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遥远的欧洲大陆一角，有一个国家叫荷兰。在英语流行世界的今天，多数中国人对荷 　　兰的印象，也许仅仅限于风车、郁金香之类，还有一个可能被许多人淡忘了的“海上马车 　　夫”的称号。但在这个称号的背后，却是个曾经横扫大洋的海上霸王。不过，这个海上霸王在16世纪与明朝的较量中折戟沉沙，黯然收场。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在当时被称为尼德兰的地方，爆发了反抗宗主国西班牙统治的“乞丐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后来称为“荷兰独立战争”的血腥战争，直到1609年，作战双方均精疲力竭，只好签订了一份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的独立。从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了。 　　在欧洲，荷兰与葡萄牙很相似，都是极度缺乏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不得不向大海讨生活。当葡萄牙的元气不断消耗在从北非到日本的广大地域时，荷兰在不声不响的完成着航海业积累，到16世纪末，荷兰人已经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但当时通向东方的航海图掌握在伊比利亚人手中，他们对此严格保密。为探索东方之路，1593年荷兰甚至派了一支船队搜索北极航线，这当然是一无所获。 　　机会终于来了，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由荷兰作者范;林索登写的《旅行日记》，作者作为一名葡萄牙大主教的仆人，在印度生活了七年，曾多次随船队前往澳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一个荷兰人，他将自己的见闻贡献给自己的祖国。这本书立即成了荷兰人的《马可;波罗游记》，就在当年，荷兰派出了以霍夫曼（Cornelis de houtman）率领的远航队，在这书本的指引下来到了爪哇，他们成为首支获得成功的荷兰船队。虽然路程艰险，船队249人只有89人生还，但他们带回货物获得的高额利润却使荷兰人义无返顾地派出了第二支远征队，带回的货物获得的400%的利润让全国都沸腾了。2、东印度公司　　1602年，经过多年混乱无序的竞争后，荷兰人开始集中自己的力量，最终催生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这个“公司”同17、18世纪欧洲的许多“公司”一样，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纯粹经济组织的公司，它们往往带着超出经济范畴的任务，其巨大成功使17世纪被欧洲人冠以“荷兰世纪”，操作模式也成为今后两百多年欧洲列强海外扩张的组织样板。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首先是一个殖民组织和军事组织，其次才是一个经济组织。根据荷兰最高权力机关的授权，东印度公司不光拥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贸易垄断权，而且拥有在这广大地域独立的建立统治、征兵、宣战、缔结和约乃至铸造货币的权力（这也是后来其在台湾、澎湖建立殖民统治机构乃至与明军交火的法律依据）。东印度公司分驻各地分部的首脑不叫经理，而叫总督。 　　除以上授权外，荷兰议会还授予了东印度公司没收其独占区域内任何外国船只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由攻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行的非荷兰藉船只，只要他们认为这些船只干扰了他们的“独占贸易权”。 　　该公司成立时的认购资本是650万荷兰盾，最初10年每年分得的红利高达股金的25%。当代多数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学者都说是因为东印度公司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资本组织方式，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事实果然如此吗？　　 　　1603年8月，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出售了1200大捆来自中国的生丝，获利225万荷兰盾，实际上，这批货物是同年2月25日船长希姆斯柯克在柔佛港（今新加坡）外1500吨的“圣;凯瑟琳娜”号上抢来的。同年7月，韦麻朗船队还在澳门附近俘获了一艘葡萄牙船，船上的生丝后卖得140万荷兰盾。这两次抢劫事件所获利润已经相当于公司原始资本的56%。由此可见，东印度公司资本的急剧扩张，海盗行径占了多大的比重。3、首次碰撞 　　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中国就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猎取财富和荣耀的目标，荷兰人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到远东的第一时间就准备进军中国。 

　　根据《明史;列传之二百十三》记载：“和兰，又名红毛番。……（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从记载中可以看出，荷兰人首先试图攻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再无法战胜的情况下又转攻葡萄牙人盘踞的澳门。而根据澳门的本地记载，这次行动也无功而返。 　　这里澄清一件事情，澳门整个明代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只是由葡萄牙人居住而已。葡萄牙人要向明朝政府缴纳土地税，并且死刑一类的重刑须经中国广东地方政府认可方能执行。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地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这次武装试探的首领是范;涅克（jacob van Neck），他是荷兰第二次东方舰队令官。1604年，第二次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wybrand van warwijck），根据西方记载，他是一个Admiral，即“舰队司令”或“海军上将”。他于此年夏率两艘大型战舰来到中国海面，企图先占澳门，再占澎湖，途中遇到大风，漂流到澎湖岛。当时岛上本驻有防倭寇的“汛兵”，由于倭寇多在冬春季来犯，当时正值夏季，驻军已撤回大陆，所以荷兰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澎湖，并升起了东印度联合公司的旗帜，自说自话地宣布此地为“荷兰据点”。 　　韦麻朗驻扎妥当后，让一名中国商人去大陆同福建地方官员洽谈通商事宜。在当时，中国人私自与“外番”通商乃是大罪，因此，该商人一上岸即被逮捕，明朝地方官同时要求荷兰人先退出澎湖――这里是中国领土。 　　也许是荷兰人把中国当成了东南亚土著，这个要求他们退出澎湖的讯息韦麻朗只当耳边风，他一方面派人向明朝驻福建的税吏宦官高（上面宝盖，下面一个采字）行贿，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50艘海军战舰。 　　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二十年前，年轻的沈有容在明北部边境率29名健卒星夜遭遇三千蒙古铁骑，身中二箭，手刃六人，最后全员退返从而一战成名。此后，沈有容又先后参加过万历朝鲜之役和东南沿海剿倭战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明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位将军率舰队来谈判，这是荷兰人万万想不到的。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虽然韦麻朗本人尚能保持风度，但其身边的人却恼羞成怒地拔剑示威。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沈有容回答道：“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 　　荷兰人是精明的商人，虽然他们宣称开战，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两艘战舰已经被五十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块石碑到2004年刚好四百岁，是公认的“全台第一古碑”。 

就这样?

4、再次交锋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606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葡联合舰队，掌握了远东除中海海域外所有的制海权。1609年，荷西停战，荷兰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当时有人统计，荷兰船舶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法、西、葡四国之和。1619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迁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若干年内，荷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据点，建成了每一个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东方殖民帝国。 　　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巴达维亚总督库恩（Jan Coen）派遣雷耶斯佐恩率领16艘战舰（内有4艘英国船，打开中国大门这件事情，两国利益是一致的），1024名士兵，准备进攻澳门。下达的指令中有这样的话：“为了取得对华贸易，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领澳门，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以便在中国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舰队。在西方霸权者的眼里，这些中国海港都是他们任意建立军事地点的地方（和清末殖民者的计划并无不同）。 　　但荷兰人低估了澳门的抵抗能力，结果一场战斗过后，登陆的800名荷兰士兵有136人阵亡，126人受伤，40多人被俘。被击退的荷兰人开始执行第二方案：“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最后他们选择了18年前的澎湖，1622年7月11日，雷耶斯佐恩率舰队以士兵900人登陆澎湖。（这时正好明军汛兵又撤回大陆的空白期） 　　库恩总督认可了这一行动，他特别要求雷耶斯佐恩攻击附近所有的中国船只，把俘获的水手送到巴达维亚做为劳力使用。他确信“对中国人无理可讲，唯有诉诸武力”。在这种命令下，荷兰军舰到处袭击中国和平居民和民用船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抢劫了600条中国船只，掳掠了1500多名壮丁为奴隶（奴隶贸易是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一项普遍贸易，也是东印度公司在亚非开展的业务之一，明朝之所以不愿意和西洋人通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些西洋人初到中国时普遍都有掳掠人口的劣迹，这无异超出了中国儒教文化圈对通商的定义。国内的很多“学者”在谈到明代对海外贸易的限制时多谈儒教的思想禁锢而很少谈到原始积累时代西方“自由贸易”到底是个什么具体形态。） 8月起，荷兰殖民者开始强迫抓来的华人奴隶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这些堡垒多为每边56米的方型城堡，每堡安置火炮29门。红木埕要塞历时三个月完工，1500名华人奴隶在这三个月中累死饿死了1300名，幸存的270名被送往巴达维亚做为给库恩总督的私人礼物，其中最终抵达的只有137名，其余均死于途中。 　　（有朋友可能问当时的明朝军队干什么去了，其实道理很简单，按照明朝的军制，每支部队驻防一定的地区，没有上谕不能跨区机动。而荷兰人的实力单凭单个地方的小股驻军是无法在进攻战役将其击败的，这也意昧着要动员一支足以击败荷兰人的野战部队必须得到远在北京的皇帝的批准。而1622年正是明军广宁大败，袁崇焕单剑出关的那一年，在努尔哈赤几乎兵临山海关的情况下，明朝皇帝根本没有可能去料理福建沿海西洋海盗的事情。但即使如此，在荷兰人对中国沿海的骚扰中，凡是有中国驻军的地方，荷兰人都没讨得了好去。） 　　澎湖要塞完工后，从巴达维亚又派去了一批援军，荷兰人总兵力已经达到12-15艘战舰和1200名以上的士兵，这样规模的部队在欧洲殖民史上已经不算小了。更重要的是，荷兰人根本不相信各种游记中提到的有关中国军队的数字，他们不自量力的提出：“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也就是说他们要垄断中国对外贸易。 　　在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照会。荷兰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非常积极地贯彻以战逼商的政策，频频进犯中国沿海，临近的厦门自然首当其冲，而明军也给了他们与倭寇同等的外事待遇――厦门驻军在赵一鸣的指挥下多次击退荷兰人侵扰，一次就俘斩数十人。 

　　颜思齐等人约定于天启四年（1624）的八月十五日起兵倒幕，不料消息走漏，日本幕府派兵来捉拿，他们只得匆匆逃走，在幕府士兵的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无一落网。一年后，颜思齐亡故，郑芝龙继任。在他的领导下，这个集团的规模急剧膨胀。据记载：“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启六年，1626年）而有一百二十只，丁卯遂至七百。今（崇祯初年）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这与荷兰人记载郑芝龙在1627年有船四百只，人员七万，1628年6月“海贼一官拥帆船一千艘”是大体一致的。 　　而且，郑芝龙集团很快披上了官方的外衣，从一开始他们就与寻常盗匪不同，在大陆沿海作战期间，不杀不抢，甚至还开仓赈济灾民，他们一再表明自己不是恶匪并多次击败明军围剿部队后，明朝被迫进行招安。郑芝龙等的就是这个，虽然官职不大，但他从此就有了合法身份。打着朝廷的旗号，郑芝龙率领着这支不要明朝一分钱的强悍武装，通过一系列“剿匪作战”，彻底扫平了当时东南沿海的大海盗李魁奇等竞争对手，一举成了当时东亚地区的超级海上势力，能与之抗衡的，只有荷兰人和海盗刘香的联合力量。　　 　　早在郑芝龙招安之前，郑氏集团与荷兰人就交过手，那是1627年，第二任荷兰台湾总督迪;韦特（Gerand de with）曾发兵攻击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企图削弱其势力。这次攻击结果是，“司令到达该处后，遭受海贼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临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返回此地（台湾）。但是前面已经提到，迄今尚无一人回来。”参加这次攻击的荷军差点全军覆没，因此，虽然后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当1633年战争爆发时，荷兰人还是对他们下了毒手。大战料罗湾 　　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进攻。明南澳守军立即还击，激战中，明把总（守备队长）范汝耀受重伤，17名明军将士阵亡，而荷兰军亦有相当伤亡，不得不解围北上。7月12日，荷兰舰队来到厦门，当时厦门港内停泊着几十艘明廷和郑芝龙军的待修船只。此时南澳战斗的消息尚未传来，明军厦门守将张永产正在泉州操办器械，郑芝龙也正在率主力部队在福宁剿匪。因此荷兰舰队到来进行偷袭时时，中国方面实际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荷兰人一举烧毁和击沉了中国方面的15艘舰船（郑军10，明廷5），并登岸“大掠”。偷袭得手后，荷兰人封锁了厦门湾，强迫金厦附近的村庄向荷兰人进贡猪牛等物，并威胁中国方面开放贸易。 　　7月26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了，荷兰人提的条件是中国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只能与荷兰人贸易，否则将再度开战。中国方面的答复是：荷兰人先赔偿战争损失，退回大员，然后才有可能谈判商务方面的问题。 　　这种谈判纯属鸡同鸭讲，没有可能成功。荷兰人再次进攻厦门，游击张永产和同安知县熊汝霖督度明军迎击，荷军败退，10余名荷兰士兵被杀。明朝海军追至外洋，因风向不利，经两昼夜未能接敌而回。败退的荷军在海上游弋二十余日，不敢再攻厦门，于是转而从料罗湾进窥海澄境，海澄知县梁兆阳率兵夜渡金门浯屿，袭破荷军，焚其小舟三艘，获五艘。浯屿之战后，荷兰人由于接连吃亏不敢贸然进犯，明朝地方管员也在等待朝廷对于这次明显不是小打小闹的冲突的处理意见，因此在整个八九月份的台风间隙里，明荷双方只保持小范围的接触。 　　9月22日，福建巡抚邹维琏接到圣旨，崇祯皇帝严令惩荷。邹维琏立即飞谕各地文武将吏，不许再谈“互市”二字，“誓以一身拼死当夷”。10月12日，邹维琏自省城抵达漳州，檄调诸将，大集舟师。以郑芝龙为先锋，高应岳为左翼，张永产为右翼，王尚忠为游兵，吴震元、陈梦珠记功散赏。安排停当后，散发海战方略给各位将领。10月15日，他亲自渡过海澄，誓师督战。 

看完了...不知该说什么......郁金香部队还是蛮强滴

可惜了

工业革命前 天朝还是很牛B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