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轰动全国的大案审结之后，当我们审慎地把这个案子放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应当考虑李志强和崔英杰如何达到某种“和谐”。 我们无法忘记崔英杰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泪水时说的话：“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他们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而做出了一件错误的大事。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老百姓。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 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他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生存的呐喊，一个让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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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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