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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群饱学之士
从《辞源》到《辞源》修订本，她们的编者都是才气纵横、学识渊博的先生，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堪称一群饱学之士。除了前边我们介绍过的老翰林张元济、以命相搏编《辞源》的陆尔奎、近代科技传播第一人杜亚泉等，我们再简要地介绍四位与《辞源》休戚相关的大学者，他们是高梦旦、方毅、刘叶秋和黄秋耘。前两位在《辞源》正续编的编纂过程中劳苦功高，后两位则在《辞源》修订本的诞生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高梦旦：推行“部首改革”和编制“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幕后英雄
高梦旦先生是福建长乐人，自幼聪明，但是没有外出求学，而是在家中先后由他的母亲和长兄啸桐口授四书五经，教他作文。高梦旦进商务印书馆后，向张元济倡议编《新字典》和《辞源》，在编译所内设字典部，邀陆炜士共同主持。高先生每天亲自参与编写工作，常与陆炜士商议、争辩，《新字典》、《辞源》先后成书出版，广受好评。
　 20年代我国曾兴起部首改革运动，而部首改革法的首创者便是高梦旦先生。高先生有感于我国汉文文字太繁，认识不便，提倡简笔字，著有《简字方案》。他又感到《康熙字典》检字困难，经长期的钻研，创立了百部部首法，将《康熙字典》中的214部按字形相近者合为80个部首，并确定其上下左右部属，这便是后来“四角号码”检字法的雏型。又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并多次与王云五先生探讨，“四角号码”检字法终于在1926年正式推行于众。所以，王云五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时，特别在书首指出：“高梦旦为本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而高梦旦先生本人行事却十分低调，不慕名利，在为《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所作的“序言”中，只字未提自己把研究心得无偿提供给王云五先生之事。
2．方毅：“二十四史读完没？”
方毅，字叔远，江苏武进人。1898年入南菁书院，毕业后,得到学者马相伯赏识，于是便追随马先生继续深造，曾经担任过南京方言学堂教务长。方先生自从1910年应聘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后，便与《辞源》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缘分。方先生先是参加过陆尔奎主持的《新字典》和《辞源》正编本的编纂工作，在陆尔奎因目力受损导致失明以后，方先生和傅运森先生一同担任国文字典委员会主任，主持《辞源》的续编工作。其后又负责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辞典》的编辑工作。方先生学识渊博，引经据典，如数家珍。据老学者邓云乡回忆，1954年曾在南京见到过方先生，那时他大约已经有78岁高龄了。方先生见到邓云乡后，随口问了一句：“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二十四史”读完没？”在方先生看来，邓云乡理应对“二十四史”了然于心，才无愧于北大中文系的出身。如果不是满腹经纶，文史精熟，方毅就不会发出这样的问语。
（附：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1999)，山西人，著名的民俗学家。曾为电视剧《红楼梦》的民俗顾问。他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邓云乡教授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
3．刘叶秋：“尔密栖”中藏大家
刘叶秋，原名桐良，字叶秋，号峄莘，因文章均署名“刘叶秋”，故以字行。刘先生的书斋兼卧室是一间自己搭盖的仅2.7平方米的小屋，名曰“尔密栖”,谐音二米七也。正式名称为“舟室”,取“一叶扁舟之室”的意思。可就是这位“舟室”的主人，曾经是《辞源》修订的三大主编之一，而且著作等身，在古典文献学、词典编纂学方面造诣颇深，对于古籍了然于胸，语典出处信手拈来。
舒宝璋先生在《〈辞源〉忆旧》中就揭露了好几段刘先生的轶事。比如说许多人都不知晓“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句话的意思，刘先生却能及时查到这句话是出自东汉·应劭《风俗通》，并编成词条，补入《辞源》（修订本）第二册。又比如旧《辞源》“气楼”条引《十国春秋·卢绛传》：“更跃仓檐，自气楼入仓中盗米。”修订稿将出处增益为：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五代南唐·卢绛传》。稿纸边上，却注了“无书未查”四字。按《十国春秋》一书，此时商务亦无法找到。《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中有之，则尤为难找。当大家无计可施之际，是刘老及时提醒：是否可试查一下马令或陆游的《南唐书》？结果在陆书中查到了这句话，不但核实了书证，而且将书证从清朝提前到南宋。这种本领恐怕是没有几人能与刘先生相提并论的。
4．黄秋耘：学贯中西的文学家
黄秋耘，原广东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作家、文艺批评家。黄先生学贯中西，他从小既受到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父母的熏陶，又在舅舅和叔叔影响下，喜欢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尤其喜欢古典诗词，同时接触过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黄先生是在香港上的小学和中学，接受的是爱尔兰老师的英语教育，并凭借深厚的英文造诣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投笔从戎，为国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
1976年起，与吴泽炎、刘叶秋共同担任《辞源》修订本的主编。在修订过程中，黄先生特别注意根据《辞源》的特点——“重视每一个语词的来源，探寻每个语词的发展演变过程”来审读修订稿。虽然他学贯中西，学问广博，但是在查考书证时却十分谨慎和小心，每个经他审读的词条，都注意翻检原始文献找寻和校对书证，逐一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工作非常细致认真。遇到有疑难问题，或是请教他人，或是自己翻寻典籍，常常反复再三，直至找到确实可靠的解释或证据为止。经他所改动的《辞源》稿件，多为关键性词语。
1980年，黄秋耘写了一首七律《〈辞源〉书成有感》感叹修订之艰辛：“不窃王侯不窃钩，闭门扪虱度春秋。穷经拟作埋名计，训诂聊为稻谷谋。怀旧每兴闻笛叹，登高犹作少年游。万家灯火京华夜，月夕花晨忆广州。”

第七章 《辞源》和“八”的不解之缘
七、《辞源》和“八”的不解之缘
回顾《辞源》的编纂和修订历程，竟然发现它的编纂修订周期和一个“八”的数字有着紧密的联系。请看：
从1908年开始编纂到1915年《辞源》正编出版，“历八年而始竣事”，一个八年过去了。
从1915年着手到1931年《辞源》续编问世，前后一算共16年，恰好两个八年。
从1931年到1939年，商务印书馆把《辞源》正续编合为一部刊行， 又是一个八年逝去。
从1958年《辞源》修订启动到1966年被迫中止，《辞源》修订稿第一册完成，不曾想已是八个寒暑更替。
从1975年《辞源》修订工作恢复到1983年《辞源》修订本全四册完工，又是八个春秋轮回。
想起来真是奇妙，《辞源》编纂修订和“八”竟有着如此的不解之缘，它能说明什么呢？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规律呢？
（一）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八”年的编纂周期是《辞源》主编陆尔奎始料未及的。
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讲到：“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着手之际，意在速成，最初之豫算，本期以两年蒇事。”可见主持者最初的设想是用五六个人花两年时间就完工的。
现实很快就打破了他的预想。编纂开始不久，“困难渐见，始知欲速不达。”相应的，编纂者“旋增至数十人”，编稿的方法和编纂的程序也重新调整制定。
那么陆尔奎等编纂者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呢？他们又是如何面对的？下面且从《辞源》编纂过程中进行的两次大返工说起。
前面已讲过，为了满足读书界“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需求，陆尔奎是要编一部“融旧知新学于一炉”，门类广泛、“有问必答”的新辞书，所以搜集词目既包含传统诸子百家，也覆盖现代各种科学，“盖一书包举万类”。同时，《辞源》编纂又吸收现代辞书的编纂理论，创立以字带词编排的方式，将单字条目和复词条目排于一起。
基于这些理念，《辞源》开始编纂时根据字头汇集词汇，再按字头包干，分给编纂者。但参加工作的人不可能门门精通，稍作整理，就发现词目收录、体例编排上出现很多问题，尤其在释义方面，顾此失彼，前后不照应，即使是通过集体讨论、集中精力去做，也很难做到精确、全面。为了确保质量，《辞源》开始了第一次大返工。
首先是把已收录的10余万个词条进行分类，再按类别重新编排，然后将词条按类交给熟悉相关学科的编辑校订、加工或重写。汪家熔在《<辞源>、<辞海>的开创性》中提供了这次返工的一个细节：
“在《蒋维乔日记》中可见到下列记录：‘辛亥年，七月初五，阅词典部初篇普通词典样本。’‘七月初八日，陆炜翁(陆尔奎)以词典样本中关于动植物字，嘱为修改。余允之。’(这是辛亥武昌起义前)‘ 十月十一日，是日校词典。’‘十月十四日，是日上午会议词典事。午后编词典。’此后自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历12月31日)，蒋维乔这段时间都在编词典。将稿件印出来让大家可以仔细提意见，将词条按专业汇总，请精于此道的编辑修改，……。”
在当时风云变幻的形势下，《辞源》的编纂者仍然在为中国的第一部新型辞书而潜心研究，埋头苦干。
就这样，第一次返工一直持续到民国元年（1912年），用了近5年时间，全书基本完稿。
接下来《辞源》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返工，就是把按类别排列的10余万条词目再用以字代词的顺序重新排列。在排列过程中又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条目不清，出现了少收漏收、重收多收、译名不统一、轻重失调等问题；二是书证不明，有的条目的不同义项归并后，却发现它们所依据的书证一模一样。这就需要再重新进行编纂加工，同时仔细考订书证。在考证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因为某一个字、某一句话而彷徨终日，有时候几个人一起商讨，一番讨论后也得不出个结果，“甚至驰书万里，博访通人”，最后把能找到的书全都查过了，把可以想到的全都考虑了，终于在自己搜集的资料中找到答案。有时在根据“流”分类别时，意外中却发现了“源”，顿时茅塞大开，豁然开朗，问题迎刃而解，心里才稍稍安稳，从而也总结出“始知沿流以溯源，不如由源以竟委”的解决方法。而溯源也成为各位编辑的追求目标，对每一个词条，他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最早的书证，就在词典即将刊印出版时，他们依然放心不下，依然没有停止溯源工作，这也是《辞源》得名的缘由。斗转星移，又是3载，终于在1915年10月《辞源》同时以五种版本刊行。
至此，前后历时8载，参加者近50人，常年编纂者二三十人，使用资料10万多卷，耗资13万元，《辞源》正编方成。“当始事之际，固未知其劳费一至于此也。”本以为开始后就可以很快竣工，又怎奈千头万绪，一延再延，主编陆尔奎先生也因积劳成疾而双目失明，其中的种种艰辛，所需要的定力、毅力、耐力，倘不是有良心、有责任心的辞书编纂者又如何真正懂得？
就在《辞源》正编出版的同一年，商务印书馆已开始组织人力进行《辞源》的续编工作。方毅、傅运森为编辑主任，有周建人等前后近30人参加，1931年正式出版。
《辞源》之所以出了正编又编续编，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社会演变，政局的变革，科学政治名物新词语不断涌现，社会各界呼吁《辞源》增补的信函多达几千封；二是按各国大辞典的惯例，辞典每隔几年就要重增订一次，并且每次增订后，旧版就要作废，但是《辞源》的购买者多为学者，并且已经销售几十万册，考虑到“物力维艰”，为了不增加读者的经济负担，《辞源》以增补为主。
《辞源》正编收词遵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注重古言”，所收词语以古代词语为主；而续编要提供新知，“广收新名”，大量收录了各科新词语，对古代语词的收录则“宁缺毋滥”。对各科系统的收录编排，都要经过有关专家的严格审查，对各学科也都吸纳最新的学说。在编校时随时修改增删有关条目，往往某一条都要修改好几遍，最后由负责的专家签字，以确保质量。其他内容也都要找到确切的记载，绝不妄加猜测。续编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增补书目。《辞源》引书数百种，正编中对所引的经、史、子书一般只列书名，对引自集部或史籍中的辞赋诗文，有的只列篇名，续编则对所引经、史、子书的多数书证加了篇目；以前没有溯源而现在已经发现源头的进行增补；发现引书中出现错误的就进行修改。这些都要逐一核对原书，如果版本不同，就同时参校几个子本。此外，续编还对单字、义项进行了增补，对译名做了审查修订，制作正续表互见，对附录中行政区域表和大事表进行了修订。
编纂中每批稿子，都是分给各方商量修改，汇集到一起后发现稿子上都写满了修改建议，结果重新抄写的人都难以辨识清楚，所以多次导致工作不得不停下来而重新返工。也正是由于编者的高度负责，续编在内容上虽然只有正编的一半，但花费的时间却更长。这就是续编一共用了16年时间的原因。
续编出了以后，商务又开始了《辞源》正、续编合订本的工作，主持编务的为傅运森先生。1937年，“七七”事变和上海淞沪会战后，全国形势急剧恶化，但这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尽管只是把正编和续编合订到一起，但对于编纂者来说，工作还是异常繁重的。一方面要把两编中的复词条目归并到同一字头下，同时还要按部首和笔画重新编排顺序，另一方面还要继续纠正、修订存在的错误。没能找到更多的文字记录这八年的编纂过程，但可以想象到在炮火中进行的《辞源》正续编合订本该是多么的不易，其中的甘苦也只有参与者可以体会。1939年《辞源》正续编合订本问世。

（二）十年方磨一剑
解放后，根据新时代的需要，《辞源》要承担的新使命是“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词章典故以及史地文物制度等百科性知识条目的古汉语词典。”
1958年，《辞源》进入修订阶段。《辞源》的修订过程，可又分为两个阶段：
从1958年到1965年为第一阶段。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承担全部修订责任，《辞源》组主任为吴泽炎。在此期间《辞源》修订组两易办公地点。1958年8月至 1961年初，商务印书馆在北京东单北面的东总布胡同10号，《辞源》组在一个四合院的北房占两间，外间办公，里间为书库，但外间的周围也有许多书架。1961年到1966年，商务印书馆移至复兴门外翠微路，《辞源》组位于办公大楼的二楼，有屋四间。
修订工作由两班人马分“三道工序”进行。首先是核对原书书证，由商务从社会聘请的10 余名老先生完成。他们都博学多识，各有所长，有的通晓诗词，有的精于鉴别瓷器，有的熟于佛经，有的工于碑帖。老先生们做事都异常认真，他们逐条查对原书，改正引文，并标出所引书籍的版本和页数，这些都为《辞源》第二阶段的修订打下了了很好的基础。之后就是编辑加工和审稿、定稿两道工序，由编辑人员完成。
1964年修订稿第一分册出版；第二分册的定稿工作完成一半，第三分册完成初步加工，第四分册也完成资料准备工作。就在第一分册出书不久，我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工作进度开始变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修订工作被迫完全中断。
从1975年到1983年为《辞源》修订的第二阶段。1975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辞书出版工作座谈会对恢复《辞源》修订工作的组织形式重新作了安排，商定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分别建立《辞源》修订小组，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协作进行。
这时商务印书馆已搬至王府井大街36号，《辞源》组在四楼，办公室扩大到五间，成员增至20多个人，商务和外地修订成员约各占一半，具体负责的是吴泽炎、黄秋耘和刘叶秋三位先生。
每一部大型辞书都是集体合作的产物，《辞源》修订也不例外。根据广州会议商讨，由商务提供在前一阶段中已经出版的修订稿第一册和其他三册的草稿、商务历年累积的卡片资料，由四省分片包干，商务派人定期协调督导，写出第一稿。第一稿分批写出后，四省（区）各自推派一至三名同志到北京与商务编辑部共同定稿。写稿、审订和定稿三套工序交叉进行，设计插图和出版技术工作由商务单独负责。
任务是艰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又是艰苦的。万余册书，20几个人，五间（每间约15平米）办公室显得异常狭小和拥挤，以至于没有多余的空间摆放足够的办公桌，所以，有的人只能见缝插针打游击；有的人就坐在用于踩踏上架取书的小箱子上，以腿为桌，审改稿子。商务五楼是员工宿舍，其中有五间提供给外地到京修订《辞源》的编辑住（还是不够，一位河南来的女编辑只好在办公室里挤放一张单人床），房间里相当简陋。由于没有锅炉，修订者们只有到楼下的食堂（现在的涵芬楼书店所在地）打热水。住的时间最长的就是从广东来的黄秋耘先生。
《辞源》是“三人总其成”，但最后总负责的是吴泽炎先生，为了保质保量且尽快地把《辞源》修订本奉献给读者，吴老付出了超常的努力。为了提早完成全部修订任务，确保《辞源》第四分册在1983年9月30日前出书，吴泽炎先生还拿出自己的稿费，请印刷厂的排版工人到当时有名的国际俱乐部吃饭，那时的总经理陈原也下了“军令状”，要发行部的负责人打起行李立刻住到新华印刷二厂，督促《辞源》修订本的排印。
就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979年《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出版，1980年、1981年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相继出版，第四分册用时两年， 1983年出版。至此，修订工作全部完成。
经历了《辞源》编纂的千辛万苦，陆尔奎先生发出了“始知欲速则不达”的感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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