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原文来自:宋代的皇权和相权，究竟谁强谁弱？这个命题未必确切，解答者却大有人在。至于答案，不外两种：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削弱。[1]两种答案各有其可取之处，但对其基本论点，本人均不敢苟同。照我看来，与前代相比，宋代的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这并非故作新奇之论，早在南宋时便有此一说。如林駉认为宋代的情况是：“君上有大权，朝廷有公论”；[2]黄履翁肯定宋代“宰相之任重”，同时又断言“人主之权重”。[3]皇权和相权，此强彼亦强，岂不自相矛盾？其史实依据又何在？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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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 Y0一、皇权相权相互依存历史网0PW2Y D|*O0O
宋代皇权强相权弱、相权强皇权弱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可是其出发点却惊人的一致，都立足于皇权与相权绝对对立，只能此强彼弱。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句俗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把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称为“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4]人们不禁要问：皇权与相权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就不能此弱彼亦弱或此强彼亦强吗？
;q,OtBXsva7EC0从道理上说，皇权与相权只能此强彼弱，便很难讲通。毋庸置疑，“宰相之任，所职甚重。”[5]他们的职责是“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宰相虽然“执大政”，但无非是“佐天子”。皇帝离不开宰相，原因在于“万几之烦，不可遍览”，只能“设官分职，委任责成。”[6]皇帝和宰相尽管有主从之分，但毕竟相互依存，以致君相一体之说在封建时代颇为流行，封建士大夫总是把君相关系比喻为元首与股肱。
很清楚，皇帝拥有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行政权，皇权和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虽然不可能无矛盾，但从总体上说应当是一致的。难怪照不少封建士大夫看来，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模式应当是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皇权与相权都强。如南宋人黄履翁在《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君权》中，阐述皇帝“揽权不必亲细务”时说：“以天下之责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台谏，以天下之论付士夫，则人主之权重矣。……人主之所谓总权者，岂必屑屑然亲事务之细哉？”在他们看来，皇权与相权都强，不仅完全可能，而且理当如此。士大夫理想的政治格局无非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7]

原文来自:就史实来说，中国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彼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8]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末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如东汉末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丞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后来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同向消长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尽管有“唐末帝王，专委臣下，致多阙失”[9]之说，可是当时藩镇割据，“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10]皇权固然弱，相权也不可能强。这虽然与君相一体的原则基本相符，但它无非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状态，自不待言。另一种状态是皇权和相权都强，宋代从总体看大致如此。至于其依据，下面将陈述。

原文来自:疑问之三是：宋代皇权是否虚化？有的学者给予肯定的回答，认为“宋代是皇权全面衰微、走向象征化的开端”。[22]而我们的答案则是否定的：宋代皇权并未虚化，当时皇帝至少相当实在地掌握着下面两种至关重要的权力。
一种是最终决定权。熙宁初年，参知政事赵抃对宋神宗说：“陛下有言，即法也。岂顾有例哉！”[23]这话不无夸张之处，宋代的政令自有其正常形成程序。可是按照程序，必须皇帝“画可”即最后拍板。有的学者以“为政也专”的宋初宰相赵普为例，证明宋代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其具体事例不外是：一次，赵普一再“荐某人为某官”，宋太祖多次断然拒绝，并“怒裂牍，掷诸地”，赵普“颜色自若，徐徐拾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宋太祖终于“可其奏”。另一次，一位官员按照规定应当迁官，宋太祖“素恶其人，不与。”赵普“力请”，得到的竟是蛮横的回答：“朕欲不与，卿若之何？”赵普的确别无他法，只能空自表示义愤：“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宋太祖“不听”，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赵普只得紧紧跟随，苦苦央求，“立于宫上，良久不去。”宋太祖最后被赵普的一片“忠”心所感动，“从其请”。[24]其实，这两件事恰恰表明宰相与皇帝的关系无非是“你提建议我作主”，宰相尽管有权建议，但皇帝却牢牢地掌握着“可其奏”、“从其请”的权力即最终决定权。“朕欲不与，卿若之何？”从中不难看出，皇权与相权岂能相提并论！

原文来自:三、皇权并非不受约束历史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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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相权比前代有所加强，主要表现在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帝滥用权力，以致皇帝不能过分偏袒皇亲国戚，历史上不少朝代用以分割外朝权力并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内朝在宋代大体上不存在。为避免枝蔓并节省篇幅，宋代大体无内朝，将另文专述。[31]
在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皇权至高无上，但并非不受任何约束。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32]皇帝作为一定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和一定阶级关系的承担者，不可能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和历史环境的限制。拿宋代的情况来说，皇权不仅在观念上受约束，而且在制度上受限制。
先就观念的约束而论。除了上面讲到的天下不是皇帝最大而是道理最大之类而外，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三种观念使得皇权难以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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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v0一是“王者无私”论。如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33]蔡戡讲：“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外朝官员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34]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责：“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35]对于这类言论，皇帝在原则上一般表示赞同。如宋高宗向大臣表白：“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己，朕亦安得而私！”[36]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载，宋孝宗之所以“圣德日新”，是由于他懂得：“天下是天下之天下。”

原文来自:二是“人君有过”论。如范祖禹说：“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37]刘黻讲：“大凡人主，不能无过。”[38]正是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当时人强调：“宰相以正君为职”，“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39]皇帝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并不自以为一贯正确。罗从彦《遵尧录》中，这类事例就不少：宋太祖为“偶有误失，史必书之”而发愁；宋太宗告诫宰相：“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宋真宗要求宰相充分发挥作用，力争做到决策“无失”；宋仁宗担心自己“所虑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至于素有南宋英主之称的宋孝宗，更是不时反省自己，他多次叹息：“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40]后半句话未免谦虚过分。
三是“君道无为”论。如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41]皇帝对于这类言论，通常并无异议。如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42]宋真宗自称：“朕未尝专断。”他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陛下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43]宋仁宗表示，政令“不欲自朕出”，而要“付之公议”。[44]于是，在君主专制前提下，形成了分权格局：“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45]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对：“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46]如果妨碍宰相履行职责，反响更加强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47]历史网!BVW3O k h
应当指出，上述观念未必正确。如“王者无私”论掩盖了封建国家的阶级本质，既不科学又有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却把这些观念作为防止皇帝滥用权力的法宝。宋代的皇帝在这些观念的约束下，大多比较尊重外朝官员尤其是宰相的权力。如宋真宗对王旦“所言无不听”，“事无大小，非公所言不决。”[48]在宋代，像王旦这样权力较大的宰相不胜其举。
e,eC(oYZ@1[0再就制度的限制来说。按照当时的制度，政令的形成要经过以下几道程序：先由皇帝与宰相及执政大臣“平章”即商议，宰执大臣有权反对；再将“词头”即要点交由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有权封还；再将草稿交由给事中审议，给事中有权缴驳；政令经皇帝“画可”即批准公布之后，台谏以至有关官员有权论列。朱熹将这套程序概括为：“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并把这套程序称为“祖宗之家法”。[49]当时人还写下了这样的偶句：“宰相不平章，执政不参预，则无以维持是纲；台谏不论列，给舍不缴驳，则无以振举是纲。”[50]可见，皇帝通常不能完全一个人说了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权力不小。对于这套程序，有三点需要说明。历史网.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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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宋代职官制度变化多端，但政令的形成程序并无实质性变化。如北宋前期，中书舍人常缺，给事中不任职，可是他们的职权有其他官员行使。众所周知，中书舍人的职权由翰林学士知制诰或其他官员知制诰或直舍人院执掌。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称：“给事中掌封驳，不可一日无。”有鉴于此，宋太宗将魏庠、柴成务任命为同知给事中，不久又设置了封驳司。据此，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9《封驳》条里认为：“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六月戊寅，始复给事中封驳。”其实，此说并不完全确切。早在北宋开国之初，便有银台司。沈括在《梦溪笔谈》卷1《故事一》中指出：“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乃给事中之职。”显而易见，给事中的封驳权在宋代始终有官员行使。

原文来自:第二，皇帝如果不按程序办事，以敢于讲话著称的宋代士大夫通常不会钳口结舌。他们往往如此大声疾呼：“不由凤阁（即中书）鸾台（即门下），盖不谓之诏令”；[51]“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52]甚至采取行动予以抵制，宋仁宗朝宰相杜衍即是一例。他封还内降：“凡内降与恩泽者，一切不与，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宋仁宗反而加以称赞：“其助我多矣。”[53]宋孝宗朝宰相梁克家又是一例，宋孝宗内批与人官职，梁克家等以“于指挥（即法令）有碍”为理由，“执而不行”。宋孝宗一面当众表彰：“卿等如此守法，极好！”一面自我反省：“侥幸之门，盖在上者多自启之。”[54]历史网c.HB"Sb9y'uw
第三，皇帝如果按照程序办事，宰相及有关官员一般不会只知点头、不知摇头，轻易地放弃制度赋予自己的权力。如宋真宗准备把宋太祖的驸马、他的叔伯姐夫石保吉提升为使相，并就此事与宰相李沆商议。李沆外号“没嘴葫芦”，其实倒有一股牛劲，他“三问不从”。[55]又如宋真宗的心腹宦官刘承规“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宋真宗打算破例恩准，并同宰相王旦商议：“承规待此以瞑目。”王旦“执以为不可”，反问宋真宗：“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于是“内臣官不过留后”[56]成为成例，直到北宋晚期才被突破。
总之，在宋代，“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57]有的学者在论证宋代相权加强时如是说，绝非向壁虚构。如宋仁宗受到来自宰相等外朝官员的压力，常常不能“从私请”，只得“从公议”，以致有的宦官企图趁此挑拨离间：“万事只由中书，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58]如果说宋仁宗太“仁厚”，那么敢作敢为的宋神宗也发出过类似“岂得自由行一事”的叹息。据侯延庆《退斋笔录》记载，宋神宗打算将一名转运使处死，宰相蔡确反对，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宋神宗又准备把这名转运使刺配远恶州军，门下侍郎章敦认为“如此，即不若杀这之”，原因是“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敦的回答居然是：“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宋史·林栗传》称：宋孝宗“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此说未免言过其实。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载，一次，宋孝宗的一名幸臣请求法外开恩，宋孝宗的答复竟是：“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要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宋孝宗得知此情，不禁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可见，即使被人们视为宋代皇权最强、相权最弱的宋孝宗在位期间，皇帝仍然难以为所欲为，宰相的权力依旧不小。
这里需要指出，宰相等外朝官员面折廷争，不是为了削弱皇帝的正当权力，更不是为了动摇皇帝的最高统治者地位，目的仅仅在于防止皇权滥用，即从根本上维护皇权。宋代的皇帝对此一般是清楚的，因而往往加以肯定：“卿言可谓爱朕”[59]。由于皇帝难以滥用权力，过分偏袒其亲属、亲信，以致宋代没有形成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内朝。宋代大体无内朝，又是宋代相权比前代加强的表现之一。至于人们常常谈论的宋代削弱相权的措施，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与削弱相权基本无关，主要目的在于减轻宰相负担。如宋太宗设立审官院，其出发点主要是：“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60]淳化二年（991）设立审刑院，用意与此相似。李焘早已指出：“岂能分中书权，省其事耶！”[61]此后宰相对重大案件，并非一概不管。《宋史·职官志·刑部》讲得很明白：“中书以奏，天子论决。”另一类如沿袭前朝旧制，不许宰相私第接见宾客之类，也不能笼统地称为削弱相权。这类措施不是为了妨碍宰相正常行使权力，目的仅仅在于防止相权变质，即宰相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宋代相权未曾蜕变，前面已经讲到，此处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