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贴是一个柴荣的死忠粉和一个宋朝的死忠粉的吵架……当然我只截取了前者的部分。当时看得我捶地

　　 除了后周，你喜欢攻击唐朝，成天见你上窜下跳，抹黑唐朝。煌煌大唐朝的伟大、博大，又岂是你所能否定的了？唐朝是从中古到近古的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期，特别是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宋朝只不过是形成固定期。自中晚唐以来，延及五代十国，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开始出现并壮大。你在《精彩生活》中所歌颂的宋朝那些生活状态，其初始形成是在唐或唐以前，宋只是形成期，你却直接否定宋之前所有的社会发展成就，好像是从960年开始，人们才会吃饭穿衣一样，何其荒谬！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不是获得的资料多少，而是端正客观的态度。宋朝有弊病，也不能全部否定宋朝的成就，世上本无完人，不管是李世民、柴荣、赵匡胤，他们都有值得肯定的善政，也有应该批评之处，客观一些并不难做到。
　　 　　　　 你可以歌颂宋朝，但用宋踩唐周是很不明智的，会引起大多数中立读者的反感。你为宋摇旗呐喊，不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喜欢宋朝么？那就应该把姿态放低一些，承认宋之前的社会发展成就，并不会降低宋朝本身的成就。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都不是品评历史人物所应该有的态度。

　　你说唐朝取士不如宋？大笑过后，送你一篇好文章，和你是一伙的富弼写的，“ 臣伏睹载籍，自古取士无如本朝路狭。三代以往，不复纪列。两汉以下，历南北朝及隋、唐十余代，取士之法，各有科条，大率如贤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经、秀才、进士，唐又添制举五十余科，此外又许藩镇辟召及诸色人荐举，亦许自荐拜官。历代求人，唯务广博，所以天下怀才抱器之士，无不牢笼收揽，尽为朝廷之所用也。国家取人，唯有进士、明经二科，虽近设制举，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辞、念诵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赋性不能为文辞就举试者，率皆遗之。 臣切思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者何？盖此处人物禀性质鲁，不能为文辞中程试，故皆老于科场，至死不能得一官。岂三路之人，独不乐富贵哉？盖求之而不得也。今纵有稍在显官者，亦不过三五人而已。此数路之人虽不能为文辞，若其大才大行及强悍奸雄，则诸路不及。向时天下无事，则此等人或在场屋，或在农亩，或为商贾，或为僧道，屈伏不能有所为，但怨望思乱而已。今昊贼寇边，西陲用武，覆军杀将，中外震恐，兵寡粮匮，调发无所。当是之时，乃此等人踊跃快意，皆欲助贼为患，或更有盗贼屯聚，则为之倡道，惊劫州县，自图富贵之时也。其间忠义者，尚思因时驻屯而愿为进行之用者。然朝廷至今未悟，不加搜访。臣恐为他人所得，则中国处处皆为敌国也。”所谓宋朝爱士的谎言必须打破！宋朝最喜欢的是满脑子特权思想的奴才文人，而不是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
　　范仲淹到了唐朝就没有机会上进了？你知道元稹吧，你可不要说元稹不入流，那可是唐朝超一流的大才子。《旧唐书。元稹传》载元稹自叙，“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元稹是靠什么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虽然唐朝上承魏晋南朝的门阀制度，但早已经徒具虚名，不过捞个虚头虚脑的豪门名望罢了。许多出身于虚名豪门的人物，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上位的。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兄长柳公绰家境非常不好，每当闹饥荒时都要饿肚子。
　　晚唐有个归氏家族，诸子非进士即状元，归仁晦是开成三年进士，归仁翰是大中十一年进士，归仁绍是咸通十年状元，归仁泽是咸通十五年状元，归仁泽的儿子归黯是景福元年的状元。归氏兄弟的曾祖父归崇敬不过是个穷儒而已，毫无权势背景，归崇敬曾祖、祖、父都无甚显赫官职，只是归崇敬发家之后，才累赠秘书监等职。归崇敬很穷，《旧唐书。归崇敬传》：“以家贫求为外职，历同州、润州长史。”你会认为归崇敬也是豪门子弟吗？
　　另问你一句，你成天吹嘘宋朝文学了得，可知道韩愈是什么人？可知宋人苏轼对韩愈崇拜的五体投地，称“文起八代之衰”。韩愈可不是什么贵族豪门出身，《旧唐书。韩愈传》：“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没有任何名位，总不会认为韩愈也是豪门子弟吧？
　　一代诗豪刘禹锡出身下层官吏之家，《旧唐书本传》：“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难道刘禹锡不是靠真才实学成为一代大家的？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元稹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千百年来，争议很大，恶评如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元稹基本否定，旧书说元稹“素无检操”，新书说元稹“附宦贵得宰相”。历来对元稹的攻击，多集中在两点，一是元稹对感情方面的始乱终弃，一是元稹对中官魏弘简的巴结攀附，裴度曾经上书弹劾元稹与魏弘简乱政，其三，元稹挟私报复李贺。
　　最集中否定元稹政治品格的，即元稹和中官的交往，关于元稹攀附魏弘简，胡三省说“元稹交结大阉，丧其素守。”不错，按相同逻辑，这些人应该对北宋著名贤臣寇准与太监周怀政暗中勾搭大加鞭伐，但却很少有对寇准这方面的指责。
　　周怀政是真宗后期有实权的一个大太监，《长编》说他“日侍内廷，权任尤盛，附会者颇众，往往言事获从。中外帑库，皆得专取，而多入其家。”周怀政和朱能深相往来，并通过朱能与寇准搭上线，“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多依违之。”赵恒弄天书奇谭，担心人心不附，通过周怀政说通好友，即寇准的女婿王曙说服了寇准，“准乃从之”。元稹勾结宦官不对，难道寇准勾结宦官可以原谅？
　　元稹固然有许多缺点，比如和宦官走的较近，但元稹曾经与宦官结仇，为何不提？元和五年，810年，因为元稹弹劾河南尹房式，得罪了太监，在元稹赴京时路过敷水驿，被一群太监殴打至伤，以至于好友白居易愤而上书：“中使陵辱朝士……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而且元稹遭贬十年，就是因为得罪了太监，为何不提？
　　再者，前面只是说元稹是由科举出身，你扯元稹的错事（许多还都是诬陷之词），想证明唐朝科举不好？宋朝大汉奸秦桧也是科举出身，奸臣黄潜善、汪伯彦、丁大全，哪个不是科举出身？是否也说明宋朝的科举有问题？哪有像你这样极端看问题的。
　　至于韩愈，你知道韩愈的古文运动对宋朝文化有多么深远的影响？这一点都没看到？既然你说韩愈让人不齿，很好，那就让你看看你所推崇的宋人是如何崇拜“让人不齿”的韩愈。
　　石介《尊韩》：“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　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塞，僻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韩愈）。故自吏部来三百有年矣，不生贤人。……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逼问为贤人而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对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看清楚了，韩愈与孔子并列！
　　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苏轼《韩愈优于扬雄》：“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自亦难得。”
　　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断电了，明天贴。@醉罗衣 这个我觉得你看完会很有趣→_→

太给力了！

　　《宋史。王鼎传》：“庆历八年，河北大饥，人相食，鼎经营赈救，颇尽力。”
　　《宋史。宋昌言传》：“（昌言）自济源之官，见道上弃尸若剐剥状者甚众，窃叹郡县之不治。既至河阴，得凶盗六辈，杀人而鬻之，如是十余年，掩其家，犹得执缚未杀者七人。县吏与市井少年共为胠橐，昌言穷治其渊薮。”你极力吹捧的宋仁宗盛世，治下百姓居然以吃死尸为生，甚至还有县吏与市井少年杀活人卖肉。宋朝威武，人吃人！
　　包拯《请差灾伤路分安抚》：“臣窃闻，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近岁旱涝相继，粒食踊贵，淮南西路、蕲黄等州尤甚。去秋，霖雨殒霜，损害苖稼，今夏大水，飘流居人，兼又官中配籴，民间之蓄尽输入官。官籴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苖悉巳枯槁，米价斗一百文，纵江淮稔时，米虽贱而民有饥者。况遇凶年，亦何卒岁？为其无备故也。今则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故贼盗充斥，聚集成群。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数十人。所在剽虏，官司不能禁。自光、寿以南，距江亦皆如是。州县上下，逓相蒙蔽，不以上闻，使朝廷无繇知之。况今秋苗稼既槁，则望在来夏。而雕残之民，朝不谋夕，岂能及来夏乎！且天之降咎，必在于凶年者。盖年凶则民饥，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伏望圣慈，申命执政大臣应江淮、两浙、荆湖等州军，自去夏至今秋，灾伤甚处，选差臣僚，遍令体量安抚，从便宜而赈贷之。夫救灾恤患国之常也，若忽而不顾，寖成大患，得不为朝廷之深忧乎！”
　　司马光《上皇帝疏》：“伏见陛下（英宗）即位以来，灾异甚众，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治平二年，1065年）淋雨，涉秋不止，京畿东南十有余州，庐舍沉于深渊，浮苴栖于木末，老弱流离，捐瘠道路。妻儿之价，贱于犬豕。许、颍之间，亲戚相食，积尸成兵，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继以黑风。今夏疠疫大作，弥漫数千里，病者比屋，丧车交路。至秋幸而丰熟，百姓欣然，庶获苏息。未及收获，而暴雨大至，一昼之间，川泽皆溢，沟渠逆流，原隰丘陵，悉为洪波。一苗半穗，荡无孓遗。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城阙摧圯，官僚仓禀，军垒民居，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
　　虽然天灾不可避免，但如此天灾变异，百姓受灾苦难极广，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百姓安乐吧。但“妻儿之价，贱于犬豕”属于人祸吧，你大宋实在太威武了，人价不如狗价！
　　苏轼的《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臣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颍移扬州，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苏辙的《因旱乞许群臣面对言事札子》：“臣伏见二年以来，民气未和，天意未顺，灾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饥谨，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绝，京东困弊，盗贼群起。”大宋威武，人吃人！
　　再来一条抽得更响亮的，这是宋人对宋朝朝吃人的愤怒批判。南宋人庄绰著《鸡肋编》卷中，“金人之乱，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百倍于前世，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这就是你吹捧的大宋盛世？
　　《宋史。黄颢传》：“秀州海盐民伐桑柘，毁屋庐，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县方督促捕欠，颢见之蹙然。”
　　你成天叽叽歪歪，说南宋临安繁华至极。很好，《续资治通鉴》卷170,“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临安大饥，饥者夺食于路，市中杀人以卖，隐处掠卖人以徼利，日未晡，路无行人。”
　　还是《续资治通鉴》卷170，嘉熙四年七月，杜范上奏：“仓廪匮竭，月支不继，斗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沧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无也。甚而阖门饥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议执政，军伍谇语所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
　　1240年，南宋浙东一带发生严重饥荒，诗人戴复古写下了《庚子荐饥》：“杵臼成虚设，蛛丝网釜鬵；啼饥食草木，啸聚斫山林。人语无生意，鸟啼空好音。休言谷价贵，菜亦贵如金。”你的大宋富民怎么连菜都吃不起？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极瞧不起这些宋朝的贫苦百姓，穷苦百姓不过是你吹捧宋朝时所借用的道具而已。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宋朝果然伟大！

　　《宋史。选举五》，绍兴七年，中书舍人赵思诚言："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一任。”公平在哪里？
　　你怎么好意思说宋朝是公平取士的平民社会？你大宋的《荫补法》，你不会不知道吧？据统治，不算王公妃女，进入《宋史》作传的人物，有九百八十人是通过各种考试制度进入统治集团，占七成，另外恩荫入官的占一成七，有二百三十人。而在唐朝的三百六十九名执政宰相中，名义上士族出身的有一百二十五人，另外二百四十多人基本上是庶族地主。诚然，宋朝的恩荫品秩并不高，甚至有些时候要低于唐朝，宋之受恩萌者多是小官，入传者甚少，但如此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远甚于唐。宋朝的三冗之一的冗官就是这么来的，不仅劳民伤财，这些人在地方上也是欺男霸女，善小恶多。
　　没人说唐朝是十足完美的，但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得有失，即使是宋朝，也不是没有值得称道的。只有你，对唐朝完全彻底的全盘否定，对宋朝完全彻底的全盘肯定，你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情绪化表达，理智些吧，客观一些很难吗？

（唉这么黑起来真是让人痛快）
　　唐朝法律的开明又岂是你这样的人所能诬蔑的！唐朝法律规定，如果死刑犯是怀孕妇女，则暂缓行刑，“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看看！如果司法人员将怀孕的女死犯处死，则要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女犯由专门的女狱卒看管，不允许男女混囚。如果非死刑的女犯怀孕，可以暂时外放归家一个月，如果是死刑女犯，则是产后二十天。如果犯人生病，则监狱部门有义务给他们治病。建议你读一读《唐律疏议》，然后再来出口成脏。
　　宋朝百姓有人身自由？你说谎不觉得脸红么！宋朝不断发生佃客沦为奴隶的事情，宋朝的税赋收入，大部分都要由底层百姓承担，而大地主大官僚士大夫则享用特权，想你应该知道宋朝的“恩荫”制度吧。李觏在其文集卷二十八《寄上孙安抚书》上痛斥这种制度：“古之贵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优也。承平滋久，仕宦实繁，况朝臣之先，又在赠典，一人通籍，则旁及兄弟，下至曾孙之子，安坐而已。比屋多是衣冠，素门方系徭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为今之民，盖亦难矣。”而失去自由的佃客和控制他们的地主形成了世代主奴关系，一般地主都有几百个这样的佃客奴隶，多的拥有数千家。
　　《宋史。刘师道传》：“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到了宋光宗时，绍熙元年，南宋规定不允许佃户告发所属地主，《宋会要》卷六十六“除人力、佃客、干当采米人不许告首外，田邻并受寄人许令撺柜自首。”宋朝地主残害仆隶成风，私设牢狱已经普遍，甚至随意杀人，《宋会要刑法》卷二，“辄将贫弱无辜之人关锁饥饿，任情捶拷，以致死于非命。虽偶不死，亦成残疾之废，被苦之家，不敢申诉。”这就是你所歌颂的仁爱宋朝？
　　胡太初在《昼帘绪论。催科》中痛陈官府科民之峻急，“今之作县者，莫不以催科为先务，而其弊有不胜言者，最是乡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驱督，不登县受郡之责，抑亦逼抑过甚民受官之害。乡胥与富强之家素相表里，有税未即具上，或不尽具至，有每年不曽输官者，却止将善良下户先具催数，或多科尺寸，逼令输纳。”
　　宋朝自吹以仁孝治国，爱护士大夫，却对底层百姓非常凶暴，即使是官场，也只杀小鱼，不杀大鱼。南宋大臣杨万里对此事有明确的记载，《诚斋集。驭吏上》：“驭吏之难莫急于禁赃吏。盖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宽以养其耻，则常狃上之宽而不知畏绳之以法，则虑其怨而不服。抑将何以处也？臣以为，用宽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于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于不平。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举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欤！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异时臣之所闻见者有二，一曰私县官之赃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贻以自富。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后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则何法之不可尽行？何赃之不可尽禁也哉！”这就是你为宋朝吹捧的讲法制？

看了这么多，我最恶心的就是苏轼这段话- -
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窝了个草。。。

　　说句实话，后人常称唐宋，实际上是对宋的巨大抬举
　　真正说来，宋所处的历史时期应称“五代六朝”，因为宋是五代后中国多国并存时期的一个连汉族都未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长期是辽、金的“臣、侄”国,根本没有资格与大唐等统一朝代并列
　　汉唐，以及后来的明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即统一了中国的朝代,而宋不是，宋代中国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北有辽、金、蒙古,宋只是当时的一个割据政权,即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
　　宋还一直未完成统一整个汉族的大业，其次,宋在这些政权中最为懦弱和卑辱
　　在中国当时的各割据政权中,其他王朝如辽、金、西夏、蒙古等都统一了自己的主体民族,唯独宋没有　　宋作为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没有资格与大汉、大唐、明朝等统一王朝并列。
　　对外方面，宋不仅不敢讨要燕云十六州,每年要向辽夏交纳大量金银财物
　　宋与金交往，第一件事就是把向辽所纳的银、帛,不但给了金还加了价,金嫌不够胃口,灭掉了北宋
　　南宋时,宋、金议和,宋除向金割地外,每年要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后虽在纳银、绢上略有增减,但割地的数量却不断增加。蒙古南侵,宋多次要求议和:割地和纳银、绢,但蒙古不答应,最后为蒙古所灭。一个如此懦弱的宋,无法与汉唐明并列
　　关键的是，
　　宋基本上是一个不独立的政权,即辽、金的附属国性质。我们不要忘记:宋天子从北宋的"澶渊之盟"开始,就是辽的"侄皇帝",要称辽肖太后为"叔母"。宋从南宋的"绍兴议和"起,就向金"称臣"。如当时宋高宗给金人的国书是:“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早降誓诏,庶使敝邑永有凭焉。"金帝的册文是:"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今......尔......愿身列于藩辅。今......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其恭听朕命。”
　　后宋天子也干脆做了金的“侄皇帝”,如宋后来给金人的国书格式是:侄宋皇帝某,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某某皇帝阙下。金人复书的格式是:“叔大金皇帝”,不写己名,不写“谨再拜”;但写“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
　　试问，作为异族的一个“侄、臣”政权,宋有何面目与汉唐、明并列?
@寒梅极艳寻芳踪 啊呀好帅气我喜欢这一段！

　　关于宋朝所谓厚待士人的流言，是到了揭露和批判的时候了。诚然，宋朝厚士，但厚的是成功之士，非草野之士。说唐朝以门第取人也是不
正确的
，门阀制度到了唐朝就已经徒具其名了，确实有一些门阀子弟倚仗家第进取中科，但更多的还是靠自己努力中举。唐朝科举深入人心，士子莫不以中举为荣。唐宪宗名相权德舆就说过：“
自开元、天宝间，万户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
　　《文献通考》卷37，“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生、副千九百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余人。”
　　北宋苏轼也称赞唐之取士，“唐之得人，于斯为盛。”　　　　而到了宋朝，虽无门阀，但有官级之别。低公卿不屑与底层文人交往，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宋史。孙复传》：石介有名山东，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复。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贤，以其弟之子妻之。复初犹豫，石介与诸弟子请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贫贱，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贤名。”复乃听。
　　石介是北宋初年人，生于1005年，可见石介所说“公卿不下士久矣”的时间上限，当在赵匡胤篡位建立宋后。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在石介所在时代以前，宋朝是普遍轻士的。　　　　再来欣赏一篇北宋名臣富弼的好文章，出自《宋名臣奏议》：
　　臣伏睹载籍，自古取士无如本朝路狭。三代以往，不复纪列。两汉以下，历南北朝及隋、唐十余代，取士之法，各有科条，大率如贤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经、秀才、进士，唐又添制举五十余科，此外又许藩镇辟召及诸色人荐举，亦许自荐拜官。历代求人，唯务广博，所以天下怀才抱器之士，无不牢笼收揽，尽为朝廷之所用也。国家取人，唯有进士、明经二科，虽近设制举，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辞、念诵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赋性不能为文辞就举试者，率皆遗之。
　　臣切思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者何？盖此处人物禀性质鲁，不能为文辞中程试，故皆老于科场，至死不能得一官。岂三路之人，独不乐富贵哉？盖求之而不得也。今纵有稍在显官者，亦不过三五人而已。此数路之人虽不能为文辞，若其大才大行及强悍奸雄，则诸路不及。向时天下无事，则此等人或在场屋，或在农亩，或为商贾，或为僧道，屈伏不能有所为，但怨望思乱而已。今昊贼寇边，西陲用武，覆军杀将，中外震恐，兵寡粮匮，调发无所。当是之时，乃此等人踊跃快意，皆欲助贼为患，或更有盗贼屯聚，则为之倡道，惊劫州县，自图富贵之时也。其间忠义者，尚思因时驻屯而愿为进行之用者。然朝廷至今未悟，不加搜访。臣恐为他人所得，则中国处处皆为敌国也。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有些宋人指责五代贱士，实际上这完全是在诬蔑。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替五代取士辩护：“五代五十二年，其间惟梁与晋各停贡举者二年，则降敕以举子学业未精之故，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然每岁所取进士，其多者仅及唐盛时之半，土宇分割，人士流离，固无怪其然。”五代取士仅及唐之半，也是因为天下分裂，南方士人很少能参加五代的科举。也有个别例外，比如闽人杨徽之不屑参加南唐科举，而是北上中原，参加后周的科举。
　　仅以进士为例，梁取188人，唐取172人，晋取112人，汉取84人，周取104人。
　　五代皇帝多优待士人，就以你所极力诋毁的周世宗为例，显德六年正月，周世宗改变旧例，在万春殿上召见以石熙载等三百多人。“上（周世宗）以优先儒者，故允其入见。”“帝（周世宗）以优待贤隽。” 二条皆见于《册府元龟》。
　　
说宋优待士人，并非完全虚妄，但五代同样优待士人，却非一些宋人极力贬低和隐藏，何其不公！

　　诚然，金兵南下，中原鼎覆，天下变色，贵贱皆蒙其难。但金兵南不南下，宋治下的百姓同样受苦受难。宋人连篇累牍的批判宋朝恶政，他全部视而不见，一概不承认。就是北宋灭亡前的徽宗朝，君昏臣佞，恶吏遍布乡野，暴政猛于虎。《宋史。食货上六》：“旧胥既尽罢，而弊根未革，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盖甚前日。”对于北宋灭亡后，中原士庶奋起抗金的，是要大力肯定的。既然一些人认为宋取天下是因天下本非一朝之天下，那宋失天下，亦可以认为天下本非宋之天下，亡之亦何惜！只要中原士庶抗金就行了，不用在乎宋朝是否存在，不存在更好，还不如岳飞取而代之呢。
　　嘲笑北宋的灭亡并不代表认可汉人之灭亡，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反对者中又有几个会反对岳飞呢？无不对岳飞有高度的评价。更何况，宋人有此一说，说赵光义得位不正，杀兄欺嫂，篡夺其兄之天下，延传百五十年，然后赵匡胤附魂于金人，来找赵二算帐了。既然有此一说，亡宋的是赵匡胤。南宋人都认为这种事情的存在，那又何来后世幸祸北宋之亡呢？哪朝瓷器不精美呢？比如著名的唐三彩，比如产于两浙著名的秘色瓷，是吴越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精品。早在北宋建立之前几十年，契丹皇族耶律羽之的墓中就出土一件制作极为精美的丝衣，叹为观止。宋朝的评价低并非无端而出，宋朝对内凶残，对外屈膝，自求苟安，不思进取，批判又有何错？何况谁也没有全面否定宋，宋的贡献，不也得到大量肯定么？
　
　　　 宋朝百姓之穷苦，受压迫之重，在宋人的资料中有太多的记载。宋朝只有一座东京城和一些大中城市，生活在城市中的有一些中产阶层，但更多的是城市贫民，更不要说深陷宋朝暴政地狱中的广大农村。在宋仁宗时，民间就已经不堪朝廷暴敛之重，大量逃亡，十室九空，这都是出自宋人的记载。　　　　

　　 由于宋辽和解百年，双方不断互派使节，按礼数，辽宋对出使到本国的对方使节要厚赠财物，比如宋人会向辽朝正使赠金涂银冠、银器200两，帛200匹，辽厚赠宋使的待遇大致与其平等。而宋朝出使辽朝的使节多由名公卿子弟、外戚子弟充任，呈现明显的世袭现象。比如韩亿和其子韩综，吕端和其孙吕诲，范镇和其侄范百禄，李迪和其侄李柬之，孙奭和其子孙瑜，宋受和其子宋敏求，林邵和其子林虑，范雍和其孙范子奇、范子渊，北宋名将曹彬的子孙也多次使辽，外戚后族的向绰、向宰、向宗旦也多次出使辽国。
　　　　 　　 在这一点，宋还不如金朝，金朝规定每次出使南宋的使节只能出使一次，不再第二次出使，《金史。魏子平传》“使宋无再往者”，唯一的例外是魏子平。因为南宋对金使厚赠太多，正使可得金200两、银2000两，副使对半，这些钱甚至可以抵平出使官员的年薪，这让金国统治者不再让使者二次使宋。魏子平能二次出使，完全是金世宗完颜雍奖励魏子平在河南供应军需有功，所以特别加赏。
　　　　　　 仅为蜀地为例，后蜀孟昶时，“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
　　　　　　 南宋初年，“宋自南渡以后，川蜀之赋最重，科敛繁多。有诸路常平司坊场钱激赏绢奇零。绢估钱，布估钱，常平积年本息对籴米及他酒盐诸名色钱。大抵于常赋外，岁增钱二千六十八万缗，而茶不预焉。军储稍充，蜀民始困。后虽屡经蠲减，而其弊不去。”
　　　　　　 宋朝对百姓非常凶残，还不如后蜀这个割据政权。宋朝所谓以仁厚治国，是针对权贵士大夫的，不是针对底层百姓的。宋朝实际是两种国策并行，对权贵士大夫待以仁厚，纵容他们欺压百姓；对底层百姓待以重敛，不管百姓死活。

宋朝霸气的财政赋税
　　经总制钱--一一三五年，总制司使孟庚（音羽yǔ）创立“总制钱”，后来跟北宋末陈遘（同构）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的征收是：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由官府征收三十文，以后又增加到五十六文。经总制钱下面还有许多繁琐的名目。董煟（音胃Wèi）《救荒活命书》记载，经总制钱全国每年定额二千万贯，实际可收到约一千多万贯。在一些地区征收的经总制钱甚至达到了正税数额的三倍。
　　　　　　月桩钱--南宋初，宰相朱胜非为增加军费，命令各地州县按月交纳定额的月桩钱。但地方官府往往只能交到定额的十分之二三，下月期限又到，又要向民间征敛。宁宗时，东南各路岁征三百九十多万贯，特别是江南东西两路，月桩钱的名目众多，有 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罚钱、既胜喜欢钱等，是农民的严重负担。　　　　　　版帐钱--南宋初，东南各路借口供应军用，征收一种税钱，称“版帐钱”。两浙路最重，各州每年必须搜刮一二十万贯，才能凑数。这完全是一种“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杂税。　　　　　　以上三种新添的赋税，就象一座座大山压在南宋农民的头上。叶适曾说：老百姓中产之家，衣食刚足，过去可以耕织自营的，现今都辗转逃亡，去当“盗贼”（起义）或者受冻挨饿；如果经总制钱还不废除，州县破坏，百姓穷困，就没有了结。叶适的描述，多少反映了新添的杂税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南宋的二税附加也相当繁重。主要有以下一些名目：　　　　　　耗米--官府在收税时，征收“耗米”，民间交米一石，官府普遍多收加耗四五斗甚至一两石。正耗以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的秋苗，各路往往加耗到二石一二斗，多的达二石五六斗。实际上是把正税加了一倍多。　　　　　　大斗收税--在征收粮食时，地方官府还常常使用大斗，每只大斗要比朝廷规定的标准斗（省斗）大二三成到五六成。　　　　　　折帛钱--高宗初年，因为物价暴涨，官府以“宽优”农村下户为名，让下户在交纳夏税绢帛时按时价交纳现钱，称“折帛钱”。但后来绢价降低，折帛钱数却照旧。民间必须以市价的二到三倍的价格来交纳折帛钱。　　　　　　和预买--南宋时官府用此名目向民间买绢，实际并不给钱，强迫民间“白纳”。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光交价钱，不交实物。再后又按田亩均摊，跟夏税一起交纳，变成了一种新的折帛钱。南宋初，浙东一路预买绢就有九十七万多匹，其中越州一州达二十万多匹。理宗时，李鸣复说，和买绢已名存实亡，官府不偿价值，凭空科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谓“和”。　　　　　　预借--官府经常预借民间各种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项目有二税、免役钱、坊场课利钱和卖田宅契税钱等。高宗时，还只预借明后年的赋税；孝宗时，借到后三四年；理宗时，有的地区借到后六七年。　　　　　　科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随时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照二税的多寡来征收。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有时秋税米一石，要科配（又称科敷）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科配七八贯。在正税以外，任意勒索。　　　　　　和籴--官府接民间的家业钱摊买粮食，摊买时，官府少给或不给价钱，实际跟科配一样。南宋末，和籴成为农民最重的负担。　　　　　　勒索--在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时，胥吏还要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如果纳税人给的贿赂太少，即使已经交完了税，他们还说没有交够，使纳税人“枉受刑责”。有些地区还规定，纳税人必须经过揽户包纳赋税，官府才予受理。揽户常与胥吏勾结，百般勒索，使纳税的农民更增加了一层负担。　　　　　　南宋赋税之重，跟北宋相比，增加了好几倍。高宗时，杨炜揭露说，历代“衰世掊克之法，略以尽行，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南宋王朝用尽一切办法敲剥农民，百姓的膏血被榨取无余了。　　　　　　广大农民（下户自耕农和佃客）是官府赋税的直接和间接的承担者。官户、寺院和农村上户虽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但往往依仗权势不交纳赋税，或者用隐蔽田产、诡名析户、降低户等的办法来逃避赋税，所以在南宋出现了比北宋还要多的“无税之田”。一一四二年，高宗派两浙路转运副使李椿年措置“经界”，在各地清丈土地，以达到官府增加赋税收入的目的。李椿年先在平江府设立“经界局”，以乡为单位，丈量土地，划分田亩的等级，然后官户、民户分开造砧基簿（砧音真zhēn），簿后附地形图（即鱼鳞图），官府按此征税。平江府完成“经界”以后，就在各路推广。其中仅两淮、湖北、京西等四路因是地广人稀的边区，没有实行。其他大部分路，到一一四九年，“经界”基本完毕。经界法的实行，使官府掌握的田亩增加很多。罗愿《新安志》记载，江东路徽州，在经界前官府只掌握田产一百五十多万亩，经界后增加到三百多万亩。但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到孝宗以后，赋税不均的情况又逐步严重起来。不断有人要求再行“经界”，但由于豪家大户的反对和抵制，无法继续实行。理宗时，赋役不均的现象更加严重。
　　　　　　和北宋一样，南宋的农村上户轮流承担保长、保正和户长等差役，向农民催税。农民弃田逃亡，或有权势的地主拒不交税，地方官府就要保正长等代交。孝宗时，处州松阳县的上户地主，共同买田三千多亩，用剥削收入来应付差役，称“义役法”。此法推广后，有些上户又强使仅有一二亩土地的下户出田或出钱。《文献通考》说，这实际上是“困贫民以资上户”。受害的还是贫苦农民。

　　　大地主逃避赋税，地方官府税额不足，还想方设法来加重对下户自耕农的压榨。富强之家经常与乡里的胥吏表里为奸，“有税未即具上，或不尽具”，甚至一斗也不输纳，官府却将下户“先具催数，或多科尺寸，逼令输纳”。下户因生活所迫而出卖土地时，地主豪强买去土地但不向官府改动税簿，使下户“产去而税存”，继续承担官府苛重的二税。在南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现象一直在发展。　　　　　　　发“关子”--南宋王朝，长期以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来挽救它的财政困难。理宗统治时期，纸币的滥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高斯得的奏疏说：“国家版图一天天缩小，财力白耗，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每年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二亿五千多万贯，管财政的大臣，只知增发楮币。”他慨叹说：这是饮鸩以止渴。　　　　　　南宋孝宗时，发行纸币“会子”，每界只有二千万贯，印发极为慎重。宁宗时对金作战，用纸币筹军费，十一、十二、十三界同时流通，发行到一亿四千万贯。但到了一二三二年（理宗绍定五年）增加到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又猛增到六亿五千万贯，共发行了十八界。一二六三年，贾似道当权时，甚至每天增印十五万贯。纸币的印造并没有因为买公田而停止，反而日益扩大。　　　　　　一二六四年，理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禥（音齐qí）作皇帝（度宗）。在这期间，贾似道又下令印发新的纸币，称为金银关子，在全国发行。原来发行的第十七界会子废止不用。第十八界会子，以三比一折换新的关子。　　　　　　发行纸币原来有铜钱作储备。但“会子日增，现钱日削”。铜钱散在民间，不愿换用纸币。对外贸易中，也不断有大量的铜钱外流。东南沿海地区各路，原有十多万贯现钱的，只存一二万贯。袁甫在《论会子札子》中说：“旧会散在民间有五十千万（五亿贯），朝廷的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如果以现钱一贯按时价（一比五）折纳旧会，也不过一千万贯，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纸币大量印发，没有现钱作储备，币值越来越低，物价越来越涨，实际上是朝廷凭空剥夺去人民的大批财富。　　　　　　会子不断增发，物价不断上涨。一二四○年，发行第十八界会子，第十七界以五折一，物价随即猛增。浙东中等年成，而米价增长十倍。临安附近，一斗米价十贯（北宋初，粮价每石六七百文）。一度任相的杜范说：“物价腾踊，以前也曾有过。但升米一贯，还有增无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是前此所未有。”杜范所说的这种情形，在南康军、池阳、太平、建康等地，都大致相同。米一斛，价廉者六七十贯，高者到百多贯。结果是“流离殍死（殍音漂piǎo），气象萧然”。淳佑年间（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年），临安附近地区“殍馑相望，中外凛凛”。关子发行后，“物价益踊，楮益贱”。如桑价由三百变成三千文，增长十倍。高斯得作诗描述说：“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音喜xí）。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已剿绝无余遗。真珠作襦（音如yú）锦作裤，白玉为饭金为糜。苍天苍天此何人，遘（音够gòu）此大疾谁能医！”纸币大量发行，物价浮动，市井萧条，也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经济崩溃的道路，无法医治了。　　　　　　楮轻物贵，也直接威胁到军队士兵的生活。守边兵士，由县官支给需用，每月都有定数。改行关子以后，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却要供战士一天的生活需用。方回描述说：“军中数口之家，天冷没有被褥和炭火，每天吃不上饭。空着肚子，穿着破衣服，非常可怜。”他还慨叹说：“饥寒窘用，难责死斗。”蒙古大军压境，南宋的士兵困苦到如此，难以死战了。南宋的处境，正如袁甫所指出的：“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统治集团的腐朽--南宋大敌当前，兵虚财溃，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却还在侈靡挥霍，纵情声色，一天天烂下去。

于是@醉罗衣 看在我辛苦贴这么多的份上看一看回个帖吧……

　　宋朝的财政收入多是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争利抢来的，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在宋仁宗以前，朝廷财政相对还算充裕，对底层老百姓经商限制较小，但由于西夏崛起，战事不断，宋朝开始打老百姓的主意，搜刮民财之术，让人叹为观止！在沿江运输中，即使是空船，到了岸也要收到岸钱或力胜钱。最牛的是连“鱼薪蟹蛤，匹夫匹妇之利，皆征之，下至果菜，皆加税”，真是穷疯了！最荒唐的还有，一州之民如果与另外一州之民结婚，也就是聘礼要出本境，也要收过路费。这还是北宋的情况，到了南宋，搜刮民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明明这是一船普通的货物，宋朝官府却说这都是名贵货物，要交重税。“因其名色，抬作贵细，仍以一为百，以十为千，谓之花钱。”宋朝税收部门人员几乎无人不贪，虽然上边也有明令禁止，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缗钱斗粟，菜茹束薪，悉令输税，空身行旅，白取百金，纡路曲径，指为透漏，官吏利其所入，悉为施行抽分给赏，断罽倍输，到有捆载而来，罄囊而归者”，百姓叫苦不迭。
　　宋朝为了搜刮民财，连最基本的道德约束力都不要了。宋朝的酒与盐、茶是严禁私卖的，违者重罪。虽然宋朝有严密的法律制度，但因为酒利实在太大，上至宗室大官，下至草根百姓，都想办法赚取酒钱。不过权贵可以通过权力交换来免除处罚，小百姓无权无势，只能屡被严打。“大官势臣连营列障，公行酤卖则不敢问”，最终导致“强家幸免，浮细受害”。

宋人黑材料那部分真把我三观毁透了！苏先生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