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希亮,1946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　战后初期,日本“战后处理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相继抛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退位论”,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1亿国民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本文就这两个谬说提出的目的、实质、影响及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予以剖析。关键词　战争责任　“一亿总忏悔”　“天皇退位论”　“太平洋战争史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挽救彻底灭亡的命运,曾发出“一亿总玉碎”的绝望叫嚣,却终究未能挽回残局,只好乖乖放下武器,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战时内阁宣布总辞职,皇族东久迩宫稔彦出台组阁。面对战后处理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东久迩内阁理应认真总结教训、反省和追究战争责任、率领日本人民从战后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毫无忏悔之念的东久迩内阁却反其道而行之,上任伊始就抛出了一个“一亿总忏悔”论,在遭到各界民众的强烈抨击后,又抛出一个“天皇退位论”。

　　第二,“指导者战争责任观”的形成。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发了“对日方针”,明确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指导者及其协力者”的责任。而对昭和天皇以及包括政治家、宫内派、右翼、财阀在内的“稳健派”则予以庇护,这就是美国人划定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并且成为东京审判的指导方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对昭和天皇的免责———尽管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意旨,但是,至少是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国民的赞同;同时也使日本政界的官僚、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削弱了对日本法西斯国家战争机器的彻底追究。在东京审判的25名A级战犯中(原28人,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期间死亡,大川周明因突发神经免于起诉),有陆军派人物15人,海军派军人2人,其他才是(对美)“开战内阁”的首相、国务相、外交官之类人物。7名被判绞刑的战犯中,除1人是文官外,其他6人都是陆军派人物。可以说明,美国人认定的“指导者”主要是指日本的陆军部。

〔囧，这里有一段发不出来……〕　　“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又成为庇护昭和天皇的保护伞。战后的东久迩、币原两任内阁都炮制了“和平天皇论”的神话,把战争责任推给军部,推给民众。这一谬说至今还有市场。新右翼团体一水会的头面人物铃木邦男就认为,“那场战争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谢罪”,但是,“当时90%的国民都讲要战争(支持战争),把天皇陛下卷了进去,天皇陛下没有关系(责任)”,所以,“九成的国民都有责任,要道歉应该由我们道歉,当然,九成的赞成者是出于大义,出于当时不得已的状况……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天皇陛下一人”。　　第三,模糊了参与战争、协力战争的普通国民及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战后初期,东久迩内阁抛出“一亿总忏悔”论,意在转移国际和社会各界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视线,其反动性不容置疑。为此,美国人在各家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时,明确指出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国民犯下的罪行不胜枚举,在这些最非人道的行为中,最严重的结果是隐瞒真实”,“今天,日本国民必须绝对的了解这次战争的全部历史,日本国民必须了解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因军国主义而遭受到悲惨的命运”等等。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GHQ采取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从而把最广大民众解脱出来的方针无可非议。问题在于,由于日本国民对“一亿总忏悔”的抵制和反感,再加之美国占领军对国民战争责任的“免责说”以及“被蒙骗说”,大多数的日本国民把目光瞄向军部和政府指导者,放弃了自觉反省意识,日本国民以及社会各界在战争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地解决,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趋于消极、模糊和淡化。　　众所周知,法西斯国家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没有国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国民在战争中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认真反省战争、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尖锐化,一些有良知的知识、教育界人士开始考虑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诸如家永三郎的《战争责任》(岩波书店1985年版)、若泰雄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原书房1995年版)、追究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民众法庭准备会编写的《战争责任———从过去到未来》(绿风出版1998年版)等,都提出了在战争时期舆论、教育、司法、宗教、文化艺术各界以及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问题。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也针对“被蒙骗说”发表己见,他说:“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可是,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骗过人……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使国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吗?”伊丹导演的这番话既耐人寻味,又很有代表意义。当然,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他们提出的战争责任问题同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痛定思痛,制止战争悲剧重演的国民良心发现,是部分知识教育界人士政治成熟的表现;后者却是为了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让一亿民众共同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实质上是否认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问题。

　　然而,直到今天,一些曾经参与战争的人们还以“政府命令”、“保卫国家”、“服从军令”等为遁词,只谈“被害”经历,不去反省“加害”责任;还有人以“被蒙骗”、“不知情”为由,把自身在战争中的犯罪行为一古脑推给“指导者”,或者为当年日军的战争犯罪“保守秘密”,不肯认帐和揭露;甚至还有一些人攻击敢于暴露日本战争罪行的人和事,东史郎诉讼案就是一个例证。在战后出生的一代里,也有一些人否认“责任观”的存在,他们认为战争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追究战争责任问题等等。这一切,称作“一亿总忏悔”的负面社会影响并不过分。更有甚者,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往往以批判“一亿总忏悔”为借口,拒绝战争反省,甚至袭击坚持真理的新闻媒体。1983年8月13日,《朝日新闻》东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先后遭受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袭击,理由就是该报报道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事实。事件后,一个称“统一战线义勇军”的新右翼团体拍手称快,还特意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未见面的日本民族独立义勇军的同志们,我们从心里赏识诸君对朝日新闻的攻击……8月15日来临之时,(朝日新闻社)抛却大东亚战争是亚细亚解放战争的大义,把它称作侵略战争而奔忙运作,制造一亿总忏悔的反战舆论,超越了报道的限界,是犯罪行为……《朝日新闻》是煽动反日、排日、侮日思想的首魁,决不允许任何媒体跳梁。必须强制报道姿态,让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在日本人中间家喻户晓”。在这里,右翼们从反向思维的逆反心理出发,也煞有介事的批起“一亿总忏悔”论来,甚至把它视作“反战舆论”,归根结底是为了否定战争责任,为“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也足以证明“一亿总忏悔”论的流毒非浅。　　最后,还应该强调的是,为了抵制“一亿总忏悔”论,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把普通的日本国民认定为“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不仅对侵略战争不负有任何责任,而且,同亚洲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受害者。这样,作为“牺牲者”的日本国民当然无须去反省战争,无须去检讨自身在战争中的责任。特别是经历过东京大空袭、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以及冲绳决战的民众,“被害”意识更是强烈,日本的普通国民也往往把“世界唯一被爆国”(原子弹)作为“被害”的最大“根据”,强调日本国民的“战争被害”,却把作为侵略国家国民对亚洲被害国家和人民应负的“加害”责任弃之一边。这种“加害”与“被害”意识倒错的思想根源,依然是“脱亚入欧”的信仰观念在作怪,即强调本民族利益至上,固执地坚持“日美战争说”,只承认日本输给美国,蔑视和轻视亚洲人民的存在。有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否认的是,从根基上维持15年战争的日本国民的心理要因,在于根深蒂固的蔑视亚洲人”,“由于轻视亚洲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我们思想中的脱亚入欧的思想,从战前延续到战后”,成为取谅亚洲人民,推动友好交流的最大思想障碍。这该是“一亿总忏悔”论与“太平洋战争史观”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　　　　　　　　　　(完)

被囧掉的一段，实在找不到哪个词不河蟹了——

言己 号虎

好帖，LZ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