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party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party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
正确的
呢？

(1):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party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夸大。　　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区区55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又如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不炮击摧毁城墙，直接进行云梯登城），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

(2):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8万9370人。　　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州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所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12209人，而读卖新闻的纪录，则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十万。

(3):虽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已经比早期美国学者所提供的多了一半……而一半，就是二十多万日本兵埋骨在了中国的土地。至少，这是日本方面的数字，而且，看目前的趋势，随着日方史料的渐渐披露，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这让我觉得可以松口气，因为刚看了张忠义先生的《抗战八年中国并未取胜》，结尾处张先生以“良药苦口”为重点，点醒世人道：“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我这个普通工程师发现的这一点点日本史料，也许能让张先生安心些，如果侵华的日军只有60万，看来还真不至于让我们的4亿民众无力回天，只怕还要再发照会让日本派10万人来才够埋(还没算打残废的)。

5):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这才是日军在白刃战前枪弹退膛的真正原因。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G-U-N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近距离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杀伤力反而更大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对方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和日军交战中表明，如果双方都使用轻武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并不亚于日军。比如众所周知的四行仓库之战，日军久攻不克，并不是谢晋元团长有三头六臂，比别人更为善战，而是因为四行仓库三面临租界，日军不能使用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差别，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优势，主要在重武器。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同样问题。美军的冲锋枪枪身较短，白刃战拼刺刀吃亏，最初近战中往往用长点射弥补其不足。日军实施夜袭等行动时，多为奇袭，使美军来不及用密集弹幕将日军切断于战线之前。一旦进入混战，没有经验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造成的己方伤亡往往比敌人造成的还大。在贝蒂欧，美军指挥官肖普上校曾经威胁如果有士兵再乱开枪，就把他的枪扔到海里，而且从此再不发一颗子弹。　　美军通过总结，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对抗日军的刺刀。　　美军在实战中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好。它的长度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力范围远超过刺刀。至于装弹，如果弹仓子弹都打光，还有刺刀逼过来，那就只能认命了。不过，美军制式手枪填弹七发，等于有连发七刀的能力。而一次白刃战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连发七刀，这个概率太低了。　　大概唯一略显不重视白刃战问题的就是德国人了，这和它的战术运用和装备有关。德军进攻特别重视装甲部队的快速突击，防御重视工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近战的机会不是没有，却多发生在狭窄的工事、建筑里，比如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时，德军多用爆破、扫射来清除敌人，比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这样，就被德国人总结出了“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的真理。其实，德国人不是不能白刃战，他们更擅长在狭小空间用匕首、工兵铲等武器解决问题，《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镜头。　　至于八路军，拼刺刀开枪就纯属一种有预谋的标准战术了。当双方队列接近，准备肉搏，即将接触而还未接触时，八路军会突然来一次齐射然后再投入白刃战。由于这次齐射距离近(约在10米之内)，目标密集 (对方也在准备肉搏)，且日军初期全无防备，非常有杀伤力。而且，还可以起到鼓舞己方斗志，震慑敌军，扰乱敌人队型的作用。　　白刃战中，八路军战士还常在双方对定之前，抢先朝对方大腿开一枪。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距离差一点，敌方的刺刀还无法攻击；子弹穿过对方大腿，就钻入地里了，不必担心误伤。最重要的是拼刺刀属于需要全身配合的高难"运动"，如果日本兵大腿中上一枪，步伐不灵，那基本上只能任人宰割了。

(6):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而且八路会利用鬼子退子弹时暴露出的破绽。　　什么破绽呢？要知道三八大盖其实是一种最不适合拼刺刀退子弹条令的步枪。中国士兵用的中正式（国民party军）、八一式（Communistparty军） 步枪的弹舱底盖是可以打开的。需要时，打开底盖，就可以一次退光所有子弹。而日本的三八大盖的弹舱底盖是固定的，想退子弹，只能反复推拉枪栓，将子弹一发一发的退出来——这要是直拉式枪机，可能还快点，可三八大盖用的还偏偏是回转式枪机…… 于是，往往子弹退到一半，八路的刺刀或者鬼头刀就已经招呼上来了。　　白刃战，随着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已经逐渐退出今天的战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自卫队，还有白刃战训练的课程，在日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问题是这种训练已经活像慢镜头表演。练习的时候放音乐，日本自卫队员举着枪在头上像舞蹈一样比划。大概他们也明白，自己使用这种武器的概率很低很低吧。

(7):不怕吃败仗的大阪兵团——记日军中的另类第四师团对万家岭会战有印象的朋友，或许会记得那一仗被薛岳将军打得七零八落的日军第106师团。这个师团因为有大量原来在大阪摆摊卖菜的预备役官兵，而被称为“大阪商贩师团”。　　大阪部队战斗力弱，在日军中算是有名的，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队，却还不是106师团(该师团的正式征兵地不在大阪，只是补充了大量的大阪兵而已)。在《现代史研究》第六期（1998年）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的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看完之后，忍不住要把它翻译过来。关的原题是《日本一弱かった师団》，自以为这题目的翻译还是比较贴切的。　　下面就是翻译后的文章，因为篇幅较长，作了一些节选，并加了一些自己的注解。　　如果看伊藤正德的《帝国陆军之最后》或者山岗庄八的《太平洋战史》，二战中的日本军队无一不是勇猛顽强、宁死不屈的精锐之师[萨评：或者应该翻作“个个都是亡命徒”比较好？]。然而，在陆军混过的老兵，评价起来和历史学家不大一样，至少有一支部队，就以“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而著称。这就是番号一直保留到今天，自卫队还在使用的大阪第4师团。　　大阪第4师团，代号“淀”[萨评：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其他的日本陆军师团代号多有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第4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最初是战国美女淀君，更因为有一条淀川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真是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属于日军中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下辖四个联队，标准甲等配备。其核心为第八联队，因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败不怕的八联队”之勇名（？）[萨评：这个带括弧的问号来自原文，不是萨加的]。　　从那儿以后，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中间战事不断，第4师团却一次都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第4师团没有表现自己勇敢精神的机会。昭和8年（1933年），第4师团二等兵某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和执勤pol.ice发生冲突。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pol.ice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4师团的“武勇”可见一斑。　　昭和12年，也就是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本陆军大本营将第4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第4师团的战斗力已经在“Go-Stop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惜，这种“勇猛无前”的例子只此一例。倒是对第4师团军纪散漫、精神不振的报告屡屡上达天听。怎样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倒是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萨评：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理论，这听起来还挺有道理]，于是调名将山下奉文[萨评：绰号“马来之虎”，在新加坡打得英将柏西瓦尔乌江上吊的那个]担任第4师团师团长。从此，该师团主力即开始在“北满的山野中精训”。　　名将带队，精训两年，转眼到了1939年，东北发生了一件重大战事——苏日诺门坎之战。关东军和朱可夫将军的苏蒙联军打起来了，而且战况不利，军部下令驻扎在伪满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就是前面提到的代号“勇”的第二师团[萨评：日军著名的精锐师团，最后在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航渡途中碰上了个美国航空兵部队叫“仙人掌”，一通狂轰滥炸，整个师团下了饺子，和鲨鱼勇猛搏斗去了]。的确名不虚传，其先遣队新发田第16联队勇往直前，从海拉尔到诺门坎，徒步行军四天赶到，当天就投入战斗[萨评：随后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死伤惨重]。

(10):第4师团骑兵第4联队的官兵于《我等的南方回想记》一书中描述，“战败的消息传来，我所在的中队正在待机，士官以上的人员都到队部开会，其中‘进入山区战至最后一兵’者有之、‘天皇的诏书不能不奉”者有之。最后，部队本部带来命令，才不得不确定投降了” 。这种情况下依然要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战斗精神可谓踊跃坚决。然而，第4师团的复员却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4师团官兵出现在码头上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 [萨评：有一种说法说第4师团有军官通过贿赂押送的美军，利用复员的军舰运送泰国大米到日本contraband出售获得暴利，也大大缓解了大阪在日本“饥饿时代”中的困难]。统计下来，第4师团是南方军部队中战死最少、装备资财保留最完整的部队。负责管理的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为人认真，爱好和平”。而第4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其“为人认真，爱好和平”的特点来——第二天就有大批官兵一天时间也不浪费地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战争纪念品了。　　第4师团以及其他的大阪部队，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要说关西人不会打仗也没道理，因为同样出身关西的京都宇都宫师团就很能打。原战车小队长福田，即作家司马辽太郎有一个很好的分析。他认为这个原因是大阪地域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普通平民即农民，土地和人身都依附于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尊崇对上级的效忠、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这也是日本军队的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点儿不同，这个地方是随着商业发展起来的，居民多与商业有关。所以对大名掌握的土地并不像农民那样看重，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税收、捐税等，大阪的平民几百年如一日的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是完全谈不上了。　　于是，作为领主的领主，天皇的地位也就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二战中的大阪人毫不否认自己会为“大日本帝国” 、为天皇而死，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所以……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命令，大阪人也习惯的要“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于是在第4师团内部有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或许商人的本性，决定了大阪人根本就不适合参军吧。　　后面还有一些罗嗦的评价和辩解，限于篇幅，就不翻译了，只有最后一小段说得倒是有几分道理——　　“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4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和事变都不会发生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最后战败的事情了吧……”

(15):这一点，日军59师团师团长藤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很清楚，说明他还是有认识的。　　日军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根本不具备它进行游击战的条件。所以，日本人虽然很会学习，而且很努力的学习，向八路学游击战，却是雷声大雨点儿小，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不过日军进行了很大努力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确实认识到了八路军能够隐入人海无踪影的优点。　　为什么前文提到文登呢？因为在描写山东抗日英雄赛时礼的纪实文学《解放文登——伏击战》一文中，有一段八路和日军周旋的过程，正好和青山所写的内容若契若合，只不过没意识到鬼子这样做是在学八路。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同一次战斗，因为这种事情实在太巧了。　　原文怎样写的呢？　　我伏击部队严阵以待，大家都翘首远望，注视着视野尽头的公路，争取头一个发现敌人。　　好，来了，几个黑点慢慢转过山脚，走走停停，越走越近。　　再仔细一看，大家却泄了气：几个人破衣烂衫，肩背粪篓，手拿铁锨，分明是早起出来拾粪的老乡嘛。　　那年代没有化肥这一说。农村都是积有机肥。农民经常大早晨背个粪篓子出来拾粪，在胶东农村很常见。　　老赛却从这个很常见里看出了不常见：拾粪都是沿着大路拾，来往的骡车、马车、驴车留下的粪蛋沿着公路拣就是了。蹊跷的是这几个人怎么跑到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去拾粪？农民拾粪从来都是低着头看着马路一路走下去，而这几个人却边走边东张西望。　　等人再走近点，老赛忽然明白了这几个人哪里不对劲：　　头上包着白毛巾！　　在陕北、晋中等地，黄土高原上风一刮，弄一头黄土难洗。农民们总是在脑袋上包条白羊肚毛巾。华北平原上是什么情况不清楚，不过看电影《地道战》好像也有白头巾，只是包法和陕北不同。可是在胶东半岛这里，农民在脑袋上裹手巾，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见。　　这几个不伦不类的根本就是鬼子的侦察队！　　青木所说的，正是这个白毛巾！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几个白毛巾里面，有一个就是青木的老乡，日军二等兵山下户一。文登失守以后，山下随同撤退的鬼子败退到威海，到医院看望过青木。青木在出发增援文登的作战中中了埋伏，全小队人员除了他一个人以外全部阵亡，不过他也挂了点儿彩。山下则得了伤寒。战后两个人都回了日本，这次作战的前后经过，就是山下讲给他的。　　青木怎么会写这个战例呢？他是日军战史专家，专攻后勤，《陆军铁帽物语》主要的内容也是讲日军服装、随身装具的优缺点。这里的白毛巾，青木把他归到了日军特殊的被服里面，所以得到了介绍。按照青木的说法，这副打扮出来打仗的山东鬼子，只此一例，后面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背景故事。　　话说山下所在的日军守备队守卫山东某城（根据有关文献，应该是文登县城），也响应号召大学八路准备打美国人——当然，也打八路。其中一条就是为了融入当地，学习八路军组织便衣队，扮装中国人。为此，日军组成了便衣侦察队。山东的八路经常便衣活动，让日军防不胜防，日军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也不是人人都改便衣。中国人和日本人那时候长相差别不大，外观区别不小——中国人普遍瘦而高，日本人普遍矮而壮。动作习惯也大不一样，中国人喜欢往地下蹲，日本人喜欢弯腰鞠躬。便衣队要求很高，个儿太矮的不要、镶金牙的不要、肚子大的不要、脑子傻的不要……反正是一通挑选，山下和其他二十几名聪明伶俐的日军入选。　　日本人办事认真是个优点，便衣队弄了两个汉奸当教练，封闭训练，举止神态都要学中国人，特别是便衣队内部不允许说日本话。　　俩汉奸都是当地人，一个叫杨建康，一个叫冯德平（都是音译），平时对日军极为恭顺，日本兵都说他们是“皇军的朋友”，教起鬼子来非常用心。不久，日军就认为侦察队可以出动了。

(16):于是，侦察队就出动参加讨伐，准备偷袭附近的八路军。　　没想到第一仗就被“土八路”给打了埋伏，侦察队轻易被识破，二死一伤。　　日军马上彻查原因，检查下来啼笑皆非。　　原来，日军为这些便衣队员配的服装都是从城门口当地老百姓那里卡来的，五花八门，穿上活像山东农民，但是，却给每一个日本兵配了一顶统一的瓜皮帽！　　于是，出去侦察，八路就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拾粪而来，人人头顶一崭新的瓜皮小帽。　　捡粪的还买得起瓜皮帽？　　如此怪异的一伙人，你要是八路军指挥员看见什么反应？——人妖啊，打！　　气急败坏的鬼子下来查——谁的主意？——师团部的命令。　　原来，鬼子虽然善于学习，却也有食古不化的一面。日军的条令里面有一条规定——现役军人出军营必须戴帽穿鞋，不可光头赤足，违者送军事法庭。　　虽然是便衣队，日军师团部认为他们毕竟还是正规军人，必须遵守条令。　　怎么办？当然不能戴着日军的军帽出去了，上头让他们自己解决，作后勤的鬼子脑子一短路，就给每个便衣队买了顶瓜皮帽……　　鬼子便衣队长和俩汉奸一商量。汉奸说这瓜皮帽都一样当然不行，另外这也不是乡下人的打扮。鬼子说对，得，瓜皮帽不能戴了。　　正在这时，守备队的鬼子奉命派部队出城，打通到威海的交通，为撤退做准备，侦察队又必须出动。　　其实，我看过日军在豫湘桂作战中出动的便衣队照片，也不是都戴着帽子（也有戴瓜皮帽的）。可见对军令的理解日军各部队有不同的看法，而山东的日军，显然是比较“严格”的。　　按照青木的记述，驻文登的鬼子头儿是一个非常遵守条令的家伙，脑袋像榆木疙瘩，说你不戴瓜皮帽可以，但是脑袋上必须戴点儿东西才行。比如……这鬼子头大概是从山西调来的，说，比如像中国农民那样，围条白毛巾。山西农民头戴白毛巾，可胶东农民从来不是这个打扮啊，他怎么不出去瞧瞧山东农民的打扮？废话，城里瞧得见捡粪的农民吗。城外？我要能随便出城我还用得着便衣队吗？　　于是，就出现了《解放文登——伏击战》描述的那怪异一幕。　　毛巾，是鬼子便衣队长让汉奸杨建康（音）找来的。他是本地人，很容易弄到了许多中国的毛巾，颜色不太一样，质地也不一样，倒是很适合便衣队用，这样可以避免太统一。　　结果是照样被识破。鬼子郁闷啊。　　当然，鬼子也想不到，山西农民和山东农民在习惯上有那么大的不同。　　正是因为用白毛巾缠头，是这里鬼子独家发明，估计青木和山下所说的战例，大概是同一件事，山下所在的那个城，应该就是文登。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结尾。更想不到的是几天以后，便衣队活着回来的鬼子纷纷病倒，高烧吐泻无一幸免。军医检查后说是伤寒。伤寒？！好端端的怎么会闹伤寒？日军便衣队长脑筋一转，就想起那批白毛巾来了。　　化验结果，那些白毛巾都带有大量的伤寒菌，显然都是伤寒病人使用过的！　　再找“皇军的朋友”汉奸杨建康，早已踪影皆无，连家眷都没了。　　火上浇油的日本兵，一怒之下把另一个汉奸冯德平拉出去枪毙。　　皇军的朋友？呸！

互相交流的敌人记得有文章写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和德军士兵在堑壕中互相谈话的轶事。然而，我仍然难以想象在那场战争中，中日两国的军人会有类似的交流。现在根据一名日军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日军士兵斋藤在修水前线作战，战斗间歇，到一条小河边用汽油桶洗水果，不小心汽油桶被水冲走了。日本兵跟在后面追，却发现汽油桶漂向了对岸。　　这时，他发现对岸有个正在洗澡的中国兵，双方都大吃一惊。　　因为都没有带枪，双方谁也没有办法射击。那中国兵慢慢站起身来，拾起那个汽油桶，取出一个水果吃了一口，向后面的树林退去。　　这日本兵鬼使神差地用日语问了一句：“好吃吗？”没想到这个中国兵居然用日语回话道：“谢谢。”

):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兵，而是个下级军官或者士官。出于好奇，这个日本兵继续好奇地问：“你们过得怎么样？发的钱多吗？”　　那个中国兵站住脚步，耸耸肩说：“好几个月没有发到饷了。”大概是觉得这个日本兵挺有趣，又补充道：“日子不好过啊，有督战队，不好好打仗可能被自己人打死哦。”沉默了一下，又说道：　　“那样我就看不到夺回台湾，看不到占领大阪，也看不到占领东京了，多遗憾。”　　说完，带着汽油桶慢慢走向树林中去了。　　“这是个广东兵，看起来很瘦。”斋藤在回忆的最后说。

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 GT你的行动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大肆美化自己，丑化别人,不知道你的居心何在！！你怎么给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们一个交待，看看你无耻的嘴脸，只会蒙蔽那些无知善良民众，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无耻！！臭不要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