷的冬季，麝下迁到气温较高的山谷。但在人工驯养的环境中，麝几乎别无选择。
　　食物方面，野生麝可自由选取喜食植物、多食植物及偶食植物等；但在人工驯养环境，它们往往只能摄取少量从野外采摘的新鲜树叶，大量进食人工配置的精饲料，使其反刍发生紊乱，导致许多消化疾病的产生。
　　孟秀祥及其团队针对麝类驯养业中社群性低、死亡率高、麝香产量低及泌香年限短等难题，通过圈舍设计、圈群配置、食谱和饲料配制、疾病防治、药用植物催香、诱导性多次泌香、无应激取香、种麝遴选及补配、仔麝人工哺育、早期驯化等手段，建立了高生产力的麝类迁地繁育和驯养技术体系。
　　在他们的努力下，人工驯养麝的存活率从55%大幅提升到93%；双胎率从1.1提升到1.9；有效取香率从60%提升到90%；麝香单头泌香量从6.8克提升到15.8克，累计增殖1万余头驯养麝，增产50公斤麝香，节约开支2000余万元，合计产生近10亿元的经济效益；麝香增产的保护效果还相当于减少对10万余头野生麝的猎杀取香，产生了极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指的是林麝吧

狍子，獐子和麝，这三样我分不清~

狍

河麂（獐）

林麝

马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