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是建安时期的诗歌风格魅力难当的诗歌时代--建安风骨颂五言曹氏三诗杰 磊落赋英豪建安风骨是慷慨多气、刚健有力；建安诗材是反映社会现实，建勋立世的较传统却积极的思想内涵；建安诗情是对个人生存际遇的观照和人生坎坷的感叹。

它传承了古诗风貌 和汉乐府的精神。五言腾踊、慷慨意气的建安诗，与以前的诗歌时代相比发生了质的跳跃，由叙事载体转入抒情格局，充溢着崭新的时代精神，以个人为审美主体，将个人坎坷的遭遇和社会激烈的动荡经历相结合，阐扬了作者的双重慷慨:一重是个人的慷慨,一重是国家民众的慷慨,在这二者的结合中始终昂扬着悲壮不息的个人主旋律.

五言风骨建安颂== 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创作发生了质的飞跃,由口语化走向华美，完全取代了四言诗的传统地位．奠定了五言为主体的古体诗歌格局．而从建安诗体的风貌来看，五言确有助于他们表现音节铿锵，表意直率的特性.

对‘建安风骨’的特质，《文心雕龙》的评价很精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古梗慨而多气也。”转载一文---慷慨以任气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但到了建安时期，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的幼稚。

然而，文学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就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生，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刘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如何？’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丛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刘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利克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拘谨过分了。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尽）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才有“未遒”之叹吧？

但继而一想，衮衮诸公的心有外骛，不在文学上争一短长，而忙于文学外的建树，很大程度由于创作力的衰退，已如阉鸡，无振翅一鸣之雄风，才在这些地方寻找自我。如果不让他干这个，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本是舞台，没有这些膀大腰粗的，迎风掉泪的，顾影自怜的，哗众取宠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场的话，也就不热闹了。 　　于是，作为一名观众，不妨莞尔一笑，且看诸公如何把戏演下去就是了。 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