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知识分子”认为，社会变革要远比制度变更复杂，这项工作长远细致，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破除“政权万能论”和精英领导群氓的思维模式，也要破除“一次革命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英雄主义的想法。

长期以来，俄国知识界都有反国家性，社会和政府的不和根深蒂固，有激进主义的土壤。这时候，知识界开始反省：整个俄国就像套在一辆马车上，两匹马一个向右拉，一个向左拉，早晚一天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要另辟蹊径，要突破狭隘的激进主义意识，要避免革命。如果革命，社会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的问题。当时无产阶级力量很薄弱，1917年俄国工人只有300万人，这在1.5亿人的国度里比例很小。他们说，革命派总是幻想，认为“我们可以在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来的社会土壤，或者专制文化这些东西不会随着革命而被一阵风吹掉。　　很多人已经预料到，革命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专制的出现。普列汉诺夫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当时指责列宁：“如果按照你所设想的实施，那么俄国将会出现的是什么呢？是西方更加远离我们，我们的国有化土地比现在还要大三倍，而且会出现一个专制国家。”　　他们觉得，在这种状态下，专制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比原来君主制的危害还要大。俄国社会既然已经分裂了200年，虽然可以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所谓的反动派，也可以从体制上解决权力变更的问题，但是不能够改变俄国文化的不对称性以及被管制社会的致命弱点。在他们看来，即使改变体制，也解决不了问题，革命的颠覆性又会很严重，结果就会“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表面上看，是一个阶层战胜了另一个阶层，实际上是一种互换。这种互换对俄国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这个民族的“再生性”很差，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把此前所有的积累全部抛弃。　　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要远比制度变更复杂，这项工作长远细致，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破除“政权万能论”和精英领导群氓的思维模式，也要破除“一次革命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英雄主义的想法。在不具备政治抗争的情况下，不如姑且对执政集团采取“有限忍耐”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　　这样，“第三种知识分子”出现了。

“第三种人”的“风向标”　　别尔嘉耶夫也说，俄国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有600年之差，这是非常病态的。民粹主义学者阿勃拉莫夫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小事理论”（теория малых дел）。他认为以前的思想流派，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没有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其实老百姓并不接受这些概念，知识分子意识不到俄国社会要什么。在俄国，“空谈家”和“实干家”两家一直分野。“实干家”主要就是颠覆、破坏。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我对改革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就是干革命。”阿勃拉莫夫强调不要“宏大叙事”，鼓动革命、搞恐怖主义的暗杀，这些东西只会引起反弹，不如脚踏实地“做实事”“做小事”。　　当时这些话语的社会反响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反思比革命危机后的检讨，即事后诸葛亮要好，它可以解决俄国上下文化的不对称，还是一种非暴力、“更文明”和“超阶级”的整合社会的策略，可以解决问题。有些人表示赞成，提出要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此种思想。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逃避，很多革命的理论家反对这种说法。　　紧接着，民粹派的理论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来的思想，基本上也还是“小事理论”和“实事理论”。他说，社会变革不是某个人振臂一呼，而是要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要以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不管怎样，可以尝试失败一次，但经不起很多的实验。与其这样，不如从自身做起，反复地修修补补。这样，人民少付出代价。所以他提出来一个口号：“只要人民能够少付出一些代价，我们怎么样都可以。”　　这样，知识分子开始拒绝做好高骛远改造社会的大事，而是做点点滴滴的小事。其实这些小事两边都不讨好，因为政府骂他们，革命党也骂他们。但是，“既不能得名也不能得利，但它却可以使千百万人的生活发生改变。”很多人接受了这一理论，包括农学家、组织者、统计者等，很多干实事的人不问主义，不管你是哪一种主义的人，只要愿意为俄国社会出力，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　　以前，俄国的学校主要是靠教会控制，后来“第三种人”真诚地走向社会以后，在俄国办了1万所小学，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普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1900年时，一次伤寒大爆发中，有600多位医生因为感染伤寒而去世。他们在社会救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自我定位“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的“实体主义”就成为既反对激进革命，又不愿与沙皇当局同流合污的“第三种人”的“风向标”。很多人在思想上和行为模式上发生了转变，不问主义，只干“实事”。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思想家深入不到农民这一层导致情况失控。民国革命更是连小资产阶级都难以完全影响到，导致群众基础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

暗杀早期的同盟会也特别喜欢做，以至于掌权后党内出了什么事也有很多人用暗杀解决，对政治生活有相当恶劣的影响。很奇怪，相对保守的民主主义者为何喜欢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