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永栋 文章来源：中华舒氏网

安徽舒城春秋时属舒国，史称“群舒”，为舒鸠、舒龙、舒庸、舒鲍等部落的方国领地。对于群舒的活动轨迹古代史籍《春秋》、《左传》、《国语》、《世本》等都有所涉及。根据这些古史文献，使我们对群舒有一定的了解。
自1959年以来，在皖南地区，包括大别山以东、以北及铜陵地区，出土了几批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两周时期的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有多位考古学家与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这类青铜器所属的年代范围、所处的地理位置等方面都与文献所记载的群舒集团活动的时空范围一致，而且其主要特征又迥然异于其东南的吴越文化、西边的楚文化，具有独特的风格，于是认定这些出土青铜器为舒国文物，是研究群舒历史的可靠资料。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商承祚教授看到舒城出土的青铜器拍案叫绝，赋诗赞曰：“莫道春秋舒国小，牛型盆口邈难追。横铉遗制真谁偶，拍案惊看振世奇。”
这样，既有地上史料，又有地下文物，使我们对群舒有着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一、群舒所含之国
先秦典籍中所谓的“群舒”，《左传》宣公八年又作众舒, 是指舒人建立的若干邦国, 非指一国。
然群舒究竟包括哪些国家, 文献上亦无明确记载。《春秋释例· 土地名》谓群舒有“ 舒龙、舒、寥、舒庸、舒鸠五名”；《左传》记载，包括舒、舒蓼、舒庸、舒鸠；《世本》记载，包括偃姓的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之属有宗、巢，《水经·河水注》：也说“巢，群舒国也。”；还可包括英和六。今考核《春秋》、《左传》、杜预《集解》及《世本·氏姓》等, 得群舒之属共九,
即舒、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宗、巢。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等则认为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鸠是“一国而有五名”,皆误。群舒包含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多个诸侯小国。《左传》文公十二年（前615年）,“（楚）子孔执舒子平”,按《春秋》于所谓蛮夷之君多以“子”称之,“平”即为舒子名, 舒国自此灭于楚,而《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诗·瓠叶》序“ 荆舒不至”,《诗·閟宫》“荆舒是惩”等,这里的“舒”乃是泛指群舒,不可与舒国相混淆。

三、群舒所处时代
文献记载的群舒小国只是在春秋时期生活在以上地带，之前是否也在此处，即它们的源头在何处？从目前的材料分析，至少在西周时期，群舒已经生活在安徽中西部一带了[13]。
《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有一段小序：“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东汉郑玄“笺”称：“荆，谓楚也。舒，舒鸠、舒鄝、舒庸之属。”唐代孔颖达“疏”：“以传（按：指小序）有舒鸠、舒鄝、舒庸，又有舒龙，谓之群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国。”据此可以知道，至少在周幽王时群舒早已经存在。
从专家学者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结论看，郑小炉说，在群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铜甗型盉中，Ab型盉是其中的主线，根据这类器物，并参照其他型式的发展变化将群舒青铜器分为四段：一段：春秋早期；二段：春秋中期偏早；三段：春秋中期偏晚；四段：春秋晚期偏早。张钟云说，群舒青铜器其时代约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最晚者不超过春秋中期偏晚。群舒的青铜器在本地可逆推到至少商代[14]。就是说群舒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而舒人可能在商代有的就已迁至今安徽。

五、舒、徐的关系
徐、舒的关系，在史籍中并无详细的记载，只是近代学者在研究它们历史和有关东夷史料时才引出了徐、舒关系问题的探讨。目前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同源说和异源说。这两种观点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以文献为主，辅以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
古徐国，据文献记载，与江、黄、奄、钟离等国同为嬴姓，学术界尚无异议。
群舒，偃姓，皋陶后裔。
徐旭生、郭沫若等曾提出徐舒同源说。根据段玉裁注《说文》的记载“偃、嬴，语之转耳”，认为嬴姓的徐与偃姓的舒其发生地本在一地，只是后来因种种原因，舒往南迁，远离故土。晚清以来，嬴、偃二字音近可通盛行，提出了徐、舒同源的观点。而郭沫若所说是：“皋陶是偃姓，伯益是嬴姓，偃、嬴一音之转，当是以两个近亲氏族部落发展下来的。[18]”仍认为徐、舒为“两个近亲氏族部落”，并不是如有的人所说：“舒是从徐国分化出来的，徐、舒为一字，群舒即是群徐。”
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年中认为，徐为嬴姓国，舒为偃姓国，徐、舒分明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北大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也阐述了近似的观点：徐嬴姓，舒偃姓，或说嬴偃古通，其实无据，在先秦古音里，嬴属舌音喻母，偃属喉音影母，声母相差很远，嬴在耕部，偃在元部，韵母也相差很远[19]。对于持徐、舒异源观点的学者中最有突出贡献的是曹锦炎先生对1983出土于江苏丹徒北山顶墓中有铭铜器的考释，其中最重要的是曹先生将“舍”字释读成“舒”，并通过同一器物并存有“舎”、“余”二字，排除了“舎”、“余”在金文中为一字的可能，从而也否定了学术界将“舍”下的“口”解释为笔饰的观点，认为舒国的舒可能本作“舎”，春秋时期或加邑旁作“
”，作舒则为后起的同音假借字[20]。”
单纯从文字方面，我们对徐、舒的认识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无论是文献还是金文，徐和舒皆是不同的字。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如曹锦炎（关于甚六编钟的“舍”字）、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何琳仪（舒方新证）认为，既有《左传》“徐人取舒”的同文见异的地上文献，又有徐、舒相互对应的地下文献。凡此二重证据法，已可充分证实徐、舒不同源。

六、群舒的消亡
群舒散居与活动之地北抵淮河,南及长江,西限霍山山脉,东达巢湖西岸。这一区域正处江淮襟要之间,所谓“淮右襟喉,江南唇齿”,向为兵家“不可以缓图”之要地[21]。当春秋时代,群舒在徐、楚、吴纷争中更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群舒成了这三个大国争夺的对象。
前657年至601年,处于徐、楚对群舒的争夺。
徐国,在东夷诸国中最为强大,曾率众西伐宗周。春秋之世,其国势已由盛转衰。它的北面是齐、鲁、宋等大国,徐无法扩大地盘,乃南向观兵于群舒。《春秋》僖公三年（前657年）,“徐人取舒”。强迫舒人归附齐、徐联盟,齐又联合了江、黄、道、柏等国,这给楚国以很大的压力,楚不得不暂缓争战中原,掉兵东向,在相继灭弦、灭黄、灭英后[22]，逼近群舒。当时,楚成王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徐,而在于争夺受徐控制的群舒之地,以扩大东部版图。据《左传》记载：文公五年（前622年）,楚灭六、灭蓼，文公十二年（前615年）,“群舒叛楚”,楚迅即出兵灭舒、宗二国,“围巢”。既言“叛楚”,可知早在此年之前,群舒已归在强楚控制之下,有服方有叛。对于不肯就范之舒蓼,楚又两示兵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伐舒蓼”,以公子燮与子仪的叛乱,“不克而还”,及宣公八年,又“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所谓“楚子疆之”,据杜注,即整理群舒的疆界。至此,局面顿然改观，徐人已悄然退出淮南,楚东与吴越修盟,北向构兵中原,以争霸主地位。
自前584年至547年,处于吴、楚争夺群舒。
楚对东方的控制,是非常不稳定的,在淮南舞台上,吴代替徐,成为与楚争锋的主角。吴国采取巫臣晋、吴联合以夹击楚的计谋,积极西进,因掌握了射御、乘车、战阵等陆战技术,吴用兵“常弃舟楫之用,而争车乘之利”,从东北以出楚之不意[23]。这样,对于楚固守钟离——州来——群舒弧形防线,显得十分重要,吴楚争战九十年,前后数百战。而群舒又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交通价值，故吴楚双方在这一带辗转拉锯,争夺得尤为激烈：其间群舒诸国的态度,基本上是畏楚而亲吴,但随着吴楚强弱形势的变化,也是迭为向背,以求自存。此段史实颇为繁杂,据《左传》所载为：
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来”,楚师为之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24]。”
成公十七年（前574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襄公二十四年（前548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厘浦（今舒城县东南）,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鸠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贰（反复）,吾又何求？若犹叛我,（彼）无辞,（我）有庸（成功）。’乃还。”次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今舒城县西）。吴人救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至此,群舒为楚翦灭殆尽,被建为边防要邑。由于吴国不断向江淮地区渗透,吴楚争逐的重心由皖北而皖中、皖东南,群舒之地的重要性,亦因之日渐提高。
处在徐、楚、吴争夺之间的微小之国，自然难免逃脱被灭国的命运。根据文献记载，群舒在春秋时期先后灭于楚。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二十阮》就说：“皋陶，……贰、轸、州、绞、蓼、六、群舒皆其后。春秋时，楚尽灭偃氏之国”。
舒，《左传》文公十二年（前615年）“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
舒蓼，《左传》宣公八年（前601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25]。”
舒庸，《春秋》成公十七年（前574年）“楚人灭舒庸”；《左传》成公十七年（前574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26]。”
舒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前548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27]。”
宗, 前615年为楚所灭[28]。
巢，旧说前518年灭于吴。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冬，吴灭巢”，杜注：“楚邑也·书灭，用大师”，可知“吴灭巢”是说吴占了楚之巢邑,并非指巢国为吴所灭。再考《左传》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此“巢”指巢国,及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杜注：“巢……楚小邑”,据此,巢国乃灭于楚，时间大约在前584至574年之间。

而文献中最后一见群舒踪影是在《左传》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29]”。此处仅称之为“氏”，可能是舒鸠国虽已灭，而其族仍存。此后再不见群舒的踪影，对其去向，文献中也不见有记载。
值此，顺便辨明三点：
其一、舒蓼与蓼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左传》宣公八年（前601年），“（楚）伐舒蓼；灭之”,杜注：“舒、蓼,二国名。”今人多从之。按杜注误,
舒、舒蓼、蓼三者应严格区分开来。舒如上述。蓼,一指已姓飂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详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13；二指姬姓蓼国（今河南固始县西南）,前622年灭于楚,详《世本校辑·
氏姓》（此二蓼即为西蓼，因蓼河而得名）；三指故地在安徽安丰蓼县之蓼（即东蓼，因此地多产能作染料的蓼蓝，故而得名），《路史·国名纪乙》云：“六，中甄后，寿（州）之安丰南有故六城，……”罗苹注“元狩二年（前121年）为六安国治六，而以蓼为属”，此蓼即是。而宣公八年经传所记之“舒蓼”（即南蓼）,则为群舒之一。首先, 《左传》记载,
宣公八年,“楚为众舒叛, 故伐舒蓼, 灭之, 楚子疆之,
及滑汭,盟吴越而还”；又文公十四年,“子孔、潘崇将袭群舒, 使公子燮与子仪守, 而伐舒蓼”,文意甚是明燎；次之,
舒、蓼已分别于文公十二年、文公五年为楚所灭,
自不能又得二国而灭之。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虽指出“二国名,盖转写误, 当云一国名”, 却又沿杜说而曲为之解：“盖蓼灭后更复, 故楚今更灭之”,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48 认为“杜误,孔更误”,曰“蓼与舒蓼自是二国。楚自穆王灭蓼,而庄王嗣兴,至此年仅隔二十二年, 正当暴涙吞并之时, 岂能复封树小国, 待庄王更灭？”又曰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 杜无注,……若以为即文五年所灭之蓼,
杜明注在安丰, 与吴越地悬隔,
如何下文云盟吴越而还乎？”顾栋高辨驳明晰, 当从之[30]。

其二、蓼不为皋陶之后，舒蓼才是皋陶之后。
《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灭之。”《索隐》“二国皆偃姓。”《史记·楚世家》：“（穆王）四年（前622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后。”即《左传》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被灭之蓼，《左传》载“冬，楚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31]！’”此次所灭者为蓼，而不是舒蓼。
《左传·文公五年》的原文是对的。出错在于句读。“皋陶”与“庭坚”要读开。而杜注“蓼与六，皆皋陶后也”，实为误。《史记·楚世家》谓“蓼为皋陶之后”，梁玉绳则说：太史公此记有误，他在《史记质疑》“案”云：“蓼非皋陶之后[32]”。
其三、皋陶不是字庭坚。
梁玉绳《史记质疑》“案”云：“蓼非皋陶之后”。对如“皋陶庭坚”所记，也产生误解，谓皋陶、庭坚为一人，如郑康成、班固、杜预、张守节等或言庭坚为皋陶号或言为皋陶字，合二人为一人。
王梓材在《世本》按语中说：“传记古人之名，有古合而今知其分者，皋陶与庭坚[33]。”雷学淇说得更为明确：“自班氏误解《左传》及《史记》等文，以皋陶、庭坚为一人；谓蓼、六皆皋陶后；以秦为出自颛顼。后人或从之。误矣。皋陶自出少昊，其后为六；庭坚乃出颛顼，其后为蓼，姬姓。二国之姓。并详见于《世本》。《索隐》因偃姓后有舒蓼，遂误合蓼与舒蓼为一，以附会后嗣。《史记》黥布《正义》谓英后改为蓼，亦非是[34]。”梁玉绳《史记质疑》也说：“六为皋陶后，偃姓；蓼为庭坚后，姬姓。皋陶出自少皥（昊），庭坚出自高阳。……岂可合两姓为一人？”崔述在《夏考信录》中更确切地说：“《典》、《谟》之称皋陶多矣，帝称之，同朝人称之，史臣称之，皆以皋陶，乃至后世之诗人称之，儒者称之，亦同词焉，从未有人称为庭坚者，何所见而知庭坚之为皋陶乎？”

了解清楚群舒，即可明了舒氏渊源：舒氏，偃姓，出自皋陶之后，以国为氏。所谓“以国为氏”，是在国灭以后其公族（“公族”同“公子”，即国君之后）为作纪念，表示不忘其国，于是以原国名为姓（凡来源于以国为氏的姓氏都如此）。《风俗通·姓氏篇》说：“舒氏，春秋舒子（按：子，子爵）之后。”
另，文中所说的“舒人”、“舒子”、“舒氏”，这三个“舒”字，内涵不同，有所别：“舒人”之“舒”，为古代氏族部落名，即舒氏族；“舒子”之“舒”，为古国名，即舒国，亦泛指群舒；“舒氏”之“舒”指姓氏，即舒姓。舒氏产生于春秋，史籍所载春秋以前的“舒”，不是舒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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