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东霞张爱玲与卡夫卡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文现代派文学中的两位重要作家,他们虽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圈,但是两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相似的成长环境与情感经历,因而作品都带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都被视为天才,张爱玲是“早熟的天才”,卡夫卡则是“软弱的天才”,极不自信,临终还要友人毁其作品;创作历程都极短暂,卡夫卡年仅41岁就因病而逝,张氏创作最盛期不过是1943-1945年间的上海,晚年则退隐美国力拙乏作;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与敏锐的体验关注人生,描绘现实。并且两位作家在文学史上都是先冷后热,评价褒贬不一,卡夫卡身前知音无几,二战后,“卡夫卡热”则遍及西方文坛,西方现代派各派别均奉卡夫卡为开山鼻祖;张爱玲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的同时批判者也不乏其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长时间不被承认和重视,80年代以后“张爱玲热”不断升温,形成一个广泛的“张迷”世界和“张学”研究现象,两者是极具可比性的。本文尝试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对这两位作家进行梳理分析,以得到一个明晰的认识,求同存异。一、冲出樊篱:对父权的悖反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匈帝国,他的家庭是这大帝国下的一个小城堡。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犹太裔捷克商人,白手起家精明能干又简单粗暴。在父亲极端专制的管教下,卡夫卡从童年时代起就形成了忧郁、敏感、不自信的性格(他31岁才脱离父母独自居住),他无法摆脱外部环境给他的压力与恐惧,写作最初只是他工作之余的精神寄托,后来成了他唯一的生活目的和兴趣,卡夫卡以此来隔离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 张爱玲(1920-1995)出生在一个曾经煊赫的封建家庭,其父张廷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母亲黄逸梵则是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女性,父母性情不合终至离异,父亲再娶,正是这种家庭环境造成张爱玲忧郁、冷漠而又极度敏感的性格,终于在一次被父亲毒打、囚禁后她逃出了父亲的家,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因为战争,大学没念完,为了经济自立走上卖文为生的道路,充分发挥了她的文学天赋。 这两位作家相似的挣脱家庭囚笼,反叛父亲的经历,使他们笔下的父性形象表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对至高无上父权的批判;爱而不得的渴望与焦灼。 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中格奥尔格的父亲是一个简单粗暴、操控一切的人。他已经退休,然而对儿子精神上依然有极大的控制力量。他假装老迈无力,由格奥尔格扶他上床,假装顺从儿子对商店经营事物的安排;却在格奥尔格精神上毫无防备时猛力出击,宣布夺走他的朋友,解除他的婚约,并宣判儿子的死刑。《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上司,喜欢高高坐在办公桌上居高临下地对职员发号施令,使格里高尔倍受压抑,家中的父亲则在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后气势汹汹用手杖驱赶他并用一只苹果砸中他的后背,致格里高尔于死命。这些男性暴君——父亲既体现父权对作家的压制,又反射出作家强烈的憎恨与抗争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父性形象也有着可憎可鄙的一面。小说《花凋》中的郑先生是“酒精缸中泡着的孩尸”;“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川嫦生了肺病,父亲不肯花钱为她治病,因为她恐怕治不好了。“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自私冷酷得可怕。《金锁记》中长安、长白的父亲姜二爷是一个患骨痨的瘫子,终年躺在床上的“没有生命的肉体”。散文《私语》、《童言无忌》中“我”的父亲是一个终日躺在烟榻上的人,打人,“叫条子”,娶姨
太太
。这些无不说明传统威严而慈爱的父性形象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早已坍塌。 与此同时,作家缺失的“父爱”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带上强烈的欲求色彩—对父爱的渴望与焦灼。卡夫卡《判决》里格奥尔格对父亲孝顺体贴,无微不至的关心,甚至为自己的房子比父亲的光线好而内疚;在接到父亲的判决后为了证实自己对父母的爱,毫不犹豫投入河中,死前还念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可一直爱你们的呀”。《变形记》里格里高尔变形前为了父亲的债务而整日奔波于经理与雇主之间;变形后首先焦虑的不是自己而是父亲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强烈渴望与家人交流,希望得到家人的谅解与爱;最后他“怀着温情与爱意回想着他全家的人”死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比较文学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察看两个人的生活轨迹，似乎可以明白许多的人生道理。但这两位能够写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这确实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学习！

我发觉我现在有点像《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了

比较文学 @_@ 两人的东东我都只看过一点点

在这两位的作品上我涉猎极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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