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二年(1629)六月初五日，就任蓟辽督师不及一年的袁崇焕，借巡视东江之机，以“较射颁赏”之阴计，矫旨斩左都督平辽(东江)总兵官毛文龙于帐下。时辽东未复而自残股肱，朝野一片哗然。
近400年来，围绕毛文龙是“该杀”还是“冤杀”，一直争论不休，互为对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阎崇年先生《明亡清兴六十年》(近由中华书局出版)，虽多有建树，但涉及毛文龙时，又一次为毛文龙作盖棺定论。在第三十讲《斩毛文龙》中，其论袁崇焕杀毛文龙，有出于“全局考虑”者，以为“毛文龙骄横跋扈，无视王法，拒受节制，于是将其斩于帐下，是为无奈之举。毛文龙已经‘通夷有迹’，杀之不为‘同室操戈’”。为袁崇焕文过饰非，结论自然是毛文龙“该杀”!
在毛文龙“该杀”之后一年，袁崇焕亦因“通夷”罪“该杀”于北京。二人之冤屈，长期真伪莫辩。直至满清入主中原后自泄其计，后人方知明崇祯帝中清皇太极反间计而冤杀袁崇焕；而毛文龙之被杀，乃为历史谜团。
阎崇年先生断毛文龙“该杀”之证据，多以满清著述为证，如《明史》、《满文老档》等；其余，则选择有关毛文龙“该杀”之记载加以推导；而对于毛文龙被“冤杀”的史料，则视而不见。因此，阎崇年断毛文龙“该杀”之结论，既有失偏颇，甚至有违历史真实，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势必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新一家之言。
多年来，笔者为撰写《中国笔记文史》，接触到了大量的明清正史与野史，深觉对于明末人物评价之难。特别是对于像袁崇焕、毛文龙这一类人物，更不能简单从事。阎先生在“百家讲坛”中，有塑造袁崇焕“完人”的趋势——“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简直比圣人还圣人，这和人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战士”已是相差无几，自然有违历史唯物主义，也有违辩证唯物主义。阎先生扬袁而贬毛，缺乏的是从客观上判断史料和整体上认识历史。
毛文龙何许人也?一部明代中后期历史，其文臣武将起倾定覆者，前有于谦、王文，后有毛文龙、袁崇焕。在《明史·袁崇焕传》中，满清以战胜者的口吻不无揶揄：“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明亡清兴六十年》屡引后四句，以光大袁崇焕)
毛文龙(1576－1629)字镇南(一作振南)，山西太平人，以其父行贾于钱塘，故落籍浙江仁和(今杭州)。及长，壮游辽东，历任千总、守备等职，后金兵破辽阳脱险而出，隶辽东巡抚王化贞部下，署练习游击。
时明之辽东，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萨尔浒大战后，丧师失地，朝廷先后起用文臣武将经略辽东，恢复失地，但仍然无法阻挡后金铁蹄。后金在攻取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之后，于天启元年三月兵锋直下沈阳。明朝辽东形势，危如垒卵。兵部尚书熊廷弼临危受命，任辽东经略，驻节山海关；户部主事王化贞任广宁巡抚，驻广宁。王化贞力图收拾辽东危局，于天启元年(1621)五月，命毛文龙率兵192人，船3只，由辽东湾三岔河南泛沿海鹿岛、石城、长山诸岛，收容辽东逃民。七月至朝鲜弥串堡，侦知后金镇江(今丹东)守将佟养真纵兵在外。密与镇江中军陈良策通款，遂擒佟养真。镇江恢复，周围城堡兵不血刃相继而降，数百里辽东遗民望风归附。努尔哈赤闻镇江之变，命皇子阿敏、皇太极领兵东击，屠镇江。毛文龙势单力薄，渡鸭绿江撤入朝鲜，阿敏追兵随至，损失惨重，毛文龙几不得脱。然毛文龙以孤军攻城擒将并献俘朝廷，一扫明末辽东失利之悲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志其捷报传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空谷之音”，多年闻所未闻。战后，毛文龙率部退入西丵朝鲜湾之皮岛(今朝鲜椴岛)，经营恢复。
天启二年，王化贞、熊廷弼兵败广宁。至是，辽东辽西尽为后金所掠。广宁弃守，王化贞、熊廷弼去职，并于日后被杀。朝廷先后委王象乾为蓟辽总督、王在晋为辽东经略、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兵部尚书高第为蓟辽经略。袁崇焕出任宁前兵备佥事，后升至宁前兵备副使、辽东巡抚。直至天启末年，明军与后金反复冲杀，袁崇焕虽取得宁远大捷，但遭谗畏讥，愤然辞职归乡。
崇祯即位，力图振作辽东，署蓟辽督师王之臣职，启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及天津军务。
明廷自天启元年失沈阳之后，辽东三千里陆上无明军，仅余毛文龙提一旅之师，孤守皮岛，朝廷倚之，以监朝鲜，以制后金。毛文龙之驻守皮岛一带(因在鸭绿江口之东，又名东江)，自天启元年至崇祯二年被杀九年间，招集流亡，整备兵马，以商养战，兵民结合，拥众数十万。不时登陆深入辽东数百里，侧击后金，对后金形成扼喉之势，“襟带相连，呼吸相应”。据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吴骞辑《东江遗事》，参之《清太祖实录》等，其历年重大军事行动有：

其二，明清史料有待甄别真伪。明末党争不息，门户之见，互为左右，影响到清初。故凡明清之人所撰史志，往往带有党争偏见，甚至带有恶意攻讦。如今人若不知原委偶读《东林点将录》、《同志录》、《三朝要典》、《酌中志》等，定会得出魏忠贤—党“尽心国事”，而东林党人尽为魑魅魍魉。—些名士布衣所撰书志，亦有失之本来者。如《明亡清兴六十年》数度所征引布衣程本直(袁之幕僚)《漩声记》(另尚有《矶声》)，属于程本直为袁崇焕鸣冤之作，其所涉及袁崇焕“该杀”毛文龙事，明末即有吴国华《东江客问》等，针对程本直之文而为毛文龙辩诬申冤也，其论甚详。其结论：“壬戌以来，复镇江矣，俘佟养真矣，据铁山矣，收辽民矣，坚守诸岛矣，保障朝鲜矣，朝野之人，无不壮之；牵制之名，于是乎著。奴屠一城归，战一胜归，终不敢窥关一步，谓非毛之功不可。”《明亡清兴六十年》第三十讲所引梁启超言毛文龙“该杀”之论，即本于程本直之言。明清史志涉及毛文龙者凡数十处，而《东江客问》一类文献，因至20世纪下半叶方晚出，或许梁氏当年末见也。除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吴国华《东江客问》之外，尚有清人吴骞所辑《东江遗事》上下卷，分别自谈迁《枣林杂俎》、无名氏《纪事本末备遗》、李逊之《崇祯朝纪略》、钱曾《也是园杂纪》、毛先舒《小匡文抄》、《明史》及明末档案等辑得数十事，亦因晚出，足备参照。然而，这些不同的记载，恰恰未引起阎崇年先生的正视。
就连清朝遗老遗少所修《清史稿》，视郑成功为海盗，戈登为英雄等等，倒行逆使，荒谬绝伦，谢国桢斥之为：“纂修之人，人民国后犹代清廷立言，隐蔽帝王秽德，诬蔑革丵命事实，极为荒诞”。
其三，毛文龙死于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明代末年，明王朝政纲不举，内外交困。农民起义军、明军、满清兵，以及朝鲜、蒙古部落五股力量相互整合化分，此起彼落。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征战，满清八骑的臣服朝鲜与蒙古，以及满洲与大明王朝的生死对立等，均是文武并用，明火执杖与阴谋诡计并存。特别是满洲兴起与大明王朝争雄时，当军事力量无以奏其功时，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以及其继承者多尔衮等，无不巧计迭出，以全其功。

咏毛帅诗词
明·钱谦益
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
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
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
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
挽毛大将军诗
明·吴国华
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
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
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
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