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世事就是如此，有得到就必有失去。对于官二代来说，他们往往拥有优越的生活基础、良好的成长环境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事业上的起步也往往更早。历史上的名相名将，官二代占比其实极高。如果国家政治黑暗，社会风气较差，很多官二代则为所欲为，获取更大利益。但纵观历史，官二代绝不是一个安全的职业，就如曾国藩所说，“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
曾国藩的慨叹并非无根据，官二代的命运，与同时代的政治清明度、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官二代中名相名将辈出之时，往往是盛世或群雄并起的激扬年代。而腐化堕落的官二代占比较高时，政治往往黑暗，二者甚至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这些官二代成为王朝倾覆的陪葬者。而根据中国历朝历代盛极而衰的走势，即使官二代成为名相名将，官X代也很逃脱“骄佚”乃至“流荡”的宿命。
这个宿命背后，是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是既得利益者对权力世袭的渴望。

世袭制的持续反扑
秦朝建立后，直至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前，世袭制阴魂不散，隔三差五就出现在历朝历代的干部制度中。
比如两汉曾实行察举征辟选拔制度，以推荐方式选材，一时间众人举贤荐能，好不热闹。但这一制度很快就呈现出弊端，导致了东汉末年门阀的形成。在举荐这一体系中，高官享有话语权，官二代也有明显高出同龄人的“曝光率”。加之每一代举荐者与被举荐者存在类似师生的关系（作者注：与后来科举制度中的“门生效应”如出一辙），被举荐者往往热衷举荐“恩师”的后辈以“报恩”，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效应，你扶持我的后辈，我扶持你的后辈，官二代入仕机会大增，许多家族世代把持重要位置，甚至形成集团军效应。如我们极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袁绍就依托“四世三公”的背景而享有大量资源。
到了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出现了“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寒门子弟无上升渠道的两极格局。如今说魏晋风流，佳话甚多。但很多时候，佳话与荒唐可划等号，如斗富的石崇，便是典型的官二代。左思虽才华横溢，却因出身寒门而不得志。当时，官员选拔不看才能品格，纯粹拼爹，士族子弟甚至未及弱冠便居高位。士族为进一步壮大地位，还选择相互通婚，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谱学”，有人专门研究士族家世，目的居然是防备有人冒充士族得官。

当然，士族并非一无是处。那时的官二代甚至官X代中，也出过不少名人，如“旧时王谢堂前燕”中所指的王家与谢家，都曾人才辈出，在淝水之战中大获全胜的谢安便是其一。
这个时代的世袭还出现了分化，分为世袭罔替和世袭。前者可无限世袭，而且可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后者则是有限世袭，承袭爵位还低一级。
还有一个制度同样成为了“世卿世禄”这一被废制度的延续，那就是“任子制”，即任命官员子弟做官。苏洵曾说任子制是“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此言不虚。《汉书》记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不以德选”四字堪称触目惊心——品德、才能都不在考察范畴之内。所谓“为郎”，即指任子多做郎官，即宫廷侍从官员，为皇帝身边的亲信。见领导机会多，自然升迁得快。而且此制度漏洞甚多，比如未规定任子数量，加之察举征辟选拔制度制造了大批名门望族，许多家族中高官众多，子侄得到了大量任子名额，纷纷入仕，权臣霍光就是通过任子制一步步高升的。
至东汉时代，任子制出现了扩大化，校尉、尚书等级别的官员也得到了任子权力。甚至无子嗣的宦官也插了一脚进来，整个东汉史，外戚与宦官轮番专权，此起彼伏，结果任子制也成了宦官享有的权利，以致“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这些“子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若子”（即子或侄），而是充斥着大量的远房亲戚甚至收养的义子，曹操之父曹嵩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种状态下，官员队伍中出现了海量的官二代，加之政治黑暗，官员腐败，这些官二代的素质更难保证。大儒王夫之曾说：“封建毁而选举行（作者注：此“选举”即指察举征辟)，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但实际情况却是东汉末童谣里所说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醒世恒言》的“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中则写道：“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他不以科目取士，惟凭州郡选举。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但是举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势，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千封荐书。若是举孝廉时，不知多少分上钻刺，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扬名显姓。”
值得一提的是，和平年代的选才，往往变相世袭，官二代大占便宜。但乱世时，群雄都渴求真正的人才，出身便不再重要，每逢此时，总会有一代人杰出现，大肆延揽人才，战国时代如此，东汉末年同样如此，曹操曾三次颁布“唯才是举令”，各阶层人才纷纷加入，为曹魏统一北方打下了基础。

—— 历史上的官二代(中)

—— 历史上的官二代(下)

官二代与政治清明度的关系
有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历代君王、名臣名将的出身。其中自不乏“草根”，比如刘邦和朱元璋便是典型例子，但让人慨叹的是，从比例上来说，帝王将相领域仍是高富帅占比较多。
这是为什么？其实，自有人类社会起，资源的配享就是不平等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谓平等，只是让尽量多的人享受同样的权利，但并不等于平均。即使是如今最为发达、社会保障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贫富差距也不可避免存在，国家所能做到的，就是让穷人得到相对充裕的生活保障与社会尊严，而不是将财富、资源平均。
对于个人而言，成功不可能只靠父辈的庇佑，说到底还是得靠自己，“出身论”的说法并不可取。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什么时代，家庭基础对人生道路都还是存在着一定影响。拥有较多资源、生活较为优越的家庭，对孩子的培养有快人一步的优势。没有父辈庇佑的人想要成功，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弥补起点上的差距。
当年网上流传的帖子《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说的就是这种家庭差距导致的际遇不同，一句“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引来无数人的共鸣。
对于古代的寒门子弟来说，同样如此。也许，他的童年里没有四书五经，没有琴棋书画，也没有美食佳肴。若是运气好的话，长大了可以读读私塾，但他开始认字的时候，有点出息的官宦子弟已经能作诗了，他读四书五经的时候，人家官宦子弟已经学着赏画鉴宝品女人了，即便有一天，他进京考个状元，那也还是个土包子，无法成为身兼美食家、书画家、音乐鉴赏家等多层身份的翩翩佳公子。
像我喜欢的纳兰容若，谁都知道他惊才绝艳，但他有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内阁成员老爸，所有时间都可以用来陶冶情操，在艺术之路上具有同龄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同时，中国社会是不折不扣的关系社会，门生故旧、亲戚朋友所形成的庞大关系网，渗透入每一个时代。这就使得官二代常常具有可无限扩展的丰厚资源，即使科举考试打破了门阀制度，但科举本身就是一个制造“新既得利益者”的考场。
这种资源的扩展，往往代代相传。社会关系、家族资源，甚至祖辈的名声，都可以变成官二代乃至官×代“赢在起跑线”上的关键。

官二代的翩翩佳公子之路
说起翩翩佳公子，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纳兰容若。
历朝历代，都可以见到这样一种另类的官二代：他们不愿为官、不沾世俗，潜心于诗词歌赋，或专心治学。
这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官二代。我一向觉得，放弃权力是世间最难的事之一。对于官二代来说，权力往往唾手可得，很少有人能拒绝权力，有些人想用它来做一番事业，有些人想用它来敛财享乐，前者是优秀的官二代，后者是堕落的官二代。而在我眼里，放弃权力的那些人，也许可以成为纯粹的官二代。
在士族垄断社会资源的魏晋时代，出现了不少不愿为官的官二代。即使他们举止荒唐，行为放荡，但在我眼里都有可爱之处。曹雪芹写《红楼梦》，倾注笔力最多的贾宝玉无疑也是一个淡泊名利的官二代。毫无疑问的是，贾宝玉带有曹雪芹的影子，若无家道中落的经历，曹雪芹也是这样的官二代吧？
民国时也出现了不少翩翩佳公子型的官二代。我喜欢的袁克文、张伯驹，都可谓其中翘楚。这两位公子哥，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无一不精，又都是著名票友，视钱财如粪土，早年富贵时一派风流，晚景凄凉时却也不改洒脱性格。
也许，这样的人生是凤凰男永远无法理解的吧？

以史为鉴，嘛兔吧众么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