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纪录片创作的可持续发展：2001年电视长片综述 作者：欧阳宏生 2001年度我国长纪录片创作中有许多可喜现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思考。创作中，我们应该从纪录片的功能出发，拓宽视野，真正解决了“记录什么“、”怎样记录“，不断探索创新，真正实现纪录片创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2001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电视社教节目奖长片奖于2002年6月在杭州举行。参评的31个作品都是中央及各个地方台精心挑选的。评委在认真看片的基础上，分析了2001年长片创作的现状，并评出了3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11个三等奖。这次参评的节目无论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生观事艺术、结构形式等都有一些创新之处。评奖中，评委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是怎样实现纪录片创作的可持续发展，纪录片该记录什么，该怎样记录。

一 题材选择是纪录片创作的基础。2001年，我国纪录片创作题材较之往年有一定变化，人们较为注重从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入手选择题材。3个获一等奖的长片中，有两上是环境保护题材。环境保护同人民息息相关，在现代社会中，这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人类生存的重大课题。肆虐的沙尘暴，越来越少的水资源等，使人们对环境问题格外关注。北京台的《英苏》和昆明台、东川广电局合作的《我们的河流》首先有一个好的选题。 《英苏》中的英苏，在维语中指的是新的水源，也是这个村子的名字。这个片子通过塔里木河下游一个人物和一个村庄的命运，反映了这条大河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环境特征与人类的关系，引发人们对于人与环境主题的思考。 与《英苏》同类题材的《我们的河流》，在片子的结构风格特点上有独具匠心的地方。《我们的河流》讲述了云南昆明东川区——人与河流的兴衰史，关注东川小江流患百年直至成为泥石流世界级标本，用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狂暴的泥石流威力无比的破坏力。它记录了泥石流给东川人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东川人防治泥石流的“东川模式”对当地乃至全国5万多条泥石流治理带来的希望。对这类人与自然的题材，应该用纪录片的方式给予关注，《我们的河流》抓住了一个重大主题。这种题材能让人沉静下来，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们肆意破坏自然导致创伤，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用积极的行动来弥补创伤。 这两部片子选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看完后能给人以教益，充分体现了编导在题材选择上的现代意识和忧患意识。 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题材是前两年的热门题材，以反映瑶族文化题材的作品《远山的瑶歌》给评委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该片记录了一个独特的故事。80高龄的瑶歌歌王盘财佑，精心保存了上几代人留下的瑶歌歌本，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它传下去。然而令他忧心的是，在瑶山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唱瑶歌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老人的外孙女盘琴演唱的瑶歌唱到了北京，老人在自己80岁生日那天，办了一次瑶歌歌会，但歌会已没有往日的热闹，无奈中，老人把珍藏的歌本交给外孙女。这个片子以平实记录的方法讲述了一个故事，在历史与现实、古老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中对话，给人留下了诸多联想。如果说，纪录片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中国受众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寻求补偿和文化抚慰的渴求，那么，《远山的瑶歌》正回应了这样一种需求。 今年参评的长片中，以涉及平常人家，讲述老百姓故事题材的居多。诸如黑龙江台《拉着老母走天涯》、海南台《父亲》、河北台《辽道背上读书声》、场州台《摄影家与山里娃》、西安台《山里人》、丽水台《张进贤寻女记》、江西台《中国惠安女》、金华台《刘湾的故事》等等。这些题材体现了独特性、边缘性、接近性的特征。独特性可以满足受人的好奇心理，边缘性可以更好地体现一种人文关怀，接近性可以增强作品的亲和力。获二等奖的作品《张进贤寻女记》是现实生活的平民化的题材。本片记录了一个老实巴交的乡村汉子，走失了一个女儿。他怀揣女儿照片，天南海北的找了6年，这种人生别离后寻找的痛苦经验，包含了诸多心酸感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它体现了一种“亲情”与“真情”所在，刻画了主人公淳朴善良、执著近乎固执、宽厚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他虽然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人物”，但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我们深受感动。这是一部故事性很强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是很成功的。《拉着老母走天涯》讲述的是大兴安岭75岁老人王一民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让年迈的母亲开眼界，用自制的三轮车拉着98岁高龄的老母南下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辽道背上读书声》讲述一个民办教师默默无闻为山区教育奉献的故事。因为这个民办教师的存在，这里没有出现过一个文盲。海南台的《父亲》讲述的是一个叫淑妮的重度聋儿的父亲为聋儿办复习班的故事，感人至深，表现了作为父亲的责任感。安徽台《回到妈妈的故乡》讲的是在上海浦东，已去世下乡知青的三位子女，从安徽农村来到上海的经历，这个故事曲折感人。江西台的《中国惠安女》以惠安女为主线，融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传奇故事为一体，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最最善良的惠安女的楚楚风韵和优良传统美德。东方台《于老师》真实、朴素地记录讲述了于漪老师从教50年的人生故事，《人民医学家林巧稚》以“灵巧的手”和“稚子之心”为线索记录了主人公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 2001年度长片在题材选择典型的基础上，在深化主题上，其认识价值、审美价值都得到了强化，立意和表现艺术都有一定的创新的突破，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 看完2001年度长片参评节目，结合近年来我国纪录片创作的状况，使人看到在纪录片创作繁荣的背后隐藏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表现出纪录片过于狭窄的选题问题，成为我国纪录片创作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每届评奖那些可圈可点的作品往往都集中在某一类题材上。这次参评的长片主要是两类：一是人与自然关系；二是主要表现普通人生存状态。这两类题材，前者是大的主题，也是今年参评题材的创新之处；后者强化电视纪录片平民化意识，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故事。这些选题都没有错，这也是纪录片创作中可表现的，并且其中多数具有典型性。但是，中国的纪录片是有责任关注代表社会主流的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 应该看到，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纪录片在适合西文社会的思想观念方面的题材是做得很足的。在反映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文明冲突中，过多地表现出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偏爱，独特性题材、边缘性题材、接近性题材在纪录片的记录中占了较大比例，而一些时宜性题材，特别是现实社会中具有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价值的人物和事件较少进入纪录片人的视野，而这些题材则在社会主流中占有重要位置。整个创作题材狭窄，视野不开阔，选题中猎奇现象严重。表现少数民族，多是奇异风俗；表现社会总是多是艰难坎坷；在人物记录上，多是孤寡、残疾、病患。这些题材不是不可以，它可以满足好奇心，体现一种人文关怀。但仅此，纪录片所传达的有效信息势必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的观众通过纪录片将难以把握生活的真实本质。纪录片所承载的使命要求我们有责任表现现今主流的更为广阔的视野空间。 2001电视长片评奖是这样，整个纪录片创作也莫不是如此。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纪录片创作的选题中对社会问题关注较多，自然问题关注较少。近年来，自然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关注，这是可喜现象，但相对其他题材，还是少了些。比如说，水利、环境污染，人类要维持长久繁荣与发展，必须采取措施维护生态环境，让人们了解其重要性；在社会问题选题中，创伤性题材过多，过多记录人的艰难困苦以及现代人所承受的压力，忽视了人类的自我张力，忽视了对人类潜力的发掘；在自然类选题中，对自然现象记录多过，对知识探索较少。纪录片选题中，忽略了知识价值的存在。比如，通过我们的镜头，记录生物学、环境生态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专家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思考。目前，我国自然类题材的纪录片中，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自然风光的展示上。 造成题材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同一些纪录片人存在的远离现实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创作中，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寻求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补偿和文化抚慰，幻想回归人类精神家园。这种思想也迎合了在西文经历现代大工业种种喧嚣以后逃避社会现状的精神渴求，因而十分容易引起一些国际纪录片评奖评委的共鸣。这也是我国一些边缘性题材在国际走俏的原因之一。然而，中国的纪录片人应以开阔的胸怀、高远的视野，增强责任感，关注社会主流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 即使在国外，纪录片创作的题材也是十分广泛的。除了新闻节目以外，纪录片是向人们介绍社会、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一位印度纪录片制片人说，这个世界有许多问题，如人口问题、自然主义、种族仇杀、核武器问题、日益密切相关的全球经济问题、环境问题以及人们相互理解的问题都需要交流，纪录片工作者可以很幸运地帮助实现这一伟一。这些创作理念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解决记录什么，当然远不止这些。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两个重要问题就是“记录什么”和“怎样记录”。“怎么记录”，在这次评奖中，采访话语太罗嗦，不注意后期剪辑，细节上缺乏认真雕琢，甚至还有出现历史事件时间弄错的问题。一部精品之作应该有严谨的的结构和清晰的脉络，具有逻辑性和广阔的视野。有的片子故事松散、脉络不清，缺乏典型的事件记录、情节记录和细节记录。《摄影家与山里娃》，长镜头过多，且不精当，中心事件不突出，记录琐碎，情节不能耐跌宕起伏，吸引不住观众。《特殊家庭》记录剧团团长夫妇退休之后收养了6个孤儿，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幸福生活，这对夫妇付出了不少心血，但缺乏细节。《胡永乐和他的秧歌队》、《走近爷爷》等片子都在“怎样记录“这个问题上没有把握好。”摆拍“的情况较多，这同纪录片人的创作理念有关。”摆拍“就意味着一些情节细节不真实客观，有虚构成分，根据编导的主观意识去规定生活。在《家事》里面，摆拍痕迹较多，其中父亲与儿子的多次冲突是有意识组织的。这犯了纪录片创作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