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时默不作声地盯着女人的脸。
“发报机要送到哪里？”
“我、我真的、没有发报机。”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哎哟---什么名字？”
“谁派你来的？”
“---”
又有人从炉子里抽出了烙铁。
我朝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
用火烙烫确实能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心理打击。但过度地烧伤并不能使被讯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持续增加。
人体痛感最烈的是表层皮肤遭到破坏，下面富含神经末梢的细嫩的真皮组织被暴露在外的时候。这时的伤处看起来十分湿润，表现出粉红色或粉白色，就是轻微的触摸都能使人疼得发抖。
我曾见过被开水淋遍了全身的人疼得整个晚上在拘留室中用头不停地撞墙，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停不下来。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么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染烂出一个洞，可是对于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乳齤头、阴齤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当然对于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
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
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
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后面。”
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后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
“为什么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 “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
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啊。”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
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 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象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象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

“胆敢欺骗皇军---想一想，想一想刚才尝过的味道。他们会把针一根一根地刺进你的肉里去，会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我换上一副笑脸走到她身边，摸着她肩膀上的烙伤。四个手指被溢出的液体沾得滑溜溜的，同时感觉到她在我的手下瑟瑟发抖。
“小姑娘，我知道你很痛，痛得说错了话。再从头来一遍好吗？发报机藏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27中队，也没有什么作战演习。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里真的去过某处，你就无从确定有还是没有。
受审对象的问题在于：事先准备好的供词是不能改变的。你说你是一个普通教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临场重新编造的谎言绝不可能没有漏洞。我想陈惠芹心里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认为她现在再要开口，说的多半会是事实了。
她没有试图辩解，她知道那没有用，只能越说越糟。但是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我抑制着愤怒和失望转身走回桌子，身后传来乱七八糟的响动和女人勉强压抑着的“哦---哦---”的声音。宪兵们就在椅子上按住她，正在用针扎她的另一个乳齤头。
我在椅子前立定，向后转，走到她身前再向后转，又走了一个来回。她现在跪在椅子后面，摊平的两手被紧紧地按在椅子面上，用钳子夹紧一根针插在她食指的指甲缝里，再用铁锤把它敲进去。 她的身子随着铁锤的敲击一耸一耸地往上窜，猛烈地向两边甩着头。
又有人上去帮忙按住她。

“发报机，在哪里？”
“我---我---我---”她喘息着说了好几个“我”字，却没有了下文。
再往中指里钉进一根，再问。
“电台，在哪里？”
她昏死过去一次。
钉无名指的那一根针尖从手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穿了出来。钉满了她右手的前四个指头再逐个地钉她的左手，也钉满了。手背上和椅子面上到处流着血水。
再问。 “在哪里？”
她甚至还有力气抬起头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脚。”
把姑娘推倒在地上，让她两脚并拢，脚底贴着一块厚木板用绳子胡乱地缠紧，脚尖垂直向上。再挨个地把钢针钉进她的每一个足趾中去。 脚趾比较短，钢针能一直刺进昨天被夹伤的趾根。从几个肿胀的特别利害的脚趾中流出的是几乎没有血色的混浊的泡沫，量大的令人吃惊。
她第二次昏迷过去，弄了半天没弄醒。

有两个家伙一开始就在小炉子上用一个铜锅煮辣椒酱。就是那种农民到处成串挂着的红辣椒，切成碎块放了小半锅，加些水在火上炖着。后来呛得大家都受不了，便把整个炉子拎到屋外去了。
大家结束之后把锅子端进来。小半锅红彤彤，烂糟糟的东西。对女人说：“那么久地工作过很疲劳吧，明天会化脓的。给你消消毒吧。” 于是拉开她的大腿，赤手把红色的辣椒酱一把一把地塞进去，用手指抹开。为了不让她用手干扰，把她的两手又反铐到身后去了。
其实陈惠琴根本无力干扰，她几乎连扭动身体躲避一下都办不到。她平静地躺在那里听任他们在下面胡闹，偶尔轻微地抽搐一两下，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短促的、象是晚上做恶梦的人那样的哼哼声。不过随着辣椒在体内产生了效果，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
“好了，身体里一定会觉得很温暖吧？”大家站起身来看着她. 那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被人分开的腿慢慢地并拢，又努力着把一条腿抬起来搁到另一条腿上。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夹紧，再把身体向一边侧。
她一共试了三次才使自己侧卧过来。
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以一种电影慢放般的迟缓速度完成的。

她现在努力着曲起双腿把膝盖顶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样还是不行。她窄窄的鼻翼向外张开，胸脯上下起伏了半天才积聚起新的力量把两条腿在脚镣的限制内重新尽量地伸开，象被烫了舌头那样往嘴里吸冷气。这其实跟她烧灼的下身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嗫嚅着说：“渴，给点水---”
这提醒了我们。
有人轻轻一
捏
就弄开了她的嘴，她睁大眼睛紧盯着那口还剩下一小半辣椒酱的小锅端到了自己的唇边，眼神就象是疯了一样。深红的浆汁倒得她满嘴满唇都是，覆盖住了她的鼻孔。她现在要想呼吸就得把这些东西吸进肺里去。
那几个晚上才被叫过来，没有参加前面刑讯的小子哈哈大笑起来，而一直跟着干了两天的宪兵们转身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去洗手。我认为他们的士气有问题，想叫住他们训斥几句，但是接着自己也感觉到一阵强烈的乏。
留下两个宪兵，我把其他的人打发出了房间。 我满怀厌恶地盯着又咳又呛,在地上没完没了地翻过来折过去的陈惠芹。她的整张脸涨成了紫红色,舌头长长地拖在嘴外，直到现在她都没能好好地喘出过一口气。从她的胸腔里发出一声声哨子似的鸣叫，同时从嘴里和鼻孔里往外喷涌出杂乱的液体，她的脸上和乱糟糟的头发上已经层层叠叠地堆满了这种混合着暗红色小块的东西，分不出是血块还是辣椒碎片。然后又是一连串象是要把内脏全都吐出来似的咳嗽。
“这不是女人，是个夜叉”！------------我愤怒地想。

她这时看上去也确实象个女鬼。
“没有人能这样坚持，”我的感觉不象是我正疯狂地折磨她，倒象是她被特地派来折磨我。她心里明明知道自己最终一定会供认一切，但是却如此顽固地坚持一分钟算一分钟。 本来是很好地获得上级赏识的机会，破获一个很隐蔽的敌人的情报组织。就这样让这个疯女人毁掉了。
我便是这样愤怒地诅咒所有的人和事：该死的中国女人，该死的军车司机，该死的白左机关。
女人总算咳出了吸进气管里的大部分辣椒末。她在地下呜咽着，爬着，把身体翻了过去让自己的背脊朝上，象蠕虫那样一起一伏地扭动，沉默地在地上磨擦自己的肌肤。她是希望青砖地面上的凉气能够渗进小腹中去，减缓一点体内燃烧着的火焰吧。她的手一直被铐在身后，完全帮不上忙。
“给她弄弄。”两个倒霉的家伙情绪低落地为女犯洗脸，把她扶起来喝了点水，喝了点粥。甚至还要扶她去厕所。这些事从来都是让其它的囚犯干的，但是陈惠芹自从进了这间屋子之后还没有让她接触过一个中国人。 -----------------

“把她挂到墙上去。”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干这个。
他们把姑娘拉到墙边，把她铐在背后的双手用绳子绕在砖墙上固定着的一段铁管上。铁管的位置比人的膝盖略高一点。手被固定在这个高度上犯人站立起来两腿不能伸直，蹲下去脚跟碰不到地。
这是全世界的警齤察都会使用的方法之一。
更严格一点的做法是把犯人的两脚也用绳子固定在墙角边。这样可以避免他把脚往外移开一些放平，用背靠在墙上来支撑一部分体重。
二号室墙脚边的另一根铁管正好可以起这个作用，于是把女人脚上锁着的脚镣铁链在铁管上缠绕了几圈抽紧。
陈惠芹本来就无力站直，那对被火烧坏的脚底一触及地面她就连脸色都变了。她顺着砖墙滑落下去，身体的重量落在前面几个折过来的足趾上，她并不是太响地哎哟了一声，身子却剧烈地抖动起来。

仍插在她脚指甲缝里的那些钢针不知道扭成什么样子了。
我走过去，把结实的军靴踩在她的趾头上，用力地左右碾压。抬起脚看看，象是被踩死的小虫那样扁扁的，每个趾头前面被挤出了一片血水。
蜷缩在下面的姑娘勉强仰起脸来，眼睛里亮晶晶地蓄满了泪水。她的嘴唇颤动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我等了一会儿，开始猛力地跺她的另一只脚。 她可能是失去了知觉。
“把她弄醒。”我冷漠地下令。
“看着她，不准她睡着。” 陈惠芹被反剪双臂用她伤残的脚半蹲着度过了那一整夜。
我不知道两个值夜的宪兵为了度过无聊的时光是如何折磨姑娘来开心的。但是我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小时之后在她全身关节酸痛难忍，每一条肌肉无法抑制地激烈颤抖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我知道那时的感觉会是每一分钟都象度过了整整一天那么长，再加上她下齤体中火辣辣的烧灼---前面是完完全全没有尽头的忍受。
难道那姑娘就一刻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她再低下头去喝第五勺水，然后“哇”地一声直喷出来，再像刚才那样死去活来地吐上很长一阵，这之后她就只有趴在地上的劲了。
　　“完了吗？水桶在你前面，从头来过，再喝！”
　　这样来回两三次才开始正式问问题：“好好想一想，把去取电台的这三天从头再讲一遍！”
　　到这时我对陈惠芹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也许她还会说出一些地点和人名，可时至今日，那恐怕都像是树杈上的空鸟巢一样，鸟早已经满天飞了。
　　但是需要弄清楚的事仍然要弄下去：首先是电台的下落。自从供认出上岭的电台地址后，陈惠芹就一直坚持说她已经把发报机送到了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并不相信。白左机关的那个中国人一直盯着她，她没有传递东西的时间。
　　“胡说！”用铁千猛戳她的两条大腿：“我们一直跟着你。”
　　“只有一个戴帽子的人跟着我，他被我甩掉了一会儿。你们去问他吧，他不敢说出来。”她这回没有上当，看来当时是真的发现了盯梢的人。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决定不再追问下去，至少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借口，可以把这件事推到白左机关的头上去。
　　陈惠芹供认，她是在上学的时侯去书店看书时被店主招募的，因此她在刚被捕时就连在何处加入组织的也不肯告诉我们。除了书店，她不知道店主的其它情况。
　　对於我们还有一点希望的是从她的工作过程中找出额外的东西来，她过份频繁地去书店就不正常，还有与在上岭电台出现次数的差距。

心寒

痛苦到极点的姑娘胡言乱语起来：女人叫什么，是亲日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妇，住在某一条街的某间旅社里。但是再问一次，便又随口说一个新的名字。
　　就这样也使我们四处查问了很多次，我们只好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把陈惠芹铐在木栅栏上，让她一连站了四个昼夜，不给她饮水和食物，除了审讯外，一分钟也没有把她解开过。
　姑娘的手腕被手铐磨掉了几乎半个圈的皮肉，铁箍就直接卡在裸露出的腕骨上。她在半夜里凄惨地乱喊乱叫，那时她对我们这些审讯者已经很熟悉，直接用日语喊着山田或是野山的名字：“快来放我下来，我愿意说啦！”然后她可怜地看着匆匆跑下台阶的宪兵军官说：“我要解手……”把人气得哭笑不得。
　　“混蛋！什么时候把你放开来干过这种事？”次数一多，上当的宪兵连惩罚她的想法都没有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到最后也没有更多的进展，也许陈惠芹说的是真话。但是按照我的感觉，这里总有些隐藏着的东西，只是我们还没有问到
正确的
地方。
　

　一天上午，在例行的审讯中陈惠芹被捆紧着双脚趴在地下，脚底朝上，然后用烧红的铁千往脚心扎进去，又捅又烫地搞了很久，在她的脚掌中间弄穿了一个洞。等到把她从地上提起来以后，才发现她用口腔边上剩下的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这一下她既不能走路也不肯再说话了，我很恼火。晚上有人来请示今天还要不要把女人弄到囚犯那边去，“抬去，抬也要把她抬到前面去。”他们去逼她站起来，结果根本无法做到，但是也没有抬她，而是打得她用膝盖跪起来四肢着地爬过去再爬回来，她被军用皮带抽得一路惨叫。
　　不能肯定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一个一直关照我的前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已经决定把我调到南方的师团去，几天内就会下达正式命令。后来他像是顺便地问问：“那个女教师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吗？”他停了一会儿：“一个多月了，她还活着吗？圭一，对女人有些怜惜吧？哈哈哈！”
　　我想这是对我的暗示。白左机关已经或软或硬地发动过几次攻击了，我也在宪兵队本部针对陈惠芹案作了汇报，中佐让我很难堪，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后的几天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残杀，把她的嘴用棍子撬开，把刺刀伸进去割她的舌根，在口腔里上下乱搅。
　　“这样不是比用牙咬更加简单吗？”往她身边扔一枝笔：“受不了了就写出来！”但是下一天就连她的左手也烙穿了一个洞。
　　

最后一天
　　傍晚下了当年秋天的第一场小雪。经过最后这几天惨酷至极的对待，陈惠芹已经连跪都跪不住了，但还是被从地下室里拖上院子，捆到院墙边的一根电话线杆上。
　　野山告诉我，她还是能说话的，刚才在下面，她口齿不清地哀求他悄悄杀死自己。
　　“哼，是吗？”接到那个电话后，我已经在那间叫什么之月的地方间断地喝了几个晚上的酒了。当然不是为了那女人，而是为了我自己，以至於直到现在还有些头昏。
　　我提起一支军用电筒朝院子的后墙边走过去，细小的雪花在电筒的光环中闪闪发亮。不过温度还不够低，它们没有能在地上积起来，地面上湿淋淋的。沾在她光裸的皮肤上的雪片就像落在潮湿的地面上一样，转眼间就化成了清水。她像一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鸡雏那样瑟瑟地颤抖不止，电筒的光柱慢慢地从她的脸上向下扫过整个身体。
　　坦白地说，此时的陈惠芹尽管一丝不挂地裸露着身体，但是已经根本不再具有丝毫的女性吸引力，实际上，这已经算不上是一具年轻女性的躯体了。
　　她的脸笼罩在一层像尸体那样的青灰色当中，两侧的脸颊向内深深地凹陷进去，而一直像是抿在一起似的小小的嘴唇因为失去了后面牙齿的支撑，像老人那样松软地平摊开来，嘴角边还撕开了一个缺口。从她的肩膀到手臂显露出来的差不多就是一具骨架的形状，肮脏粗糙的皮肤包裹在上面就像是搭在衣架上的衣服一样皱缩松弛，她高高耸起的一对肩胛真的就只有鲫鱼的背脊那么窄。可以使女性自豪的丰盈柔软的皮下脂肪在她身上早已荡然无存，就连**都单薄乾瘪得如同垂挂在那里的两只空布袋，姑娘裸露的胸口就像是五十岁的老妇。
　　

看不下去了！。。。
我只能说，如果中日开战，我愿意第一个报名。

她像病弱的家禽那样半闭着眼睛，偶尔吃力地咳嗽几声，困难地把带血的粘液从唇缝间往外推出来，她的肺里大概也已经积了不少水。我认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在她身前站了那么久，於是把手中的电筒掉过头来，重重地捅着她心口下方柔软的上腹部。
　　她把眼睛睁开了一些，渐渐地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脸上。
　　“小姑娘，你很不听话，皇军很不高兴，皇军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今晚是你的最后一夜了，好好地想一想。我会叫他们给你打开这些铁链，让你稍微地轻松一下，好好想一想吧！”
　　应该说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可以感觉到有一片几乎是快乐的光辉掠过了她的脸。
　　我讨厌这种感觉，我用很慢的语调威胁说：“我知道你很想死，可是明天你会死得很痛很痛，很慢很慢。”
　　

陈惠芹被凌空悬挂到了两根木栏杆上，血肉淋漓的脚尖距离地面大约有半公尺高。
她的脚镣已经在昨天晚上被取下，在她肿大得像饭碗口那么粗的脚腕上深深地印着一圈皮破肉烂的凹槽，已经严重地化脓了。於是把她的脚侧过来横着按住，钉子穿过她的跟腱上方，把脚同样地钉紧在木梁上。
　　我们站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姑娘也从上面俯视着我。她嘴里剩下的几颗牙齿磨得“格吱”地响，在她愤怒的眼睛中映照出来的恐怕是我满脸的冷笑吧！由於刚刚经过的激烈的挣扎，由於四肢被刺穿了悬在高处的惊惧，也许还有面临最后时刻而激励起的决心，她现在在亢奋的精神状态下尚未感觉到十分的痛楚，不过她很快就会感觉到的。
　　她的每一次呼吸都要重复一遍扩张而后收缩胸腔的动作，但是在现在的情形下，她全身的重量仅仅依靠手腕中的创口来承担。扩张胸腔对於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稳稳地站在地面上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完全自动地进行的事，对於她来说却需要抽紧胸肌连同臂肌，把自己悬在空中的整个身体向上提起一点才能吸进一口空气。
　　在这个过程中，她手脚的创口会非常的痛，但是她必须继续呼吸下去，结果上半身的肌肉由於持续的剧痛而开始紧张、痉挛直到僵直，这使得她渐渐地无力牵动自己吸进足够多的空气，她会出於本能而急促地喘息，给自己的创伤造成更强烈的刺激，使得肌肉更加地乏力和麻痹。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最终就是这样窒息而死的。
由於她是渐渐地失去氧气，所以死亡的解脱到来的非常慢，取决於她的肌肉最终完全失去伸缩能力的时间。
不少人被钉上架子后还可以活上一天甚至更久，据说有些地方会在稍晚一些的时候给犯人喝点酒麻醉他的神经，让他减轻一点痛苦，显然在这里我们不会这么做。
对於陈惠芹来说，幸运的是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肺也已经受了伤，她可能会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得到解脱。
在那时之前，这个不幸的姑娘还要在完全的窒息或是更剧烈的疼痛这样仅有的两个选择之间苦苦地挣扎很久，残缺的胸脯和折断的骨头更会加剧她的痛苦。
最后她可能会哭泣、会哀求、会抽搐着发出可怕的喘息，绝望地拉扯自己的肢体试着把它们解脱出来，可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凶狠地盯着人了。

“那个女人，处理掉！”
　　几个人钻进木栏中去把那个学生拖到外面，就在陈惠芹的脚下勒死了她，尸体暂时扔在原处。她和陈惠芹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没人知道她们俩说过些什么，不能让她再出去。
　　我让野山留下：“继续审问，如果完全坦白了可以把她放下来。”这是为了在以后写报告时可以说她是“在讯问中意外死亡”，不可能书面地承认我们是因为无可奈何而蓄意地杀害了她。
　　我走出地下室再也没有回来。下午他们来报告说她死了，那么她坚持得比我预计的要更长一些。来人没有报告说她死前是否有过希望进一步坦白的表示，反正没有任何记录。
　　也许野山他们因为觉得太过无聊，早就逃出了那个地方，到下午只是为了确认结果才去看了看，姑娘其实早就死了。我甚至开始怀疑野山为了使她能够早一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能乾脆爬上去用手掐死了她。
　

干这一行最终会使人变成完全的妄想狂，认真想一想就会明白陈惠芹案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她不肯把电台交给我们就很荒唐，谁都知道这是最无足轻重的事，你可以挖一个大坑往里面埋上十部发报机，它们都比不上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员。我们疯狂地要把它找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炫耀罢了，但是它对陈惠芹来说就不是一个炫耀性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有时会想整件事反过来是否能讲得通，如果陈惠芹去书店并不是去接受指示，而是相反，是去会见她控制的情报员。我现在觉得她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传递文件的联络员而已，有可能她自己就有直接的情报来源，她拼死保护的也许与此有关。
　　在我们这一边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白左机关是如何地确定了女教师的身份。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我也曾通过宪兵队作过正式的询问，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像样的答复。也许是情报来源过於敏感；也许来源既简单又偶然，根本不值得提起；也许他们就是不想告诉宪兵。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军队最后的态度是把女教师处理掉，了结这个案子？
　　我可以试着猜测一些原因，但是我永远不会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一方面，它被坚强的年轻姑娘永远地保存在了她残缺破碎的身体里。
另一方面，在昭和２０年天皇玉诏发布之后，日方在中国的档案资料应该都已基本毁掉，而那些当事人们恐怕在那之前就开始陆续地阵亡，能活到现在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至於这场战争中与我们对应的另一方或数方，这一类的档案从未认真地公开过。
　　日中建交后我曾经访问过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所能许可的条件做了一些调查。我在下面列出我记录到的一些名单，这些姓名是真实的。由於我们的和对方的许多原因，我不会说出陈惠芹是否就在其中。
　　陈惠芹是本文中使用过的少数几个姓名之一，出於同样理由，姓名不是真实的。可以看出她们都是年轻的女性，并且在遇难前遭到日军的逮捕。作为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宪兵军官，我很容易想到她们在死前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的。
（名单略）
　　对於她们本国的人民来说，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亲友或乡邻；对於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当时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