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祭死去的大明英魂

首先还是从屯守比例的角度，分析一下土木堡战前京师的理论满额兵力。
说到屯军，就不能不提到明代的卫所制度。一个广为误传的说法是，明军是一支以且耕且战的“农民军户”组成的军队。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准确地说，明代的军士中，确实有大量且耕且战的“屯军”，但也同样有一部分不务农事的常备军——“守军” 

从以上《大明会典》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其他时代的屯田制度不同，明代的屯军和守军是共同编制于卫所当中的，而不像从前的朝代那样分别编制。换言之，当你计算一个卫所的部队时，往往是“X卫辖下X名守军X名屯军”。
而从以上《英宗实录》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正统朝，屯守比例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 

那么，当时的明朝在京师的卫所，有无屯军编制呢？毕竟永乐朝迁都北京，北京有无屯田不能用南京的脑补。
从以上例子中提到的合准北京例我们可以看出，很明显在永乐时代，京师附近就已经确立了卫所屯田制度。
而既然永乐朝已有定制，则英宗朝这次拨派屯卒显然是进一步增强了京师附近的军屯。

明代京卫，五军都督府辖下共计三十九卫（万历朝数字），非五军都督府辖下共计三十五卫，合计74卫
按照上面《英宗实录》的记载，英宗朝有义务参加训练的京卫，共计七十个。
明代一卫标准编制5600人，则当时京卫的满额守军总数应为
70*5600*0.3=117600人
也就是说，满额战兵，约十二万人左右
当然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很不准确地约数，因为5600人的编制只是理论数字，具体到下面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有多有寡。再加上屯守比例本身在执行上也不是很严谨，因此这个结果肯定存在一定的误差。

不过，当时京军除了这些固定编制的卫军外，还有其他部队屯驻操练。那就是自永乐朝就定下的班军制度，它决定了当时京师除了卫军外，尚有来自各地的班军在营操备。
从《大明会典》的记录来看，在京的班军总数应为八万人。

如果这么计算，则京师满额战兵，应为本地卫所守军和班军的总和，共计
117600+80000=197600人
约相当于二十万人。
不过这个数字是本人经过间接计算得出的结论。由于没有关于永乐以后京师地区的下屯比例 ，很多人对这个数字表示质疑。不过幸运的是，最近本人找到了一些关于明初京军三大营兵额的准确信息。故在此从直接记录的角度，来补完这个漏洞

从以上两条《宣宗实录》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京军三大营，五军营每军二万全营足额十万人，神机营满额共计七万五千零七十一人，再加上三千营，则当时神机营的足额兵力，应为十八万人左右。
这个结果，比我间接计算的二十万人，还要少二万人。

那么，英宗朝是否有与以上记录相辅相成的记载呢？
《英宗实录》中记载正统元年，京卫选操官军居然只有十万，而且大家还都认为够用，希望免调外卫军队入京（即班军）。这里京卫军十万，加上班军八万，仍然是十八万人。由此可知，正统朝的京营编制，与前朝无异。

另一个证据是
以上两条记录均为《英宗实录》正统二年的记载，前后相差约两个月。十月份缺额二万五千，十二月份不可能补齐，因此十五万左右外加二万左右，共计十七万人左右，也接近十八万这个数字。

由此可知
虽然本人以屯七守三为比例计算的数字不准确，大约差了二万人左右，但从结果来看，大致上方向并没有走错。
在此得出结论，明正统年间京师在营兵力的满额值，应为十八万人。

那么，明英宗在正统十四年从北京出发亲征时，共携带了多少兵力呢？
是否就是这十八万人呢？
首先我们看当时发布的招调命令
以上《英宗实录》的记载，明确指出征调的是在营操练者。因此屯军你就别想了，不在征调范围之内。
而且从这条来看，屯军要调动起来也不是一天准备第二天出发这么短促的时间里能来得及的。

前文已述，根据《水东日记》所载，正统十四年，整个明王朝的卫所士兵普遍存在缺额的现象，而且刚好缺额一半。而且即使单独计算不隶属五军都督府的其他三十五个京卫，也同样是缺额一半。
因此当时从京卫所选的禁军数目，应该只有一半左右。不过骨头公对《水东日记》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作者是嘴炮跑火车。
不过问题是，《水东日记》的作者叶盛官拜兵科给事中，这个官职是专门负责国家军事检察，辅助皇帝处理军机的。他所记录的军伍缺编问题，显然是来源于国家机要文件，而不是什么嘴炮胡编。
由此可知，当时十万京卫军缺额一半，则还剩下五万京卫外加八万班军，共计十三万人左右

那么，这八万人的出征兵力，是否有其他直接记录支持呢？
《李朝实录》关于明蒙战争期间的用兵记录，一向以传说夸大著称。如永乐北伐，被其夸大为百万大军，比永乐朝自己的号称还要多。再比如纳哈出的兵力，在其口中也变成了四十万。但这次英宗亲征，兵力描述却反而比明朝方号称的要小得多。
在土木堡战役期间，朝鲜方为了打探消息，多方派遣间谍使者。《李朝实录》中出现这个相对正常的数字，必定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了可靠情报。

结论：从以上分析来看，明军在土木堡战败的兵力，应该在八万人左右。
可能有同学要说了，既然实际兵力这么少，明朝方干嘛拼命夸大自己的失败？难道明朝人疯了？
其实明朝人故意夸大此次失败，绝非没有缘由。这里面的政治玄机，是昭然若揭的。
众所周知，英宗亲征的主谋是王振。而土木堡战败的罪魁祸首，也基本可以确定是他。明代宦官专权严重，大众舆论（尤其是文官舆论）普遍鄙视宦官。因此在历史记录中极力摸黑宦官，就成了明代历史典籍的一大特色。从土木堡之战，到威宁海大捷，甚至到贺兰山大捷和应州大捷，历史记录中无不可以看出贯彻着这种思维。由于威宁海大捷是大宦官汪直和其党羽王越参与的，贺兰山大捷是阉党王越主持的，应州大捷是重用纵容宦官的明武宗指挥的，因此这些大捷就都要黑，否则怎么说明我大明文官的伟光正呢？
而土木之变既然是宦官头子王振造成的，那么它就必须是大败，而且还得是超级大败，是损兵数十万的奇耻大辱。而在土木堡战役期间，有“补给失职”嫌疑的于谦的过失，却被隐瞒了下来。其之后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也被刻意夸大了。不这么做，怎么能映衬宦官的阴暗无能误国误民呢？

文官党争内耗，是明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真实令人扼腕。
不是文官内部派系斗就是跟武官阉党争功夺势，仿佛天下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有良知的群体。这真该引以为戒，凡事皆有过犹不及，唐，宋，明的衰败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