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鸿保 李红武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 中国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
【摘 要】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凸现了不少问题，很多问题与人类学学科的独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及时地对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反思，对于人类学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人类学 学科史 学科建设

人类学作为一门近代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至今已经有 100 年左右的历史。百年来，人类学在中国这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种种政治洗礼和经济冲击的中国人类学，其学术发展可谓蜿蜒曲折、跌宕起伏。反思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探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学科“正名”：民族学与人类学
在中国人的传统处事中强调“名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我们要在中国发展人类学，不能不考虑人类学的“名正言顺”问题。
尽管人类学在中国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但过去乃至现在一直有不少人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同一学科的两种不同称谓。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学者认为西文 anthropology 等同于 ethnology （只是 anthropology 有时专指“体质人类学”）；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解放以后一度取消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及其相关的机构，大部分该专业的学者转而去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第三，国家权威机构学科分类标准的不统一也是造成学科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就分别采用了三套不尽相同的学科分类体系，比如，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以民族学来统率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 [1] （ P554 ），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目录修订稿》（ 1996 ）中，社会学之下有人类学，民族学之下则有文化人类学。此外，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与一些学术大师的倡导也不无关联，比如费孝通在他的民族研究文集的“自序”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看法：
我所说的民族研究，实际上是指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其中自当包括少数民族的社会研究，所以也可以包括在社会学这个学科之内，要突出这部分研究的特点，不妨称之为民族社会学。……我是不主张把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区别成两门学科的。在我看来，它们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的社会。西方的学科分类有它的历史原因。他们认为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和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可以分成两门学科去研究，即社会学和人类学。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自己的学术实践就在消除这个偏见，而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上。 [2] （ P2 ）
针对海内学界将人类学与民族学混用的现象，不少学者提出过批评。李绍明曾经撰文阐述我们对于学科认识的分歧和不合理因素，强调“我国的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两者更不能划上等号” [3] 。陈国强、孙远谋也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并认为“那种把民族学当作人类学的看法是不对的，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4] ，王铭铭在表明各国的人类学都有自身特色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倘若 50 年代的‘民族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个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处于一个逐渐向国家政策研究倾斜的过程中，而在同一个时期，后者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文化的‘书写’……来达到本己文化的反思。” [5] （ P89 ）除了人类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各自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之外，我们也应当注意专业名词在迻译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如果迻译不当，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其实，当前中国汉语语境中的学术分类与国外的实际差异是不能够用“对应语”的翻译以及因袭西方的“学理”来加以解释的。 [0] [6] 1994 年，乔健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时指出了大陆人类学发展的三个困境，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没有达成共识。 [7] 由此可见，学科“正名”问题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无所谓，而是成为严重制约人类学正常发展的瓶颈。
尽管学科名称的选择有时与研究者本身的认同和喜好，以及师承背景乃至于政治场景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学科要发展，就必须重视对学科定义或对象的探讨。确立一门学科（ discipline ），实际上就是在科学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划界，区分他我，为其定位。为了社会学的学科发展，郑杭生曾出版专著来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他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 会科学”。 [8] （ P20 ）这一概念尽管在学界引起争议， [9] 但在郑先生看来，一门学科如果不能说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就很难得到发展。因此，出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首先应该对其研究对象有清晰的认识。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实践，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考虑到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一度被取消而转到“民族研究”名目下做研究的历史，我们确立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区分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旨趣的过程。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10] （ P7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其目的是研究各人们共同体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而人类学则以人类自身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田野工作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来反思本己的文化。 [11] （ P1 ）当然，我们不会否认，更不会忘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的共同历史。但是透过社会学重建后与民族学分道扬镳的现实，以及近20 年来人类学与民族学彼此分岔、各有侧重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预见，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分化将日趋明显。

二、 学科历史：唯实论 PK 唯名论
唯名论与唯实论是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 [ ① ] “唯名”与“唯实”之争是在探讨哲学问题，但本文则试图借此来思考人类学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分期以及分期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实际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类学是舶来品，因此，“本土化”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话题。但正如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顾定国（G. · E · Guldin ）所言：“中国人类学目前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但也并非一个完全自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 [12] （ P337 ）因此，要想对中国人类学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对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尽管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不过百余年， 但由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着与世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学科界限、定义和文化假设，加之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紧密相关，给中国人类学史分期就显得格外棘手。国内的人类学者在分期问题上，尽管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大致仍然认可将其分为五个时期：即：解放前的“萌芽期”（ 1928 年以前）、“初步发展期”（ 1928~1949 年）、解放以后的“恢复与发展期”（ 1949 ～ 1966 年）、“重灾期”（ 1966 ～约 1978 年）和“重新恢复和再度发展时期”（ 1979 年以来）。 [13] （上卷 P33 － 37 ，下卷 P11 － 16 ）
我们认为必须对学科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几种情况给予分别的考虑：
首先，中国古代可以看作是“有实无名”的人类学（或民族学）发展时期。尽管没有学科名称，但相关的记载和表述很值得我们关注。胡鸿保曾撰文探讨过古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指出目前对于古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局限于整理并罗列可供当代研究分析的史料，而对古代思想（主要是先秦和秦汉）里有关现代人类学学科视野中的诸多议题缺乏相应的探究和论述”。 [14] （ P63 － 66 ）
其次，中国人类学的起点。中国人类学的历史究竟该从何时算起？客观上讲，中国人类学是西方人类学中国化的产物，从 1901 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开始，早期的中国人类学一直是以介绍和引进国外理论和学习西方经验为主，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历史应该从 19 、 20 世纪之交的译介算起；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这些学者认为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没有人类学，因为当时只有翻译和引介，没有实地调查，只是在此之后，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国学者才开始运用西方理论从事田野作业，研究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村落。 1928 年中国人建立起自己的相关学术机构，并有计划地开展田野工作，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15] 但需要指出的是， 1949 年以前的大约半世纪，无论是前期的引介为主还是嗣后的本土化实践，几乎都有一种共识，即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只是同一门学问的两样不同叫法。
第三，“学科被取消”的当下历史意义。 1949 年之后的大约 30 年，除体质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代表之外，无论民族学还是社会文化人类学都只能在“民族研究”的旗帜下展开学术实践活动，“文革”十年期间尤其特殊。很多学者都把“文革”作为学科史上的“空白”来处理，比如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的《中国民族学五十年（ 1949 ～ 1999 ）》和郑杭生、李迎生编撰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都将这一段历史一笔带过；王建民等则在《中国民族学史》中认为不存在“断裂”，专门辟出一章来描述“文革”中人类学家的遭遇，同时强调所谓的“空白”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不可忽视；无独有偶，顾定国也认为，中断的年月对于中国人类学复兴的一个明显影响是：它在中国北方已经不容易找到发展空间，因为“它的姐妹学科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学术地盘和组织领地” [12] （ P330 ）。胡鸿保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断’并非‘一片空白’，它同样给今天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容低估的影响。” [16] 这一客观现实促使学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问题。费孝通针对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并在参照国际学术界学科分类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 [17] 的构想，顺应了学科发展的趋势。反思学科“被取消”的那段历史，对于当前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四，如何看待中国人类学史与民族学史的同一与分流问题。近 20 年来，尽管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二者分流的趋势日趋明显。如何看待学科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史与民族学史的同一与分流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中国情景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实在有些类似于它们研究的对象之一——民族 / 族群。民族 / 族群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既是自认为也是被认为具有特定的共同特征，而其间的关系是“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此的边界也是流动的。 [18] 正是这种边界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的局面。尽管如此，只要我们对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详加辨析，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如前所述，民族学以民族 / 族群为研究对象，其重点是研究各人们共同体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人类学则以人类自身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来认识自己。因此，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上书写一部与中国民族学史有差别的中国人类学史是可能的，也是学科发展必须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学科史的叙述者在撰写学科史的过程中必须既保持科学的研究距离，又充分考虑到这些不同专家们各自的“主位”理解，只有这样，叙述者才能跳出“身在此山”中的迷雾，在主客互动的层面上写出一部贴近学科发展历史的学科史著作。 [ ② ]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mso-style-name:普通表格;mso-tstyle-rowband-size:0;mso-tstyle-colband-size:0;mso-style-noshow:yes;mso-style-parent:"";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mso-para-margin:0cm;mso-para-三、 学科建设：问题意识还是学科意识
无论是学科“正名”，还是对学科历史分期的探讨，其目的都是为了学科的发展。近来关于学科建设问题有不少讨论，各种真知灼见值得我们重视。 [19] 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研究人员中有人主张不要去区分什么学科界线，只求以问题为中心，所谓的“问题取向的研究”。如区域研究便是。费孝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自言是“一匹不受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的野马”， [20] （ P8 ）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个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学科的成功。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固然可以采取“问题意识”，并且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这样的做法对于发展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际上却会造成负面影响。 [21] 也就是说，在这种具体研究的问题之外，还需要有学科的整体把握，还需要有学科建设的意识。应当充分意识到增强学科建设对于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费孝通在受命担纲重建社会学之初是有明确的学科意识的。他曾经形象地提出要建社会学的所谓“五脏六腑”，指的就是在学科机构上要有五个部门（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办一个社会学系至少要开出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比较社会学”、“社区分析”、“社会学史及西方社会学理论”）。 [22] （ P287 ）后来出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郑杭生也相当重视社会学的体制条件定位和学科制度建设， [23] 并在该方面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社会学的发展环境通过他们的积极运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学家促使社会学的学术语言深入平民日常生活，并且同时成为国家和社会决策者的官方语言。这是不容低估的拓展社会学的有效手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人类学在重建过程中对于学科制度结构关注不够，措施不力，与社会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教训不可谓不深。所谓学科制度结构是一门学科的物质体现，具体包括职业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权威的出版物、基金资助等。学科深层理念和规范体系的落实必须经由学科制度来保证。 [24] （ P162 － 163 ）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重建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感受到重建的艰辛以及重建者做出的不懈努力，包括对社会形势的正确判断、对学科定位的适度把握以及对应用课题的聪明选择。这些都是非常值得人类学同行借鉴的经验。今后，建设并完善我们的人类学学科体系还需要学者和社会各界进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