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鸿保 李红武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 中国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
【摘 要】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凸现了不少问题，很多问题与人类学学科的独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及时地对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反思，对于人类学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人类学 学科史 学科建设

人类学作为一门近代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至今已经有 100 年左右的历史。百年来，人类学在中国这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种种政治洗礼和经济冲击的中国人类学，其学术发展可谓蜿蜒曲折、跌宕起伏。反思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探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学科“正名”：民族学与人类学
在中国人的传统处事中强调“名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我们要在中国发展人类学，不能不考虑人类学的“名正言顺”问题。
尽管人类学在中国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但过去乃至现在一直有不少人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同一学科的两种不同称谓。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学者认为西文 anthropology 等同于 ethnology （只是 anthropology 有时专指“体质人类学”）；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解放以后一度取消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及其相关的机构，大部分该专业的学者转而去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第三，国家权威机构学科分类标准的不统一也是造成学科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就分别采用了三套不尽相同的学科分类体系，比如，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以民族学来统率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 [1] （ P554 ），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目录修订稿》（ 1996 ）中，社会学之下有人类学，民族学之下则有文化人类学。此外，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与一些学术大师的倡导也不无关联，比如费孝通在他的民族研究文集的“自序”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看法：
我所说的民族研究，实际上是指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其中自当包括少数民族的社会研究，所以也可以包括在社会学这个学科之内，要突出这部分研究的特点，不妨称之为民族社会学。……我是不主张把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区别成两门学科的。在我看来，它们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的社会。西方的学科分类有它的历史原因。他们认为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和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可以分成两门学科去研究，即社会学和人类学。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自己的学术实践就在消除这个偏见，而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上。 [2] （ P2 ）
针对海内学界将人类学与民族学混用的现象，不少学者提出过批评。李绍明曾经撰文阐述我们对于学科认识的分歧和不合理因素，强调“我国的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两者更不能划上等号” [3] 。陈国强、孙远谋也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并认为“那种把民族学当作人类学的看法是不对的，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4] ，王铭铭在表明各国的人类学都有自身特色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倘若 50 年代的‘民族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个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处于一个逐渐向国家政策研究倾斜的过程中，而在同一个时期，后者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文化的‘书写’……来达到本己文化的反思。” [5] （ P89 ）除了人类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各自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之外，我们也应当注意专业名词在迻译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如果迻译不当，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其实，当前中国汉语语境中的学术分类与国外的实际差异是不能够用“对应语”的翻译以及因袭西方的“学理”来加以解释的。 [0] [6] 1994 年，乔健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时指出了大陆人类学发展的三个困境，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没有达成共识。 [7] 由此可见，学科“正名”问题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无所谓，而是成为严重制约人类学正常发展的瓶颈。
尽管学科名称的选择有时与研究者本身的认同和喜好，以及师承背景乃至于政治场景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学科要发展，就必须重视对学科定义或对象的探讨。确立一门学科（ discipline ），实际上就是在科学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划界，区分他我，为其定位。为了社会学的学科发展，郑杭生曾出版专著来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他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 会科学”。 [8] （ P20 ）这一概念尽管在学界引起争议， [9] 但在郑先生看来，一门学科如果不能说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就很难得到发展。因此，出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首先应该对其研究对象有清晰的认识。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实践，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考虑到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一度被取消而转到“民族研究”名目下做研究的历史，我们确立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区分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旨趣的过程。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10] （ P7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其目的是研究各人们共同体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而人类学则以人类自身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田野工作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来反思本己的文化。 [11] （ P1 ）当然，我们不会否认，更不会忘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的共同历史。但是透过社会学重建后与民族学分道扬镳的现实，以及近20 年来人类学与民族学彼此分岔、各有侧重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预见，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分化将日趋明显。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mso-style-name:普通表格;mso-tstyle-rowband-size:0;mso-tstyle-colband-size:0;mso-style-noshow:yes;mso-style-parent:"";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mso-para-margin:0cm;mso-para-三、 学科建设：问题意识还是学科意识
无论是学科“正名”，还是对学科历史分期的探讨，其目的都是为了学科的发展。近来关于学科建设问题有不少讨论，各种真知灼见值得我们重视。 [19] 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研究人员中有人主张不要去区分什么学科界线，只求以问题为中心，所谓的“问题取向的研究”。如区域研究便是。费孝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自言是“一匹不受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的野马”， [20] （ P8 ）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个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学科的成功。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固然可以采取“问题意识”，并且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这样的做法对于发展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际上却会造成负面影响。 [21] 也就是说，在这种具体研究的问题之外，还需要有学科的整体把握，还需要有学科建设的意识。应当充分意识到增强学科建设对于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费孝通在受命担纲重建社会学之初是有明确的学科意识的。他曾经形象地提出要建社会学的所谓“五脏六腑”，指的就是在学科机构上要有五个部门（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办一个社会学系至少要开出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比较社会学”、“社区分析”、“社会学史及西方社会学理论”）。 [22] （ P287 ）后来出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郑杭生也相当重视社会学的体制条件定位和学科制度建设， [23] 并在该方面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社会学的发展环境通过他们的积极运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学家促使社会学的学术语言深入平民日常生活，并且同时成为国家和社会决策者的官方语言。这是不容低估的拓展社会学的有效手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人类学在重建过程中对于学科制度结构关注不够，措施不力，与社会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教训不可谓不深。所谓学科制度结构是一门学科的物质体现，具体包括职业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权威的出版物、基金资助等。学科深层理念和规范体系的落实必须经由学科制度来保证。 [24] （ P162 － 163 ）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重建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感受到重建的艰辛以及重建者做出的不懈努力，包括对社会形势的正确判断、对学科定位的适度把握以及对应用课题的聪明选择。这些都是非常值得人类学同行借鉴的经验。今后，建设并完善我们的人类学学科体系还需要学者和社会各界进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