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惯例

英特尔聘任布赖恩·戴维·约翰逊担当未来学家，预测2020年以及更遥远的未来，数码产品和计算机的应用前景将会如何。
　　

作为一家微处理器制造商，英特尔在过去40年中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理解和预见。
众所周知，1965年，英特尔联合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曾断言：一块集成电路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率飙升。此论断后来被称为“摩尔定律”。
事实证明，依据摩尔定律来预测英特尔能够取得何等成就，是非常精准的。当然前提是，英特尔在芯片研发方面绝不吝惜投入，而且产品路线图也规划得周密详尽。

随着英特尔研发的微处理器越来越小、运行速度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便宜，过去只能在科幻故事中见到的个人计算和移动设备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因此，布赖恩·戴维·约翰逊（Brian David Johnson）喜欢看科幻故事，并把它们作为灵感的重要来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约翰逊现任英特尔的未来学家，为英特尔的前瞻性技术以及整个计算行业的发展描绘未来图景。
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约翰逊的任务之一是推进英特尔的“明日计划”（Tomorrow Project）。这个计划是英特尔在2011年提出的，旨在动员公众参与讨论计算机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作为“明日计划”的一部分，英特尔出版了一些短篇科幻小说集（约翰逊为此作了序），这些小说描述的都是自然科学的未来图景，而不是违背物理定律的空想。这些科幻故事想要表达的主题也一样：人类最终仍将主宰自己的命运。
最近，《科学米国人》采访了约翰逊，访谈内容涉及：未来技术发展最令人担忧的地方有哪些；我们能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得哪些启示；要想当个预言家，需要些什么条件（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后天环境的培养，抑或是两者都要有一点）等。

《科学米国人》：2020年，使用电脑将会是什么感觉？

约翰逊：关于这个嘛，我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呢？还是先说坏消息吧，其实也不算什么坏消息——只是听起来没那么炫而已。

2020年时，我们使用电脑的感觉将同2011年非常相似。我们仍然会用键盘、鼠标，仍然会有触摸屏和语音控制装置。我们仍然会上网冲浪，同好友聊天，许多人的收件箱仍然会被太多的邮件塞得满满当当。
我认为这不是坏事。实际上，我觉得这非常令人欣慰，当然它缺乏个人喷气飞行背包和火箭汽车带给我们的那种炫酷感。

好啦，现在看看好消息吧。
2020年，电脑将给人非常棒的使用体验。就像鼠标、触摸屏和语音控制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计算系统的交互方式一样，传感器网络、数据集成以及计算能力的不断微型化也将带来同样的改变。
我不会预测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电脑和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并且这种计算能力将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想象一下，这是个什么概念——只需要和电脑生活在一起，把它放在我们随身携带的包里，就能完成对电脑的设置。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激动的前景，这意味着我们研发电脑系统、编写软件，以及推出酷炫的新应用和强悍的新服务的方式，都将与过去十年中我们一直沿用的方式完全不同。

《科学米国人》：你在玩哪些酷派十足的前卫研究？说来听听。
约翰逊：我喜欢研究个人电脑与合成生物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合成生物学就是利用DNA、酶及其他各种生物学元素构建出新系统的科学）。

回顾历史，个人电脑是从反传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潮流，还有英特尔以及史蒂夫·乔布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苹果联合创始人之一）等人所做的工作中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各种黑客俱乐部以及一些校园中电脑爱好者成立的小社团，和今天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极为相似。合成生物学的许多研究也是由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一族在做，许多工作也是由刚刚才聚在一堆探讨它的热心人士在玩。
我们不妨借此来判断一下，合成生物学与个人电脑是否会以相似的步伐发展。这对于预测各种技术的未来前景会很有帮助。

《科学米国人》：对于合成生物学，你是否做过实际的研究？
约翰逊：我和一位名叫安德鲁·赫塞尔（Andrew Hessel）的合成生物学家有过大量合作。

赫塞尔是粉色军团合作社（Pink Army Cooperative，一个推广乳腺癌个性化疗法的组织）的创办者之一。他目前正在研究病毒的结构和DNA。
我们可以把DNA看作软件，把有机体（如细菌或病毒等）看作硬件。植入“软件”后，有机体就变成一个“计算装置”了。这就好比，你下载了一个GPS程序，安装到手机中，你的手机就变成了GPS装置。但对于合成生物学而言，真正让人恐怖的是，你晚上睡觉时，有机体还只有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却发现，有机体变成了两个，然后是四个——它们变成了自我复制的计算装置！

《科学美国人》：对此，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约翰逊：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我和赫塞尔曾讨论过，如何解决网络连接中“最后一英里”的问题——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网络集线器与你的住宅或公寓间的最后一英里。

假如我们可以培育出一种有机体，在传送互联网信号方面远胜现在的电缆和铜导线，那么只需要把这种有机体铺设在住宅和网络集线器之间，你就可以日夜不停地下载高清影片了。
如何实现这个构想呢？把上述具有优越传导性能的有机体与草种杂交，使之不但具有草的外观，还能像草一样生长和维护。想想看，那些随处可见的草，就是一个传导网络，草长到哪里，互联网就延伸到哪里。最关键的是，它们还是活的！
打理过草坪的人都知道，只要你养护得当，它就会持续生长，有时甚至在你并不希望有草的地方冒出来。从此以后，草坪维护和网络维护就合而为一了。全球各地众多公路中央铺设的草皮隔离带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信息高速公路。

《科学米国人》：科幻故事对研发工作有什么影响？

约翰逊：长期以来，科学幻想与科学现实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幻想往往可以预见现实，不是吗？

我经常做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讲座，谈论灵感以及如何通过幻想来倒腾这些创意。有时候，人们会走过来，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肯定知道，我之所以对机器人着迷，全是因为那个C3PO（斯瑞皮欧，科幻片《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角色）的缘故，对吧？”他们似乎把我当成了倾诉对象，而我则抓住他们的手说：“并不只你一个人如此。这没有错嘛。”科学幻想可以开发人们的潜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对于研发更好的技术是极其重要的。

《科学米国人》：你是如何当上英特尔的未来学家的？

约翰逊：预测未来是我在英特尔的工作之一，它是一门揉合了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界学问。

在担任未来学家之前，我也在英特尔工作，只不过当时是一名用户体验设计师，与软件设计师或硅器件设计师相仿，但我设计的是用户将获得的整个体验。这个职位既有点像工程师，又有点像设计师，需要预见5~10年后的产品，比如设计系统级芯片处理器（SOC，正在研制的一种新型芯片，其形状系数较小，即尺寸更小）。
预测未来有助于我们事先设想有关技术发展前景的各种难题，明确我们要开发什么东西。

有一天，贾斯汀·拉特纳（Justin Rattner，英特尔首席技术官）对我说：“我们觉得你应该出任英特尔的未来学家。”我当时回答说：“不行！”未来学家这个职位的责任太大了，尤其是在英特尔这样的公司。
当时，贾斯汀希望我去给人们讲讲有关未来的事。我们对此进行了一些内部讨论，但还未同公司以外的人探讨此事。
一周后（2010年6月30日），我们发布了一本书，名为《未来畅想：娱乐、计算和数码产品的未来》（Screen Future: The Future of Entertainment, Computing and the Devices We Love）。书里介绍的是2015年的技术。当我坐下来同媒体交谈时，我发现几乎人人都说：“原来你就是英特尔的未来学家！”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在干这项工作了。

《科学米国人》：英特尔是一家处理器厂商，你的工作是如何同英特尔的业务搭上边的呢？
约翰逊：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公司的发展路线，我同以色列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许多芯片设计师都有合作。每年他们都要提醒我——该考虑2020年的情况了。
我创建出一些模型来模拟未来的体验，进而模拟出2020年使用电脑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英特尔是一家工程公司，所以我还得把模拟结果转化为对英特尔芯片的具体要求和性能指标。
眼下我正在琢磨2019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