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无私，刻不容缓。太原建城2500年的步伐，日日逼近，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的准备工作业已展开。然而，在太原的史学界、地方史志研究、编纂的单位和部门，还存在着一种困扰，一种难以名状的踌躇，这就是；晋阳古城究竟创建于何年？　　人们都知道，太原建城2500年，是以晋阳古城的创建为时间标识的。但是，关于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一直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谜。 　　中国历史上的谜团确实太多了。　　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分期和纪年，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谜团。但是，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五年的努力，全线告捷，取得骄人的成果。　　太原历史上的谜团太多了。　　关于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就是诸多谜团的其中之一。破解这个谜团，太原的史学界贵无旁贷，每一个研究太原区域历史的人责无旁贷。带着历史的责任，借工作之余，我对这个困惑人们多年的谜疑，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多方研究，几经山重水复，终于路转峰回，有了一个确切的结论，兹不揣冒昧，借《太原日报》一角，请教于专家学者和有志于此的同志，也算作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的一个纪念一、关于晋阳城的最早记载　　遍阅春秋战国之际及西汉武帝之前的诸多典籍，有关晋阳城史事的记载不下数十例之多。现将各文献中最先记载晋阳的文字段录如下，共同商榷。　　《春秋·定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97年有载曰：“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国语·卷十五·晋语九》载：“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鄣乎？’，简子曰：‘保鄣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诫襄子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左传·定公十三年》记曰：“晋赵鞅谓邯郸赵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填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　　《韩非子·十过》载道：“夫董阏于，简主之才臣也，其治晋阳而尹铎循之，其余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而已矣。”　　《吕氏春秋·似顺论》说；“尹铎为晋阳，下，有请于赵简子。简子曰：‘住而夷夫垒。我将住，往而见垒，是见中行寅与范吉射也。’尹铎往而增之。简子上之晋阳，望见垒而怒曰：‘嘻！铎也欺我！’，于是乃舍于郊，将使人诛铎也。”　　《史记·晋世家》：“十五年，赵鞅使邯郸赵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　　《史记·赵世家》说：“孔子闻赵鞅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春秋》书曰：‘赵鞅以晋阳叛。’”　　《战国策·赵策一》与前书所记大同，此不赘。　　上述这几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晋阳古城见载史籍的最早年代是春秋季的鲁定公十三年，即晋定公十五年，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此其一。　　其二，晋阳城所以见载于史，乃由赵鞅向赵午索还“卫贡五百家”，而赵午因背弃承诺被杀，范氏、中行氏与邯郸赵氏合攻赵鞅，赵鞅不敌三家联军，退入晋阳以图自保，这一历史事件所引出。　　第三，晋阳城一经问世便成为赵鞅之族安身立命，角逐众卿，三分晋室，奠定赵国基础的军事战略堡垒，显赫于春秋战国之际。　　第四，为考定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界定了下限，提供了上限的线索——赵鞅为什么要在晋阳城首次出现于史载的这一年，向邯郸赵午索讨“卫贡五百家”。二、关子晋阳城创建年代的几种观点和几种结论　　关于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千百年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晋阳古城被赵宋王朝毁灭后，便更无人问津。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山西省著名学者、历空学教授郝树侯先生，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在《晋阳城史徵》中说：“晋阳，二字，最初见于《春秋·鲁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他在《太原史话》中又说：“晋阳城建筑的确切年代，我们虽无法判定，但是，公元前497年，范、中行氏和赵简子（鞅）火并之时，简子招架不住，便从邯郸逃到晋阳，因而可以证明，晋阳城的建筑，一定是在公元前497年前。

　　近年，太原市社科院院长、史学研究员杨光亮先生，对郝树侯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在《论晋阳城的创建与毁灭》中说；“晋阳城的建立，一定在公元前497年以前，这是不错的。但是，这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创建晋阳城的年代：再则，说在前 497年以前，以前多少年为限呢？不明确。这不能不说是这个结论所产生的两个弊端。”杨先生的结论是：“晋阳城的创建年代，当在赵简子执政后至董安于去世前，即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6年之间。这就是说，晋阳城的创建，当在前517年至前497年这二十年间。”　　还有一些研究太原历史的同志，根据《春秋·昭公元年》所载：“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傍引《元和郡县志》“春秋荀吴败狄于大卤，即太原晋阳县也。”所云，认为晋阳城在鲁昭公元年，即公元前541年就已经存在了，比前面的结论推前了44年。 　　近来，对太原区域史研究颇为上心，且多有新见的王剑霓先生，对晋阳古城的创建年代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董安于筑晋阳城是在晋定公十二年夏至十五年春之时”，即公元前 500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　　对上述四个方面的观点，或者说四个结论，给以简要的概括，即：　　郝树侯先生的结论是；晋阳城创建的年代是公元前497年之前。　　杨光亮先生的结论是：晋阳城创建的年代在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　　王剑霓先生的结论是：晋阳城创建的年代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　　还有一个结论是：晋阳城在公元前541年时已经存在。　　客观地说，上述的观点和结论，都有自己的依据，都有对依据的分析，而且各自的依据都出自言之凿凿的经典文献。然而，从准确的意义上讲，都不能算作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　　郝先生说的“晋阳城的建筑，一定是在公元前497年。”这个“前”是哪一年呢？可见，郝先生作出的结论有粗略之嫌。　　杨先生说：“晋阳城的建筑年代，当在赵简子执政后至董安于去世前，当在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这二十年间。”这个结论确实比郝先生之说有了具体的时间界定。但是“二十年间”这个时间范畴，只能算作晋阳城创建的可能时限，如果当作晋阳城的创建年代，似乎失之宽泛。　　王先生的结论是：“董安于筑晋阳城是在晋定公十二年夏至十五年春之时。”毫无疑问，剑霓先生的这个观点较之郝、杨两位的结论有了本质性的推进。但是，依据是什么？尤其是上限“晋定公十二年夏”的依据是什么呢？不得而知。　　请看剑霓先生在其大作《晋阳始于何时？》一文中，所引力证之一：“《国语·晋语九》有所记载，大致说：范、中行氏攻打赵简子在绛的下宫时，董安于力抗功最多，简子要赏安于，安于不受说：‘臣少时给主人作文墨工作，宣扬先世勋绩，立大义于诸侯，主人不记；壮时为主人左右臂随军作战，没得什么；及臣长大，着官服为宰（晋阳宰），治理的晋阳民无二心，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奖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董安于说的‘狂疾’，指他在下宫和范、中行氏之战斗。晋国法‘始乱者死’，他认为给主人闯了祸，不受奖走了。　　再看所引力证之二：“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夏，简子将卫贡五百家置于邯郸，显系晋阳无城，没适合安置地而施的权宜之计。　　依力证之一，剑霓先生得出：公元前497年范、中行攻赵之下宫时，董安于为晋阳宰，晋阳城是他任晋阳宰之末期建筑的。依力证之二，剑霓先生得出：公元前500年“显系晋阳还无城。”　　仔细分析剑霓先生所引两证，其一，出自《国语·晋国九》。这里剑霓先生没有引原文，而以自译文为分析依据。为弄清理道，先录原文如下：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于赏之，辞。固赏之，对曰：“方臣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费志。及臣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匿心不产。及臣长也，端委（韦毕）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趋而出，乃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