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光、朱映占 2012-7-3 14:23:46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宁)2012年1期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即是在他者承认(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与自我认同的相互作用下展开的。国内的他者大致可分为政学两界人士以及普通人，国外他者主要包括侵略势力、传教士、科考人员等。政学两界作为国内他者的主流，其承认或努力建构的西南少数民族身份是国族的一分子，普通人却停留在对少数民族固有的偏见当中；国外的他者却都在塑造和提高少数民族的特别之处。作为主体的西南少数民族则在他者的影响下，逐渐改变其原有的意识，努力建构自己新的身份。
关键词：民国时期；承认；认同；西南少数民族；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王文光，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史研究；朱映占，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2)01-0084-09
　　承认与认同是个体或群体身份建构过程中，对建构者而言客体意识和主体意识产生作用的具体表现。客体或他者的认知及承认与主体或自我的认同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主体的身份建构。然而，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所以，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会遭到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如果围绕着他们的蔑视的图像。这样是说，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1](P45)
　　民国时期，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和重庆)、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在他者(包括国内政界、学界、普通人，以及外国人)的承认过程中，就经历了歧视、忽视、扭曲、部分正视、有意拔高等多种形式；而其自我认同也与他者的承认相呼应，不断调适。
　　一、他者的承认及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影响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存在。对于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有学者称：“指的是在众多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族群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断影响周边的弱小族群，并且在强势族群这一‘他者境界’中形成的异族印象也会通过同化等方式移植到弱小族群中。”[8]民国时期，生活在西南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就曾被他者笼统地划归在“苗”“夷”“蛮”“番”“边民”“边胞”等称谓下，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排除在参与共和国家建设的“五族”当中，或者被归类到汉族的宗支当中。而且，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处于边缘的西南少数民族身份的塑造，“与近代国民国家体制的形成过程几乎亦步亦趋，同时展开的。这种类型的‘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往往是经历了来自国家权力、主流社会以及近代科学等‘他者’规定的过程，而不是迄今我们所强调的‘共同的文化’等要素”[2]。
　　(一)政界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
　　政界即来自国家权力的认知与承认，对于西南少数民族而言，事关其国民身份的取得，以及政治、经济权利的分享等。然而，民国初期，西南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处于缺失的状态。“民初实行共和，初行民权，而边疆民意代表仅为蒙族藏族，对于回族与其他西南各民族，照料欠周，实失共和本质。”[3](P40)即使“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国政权初步确立中央领导和对各区域的管治后，开始构思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来合理化自己的权力。在1937年初公布的‘国民大会’草议章程中，除全国各地的选举名额外，还有240席提供给包括蒙古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名额，但没有包括在西南地区的所有非汉族少数民族。在这个建构中的国家体制内，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4](P26～27)

民国初期，传教士柏格理(Smuel Pollard)曾去电中国外交部长伍廷芳，询问：“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标记列为国旗之上，今仅以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国民乎？”伍廷芳的回答是：“五色旗不过代表中华五大区多数民族之标志，苗族居住于多数民族汉族之中，即隶属于汉族部分。”[5](P149)伍廷芳虽然没有否认苗、彝等西南少数民族的国民身份，但却否认了其与五大民族具有平等地位的民族身份，把西南少数民族看作是汉族的一部分而存在。此种观点后来成为了民国政府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主导思想。其与孙中山的国族思想相衔接，更与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一脉相承。

当然，西南地区国防及边界问题的突出，加之抗战的爆发，西南作为大后方的重要性，使得政界逐渐开始正视西南地区存在的众多少数民族，并且通过组织一系列调查，对西南少数民族有了更多、更具体的认识。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政府首先在民族称谓上为西南少数民族正名。1940年1月18日，中央社会部会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开会商讨制定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对西南地区66个原来以虫兽鸟偏旁命名的少数民族名称，进行了改正。以此为依据，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0年9月18颁布渝文字第855号训令，专门就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名称作了规定。该训令对于边疆同胞，强调了应以地域之分称为某地人；除学术研究之外，禁止沿用歧视性称谓，希望以此泯除民族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6](P95)
　　1943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又向各机关、团体组织，转发了蒋介石关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批示。强调：“1.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2.我国有史以来，各宗族间时或发生战争，而此各宗族胥为同一之种族，其疆域亦胥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中华民族版图以内……3.禁止沿用苗夷蛮瑶等名称……4.研究古史，应寻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之渊源，多所阐扬。而于足以动摇国人对我民族同源之祖先之信仰者，如黄帝升仙之说、尧舜乌有之论，悉宜矫正，勿任流传……”①
　　可以看出政界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强调了以地域之别代替民族之别，减少民族称谓的使用，以边民、边胞而代之；其二，强调同为国族一员的身份平等，停止民族歧视；其三，强调各民族同源同种，只有宗支之别；其四，强调民族同化的融合。基于这些认识，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权益，政界人士认为：“当然，我们应该尽量优待边疆同胞，但优待不应当做特殊化来看，特殊化只不过是一种羁縻的手段，与中央爱护边疆同胞的意旨是相违背的，所以大家如有逾分的要求，乃至内地人不加详察一味帮助大家做逾分的要求，这都是没有益处的。”[7](P13)

在少数民族身份的承认问题上，西南地方政府与中央保持了一致。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主张采用苗民、边民、边胞等统称之。并且强调了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民族之分实为宗支之分，一国之内的地域之分；同时忽视文化方面的差异或力求采取同化手段消除文化方面的差异。
　　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就指出：“我中华民族，号称五族共和，盖举其大者而言。实则系由数百种宗族，藉文化之力，融合而成。此数百种宗族，虽其政治信仰，已完全一致。但在语言文字、宗教意识、生活习惯上，则仍稍有不同。主持民政者，岂可不分别认识其个别性能，以供施教与器使之参考乎？本省住民宗族，向极复杂，但可大别为二：一为操汉语之汉人，一为操土语之边民。”[8](P1)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辑《贵州省苗民概况》一书，则把本省少数民族统称为苗民，并称：“夫苗民，苗蛮，苗夷，土著，种种字样，虽称谓不同，实无所轩轾，要皆同居中华领域，同属中华国民，自视同一体。”在西康执掌省政的刘文辉虽然看到了辖区内有十余种民族，但是他认为中央改称众多少数民族为边民，是为了增进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和加强民族间的联系。因而他认为是值得肯定和贯彻的。并且，在他看来边民具有文化落后、忍苦耐劳、勇敢善战等特点。因此，为了治理好边民，让边民享同为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就必须在仁的哲学(即对边民一视同仁)前提下，采取“德化”“同化”“进化”等政策来建设西康。

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人员却发现：“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无论是在意识上，信仰上，或生活形态上，莫不呈示着明显的分歧。”[12]因此认为：“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13]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源论，有研究人员也指出：“我们不能专在历史书本上理出一个汉苗同源的纲领，用表面上看去是平等和一致的字样，掩盖了不平等和不一致的事实。我们承认汉苗之分这个事实，不是故意‘巧立名目’，人工制造一大堆民族的词语和歧异，用来分化民族团结；倒要确确实实根据存在着的民族歧异和分化事实，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促进同化的过程，增加民族的团结力量的。苗夷问题的值得注意，就在这里”(范义田：《值得注意的苗夷问题》，原载《全民抗战》37号，1938年11月20日重庆出版。转载于余嘉华主编：《范义田文集》上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606-607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辛亥**成功时，定五色旗作中华民国的国旗，五色的意思，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当时数千万的西南民族被遗弃共和之外，这是一种不必掩饰的错误，到今日，我们言全国民族团结，绝对不能再把西南民族遗漏在团结之外了！”[14](P14)
　　概而言之，在知识界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境内的中国人都是同源的，没有进行民族划分的必要，也不需要施行特殊的政策；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承认西南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推行各种建设，从而教化他们，团结他们。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分歧主要是在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换言之，知识分子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问题，其实主要就是在国族建构中，西南少数民族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只是有的知识分子认为承认了有着具体名称的诸多西南少数民族会有碍于统一的国族建设，于是主张否认之或从地域上承认其为落后的汉族的一部分即边胞；有的知识分子则认为：“边胞是中华国族的一分子，血统既经长期的相互混合，文化也经过长久的相互同化，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15](P20)为了提高边疆民族文化生活水准，加强边疆民族的国族意识，巩固国防，提倡边疆文化国族化。

在贵州，汉族普遍认为少数民族会放蛊毒害人。并且少数民族上街往往会被人指着骂。由于长期受到歧视，以致于他们见到陌生人都害怕地躲避起来。民国时期到贵州旅行的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路上和我们迎头走来的苗民，望见我们也都远远地躲在一旁。苗民们胆子都是特别小，望见几个服装特别的人，总以为这定是什么长官大老爷到来，心里免不了有些害怕”。[22](P34)无疑，民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误解和歧视的普遍存在，是政学界，包括少数民族精英分子国族建构的重要阻碍，国族建构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汉族与非汉民族一体感的形成和强化，这就需要政学界和少数民族精英分子对普通民众进行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的启蒙和普及。
　

1.外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辛亥**爆发后，在英帝国的支持下，zang军在有“驱汉”暴动。
　　在中缅边界的勘定过程中，由于受英帝国的唆使、鼓动和威逼，居住在中缅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也有举家跨越国境，进入缅甸居住，自外于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内的现象。
　　另外，在西方学者言论的影响下，“1940年4月，暹罗改国号为泰国，日本利用泰国以大泰族主义相号召，图谋分化、吸收我西南地区的傣族。他们派人进入云南，到傣族聚居区秘密活动，诱惑傣族外附。”[24](P19)
　　可以看出，国外的侵略势力，充分利用中国从传统王朝的朝贡体系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尚未转型和充分发展的民族国家意识，来阻碍中国的国族建构进程。

3.考察、研究人员的认知
　　清末民国以来，外国人在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不断有成果发表。择其要者而言如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对纳西族的研究，顾彼得(pote Gullart)对凉山彝族和丽江地区的考察，费子智对大理白族的研究等。
　　被誉为纳西学之父的约瑟夫·洛克，在丽江生活的十多年间，逐渐成为滇西北非官方的巨头，[29](P198)不仅影响了外国人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如任乃强、杨成志等研究西南民族较早的学者都在其研究中提到了洛克的经历。俄国人顾彼得作为中国道教皈依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行和工作的同时，发表著作介绍与他接触和交往的少数民族。对于凉山彝族，他纠正了常人的偏见：“彝族的统治者，也即黑彝阶层，他们被外人描述成无知、残暴、不讲人道的野蛮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数百年来他们在中国西部的大山里与世隔绝，但他们的头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迟钝和一无所知，而是渐渐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样便产生了一大群彝族的男女精英。”[30](P174)此外，在丽江生活期间，对于纳西族、藏族、白族、普米族，他从体貌、性格特点、生活习尚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向世人展现了此地充满生活气息的多民族生活画卷。澳大利亚人费子智1936年至1938年间在大理调查，后来出版《五华楼》一书，此为欧洲学者第一次实地对中国西南的民家群体进行的研究。为西方人了解大理、了解白族提供比较客观和丰富的材料。
　　总体而言，国外的考察和旅行人员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注虽然多怀着学术和文化交流的目的，但却深深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西南民族，从而与外国人一起共同建构了西南民族的现代知识体系。同时也间接影响了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分子，促使他们努力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

1937年，两名由贵州西部和云南地区的三十多个土司、土目选出来的代表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改变对该地区的政策。这两名请愿者自称代表被概括在“苗夷民族”这个类别内的整个西南地区所有土著居民，向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土著族群应有名额选派代表参加草议中的“国民大会”、建立中央和地方的专职机构来处理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以及增加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经费

然而在大会代表的分配上，凉山彝族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为此，西昌的彝族青年傅正达、池永光、刘世昌等人发起组织“彝族青年联谊会”，1947年6月26日联谊会正式成立后，组成了由岭光电、吉绍虞美、葛世槐、傅佩营四个土司，傅正达、池永光、罗正洪三个青年，共七人的“川康彝族请愿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41](P1)要求政府承认彝族是一个民族，能够平等参政。

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