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91岁，双目失明，曾是慰安妇。江苏如皋的周粉英，在她91岁高龄的时候，终于站出来，公开了自己的慰安妇身份，愿作当年日军兽行的活证人。　　　　我看了相关的报道，还看到了老人老泪纵横的图片，不禁为老人悲惨的遭遇大为感慨。多么可怜的老人家！六七十年前的种种不幸已经足够惨痛，而如今，揭开伤疤的痛苦更甚于往昔，纵横的老泪让观者于心何忍！　　　　我看到了报道中提及的民族大义，若真如此，我要对周粉英及其家人肃然起敬，为我们国民的正义感而折服。但时下的社会价值观让我产生疑惑。　　　　如果是为了当活证人而勇敢的站出来，这个活证人对现实到底有多少意义？会因为这个活证人而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和论调吗，会左右历史的以及如今的审判结果吗？整个亚洲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已经形成的铁定的历史观，日军的那段兽行是不容抹杀的铁的事实，活证人的多寡都不能改变这个历史事实。时常看到一小撮人蓄意否认歪曲那段公认的历史事实，往往都遭到中国大陆台湾朝鲜韩国等地许多人的抗议（其中也有一些是亲历历史的活证人），而这一小撮人依旧是我行我素，对这样的人，即使再多出许多活证人，他们也照样信口雌黄。就算是这个活证人对诉讼有利，我们也见识过类似的诉讼过程，漫长且纠缠不清，结果飘忽不定，我衷心的祝愿周粉英老人能健康长寿，可我也担心她这个“活证人”的意义还能坚持几年？如果在起到“活证人”的巨大作用之前，这个“活”字没了，那她一生不幸的伤疤在临老的时候被狠狠的揭开，这个痛苦的代价还有什么意义？毕竟她已经91岁，她本来有可能不承受揭开伤疤的痛苦而安静的离开这个令她伤心的世界。　　　　有的人会在晚年的时候对自己的一生做个总结，对世人作个交代，尤其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如果是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主动如实的说，我们会对这种胸怀加以赞赏。如果是被迫说出自己不愿说的往事，那是逼供，迫人之人必然怀有某种目的。在周粉英的报道之中，我注意到，不是周粉英本人主动公开这段往事，而是“在家人的一再鼓励下”，“终于愿意公开使自己万分屈辱的慰安妇身份”。尽管我强迫自己相信周粉英家人的出发点是崇高的，但我还是禁不住冒出一些小人之心以度其君子之腹。从“一再鼓励”可以知道，周粉英是一再不愿意公开的，“鼓励”这词用在家人之间可以，同样的行为换在庭堂之上拷问之中，绝对不可以用“鼓励”。周粉英家人的出发点如果真是崇高的，如此崇高的人也应该知道自家老人不愿公开曾经“万分屈辱”的身份的原因，那必将是十分痛苦的过程，采访中的老泪纵横也印证了这一点。作为人子，为什么就不能遵照老人的意愿，使其平静的走过晚年？看着老人痛苦万状，二姓旁人都难忍恻隐之心，自家人又怎能忍心？　　　　大概十多年前，我曾经见过几个老人在一起商议：XXX曾为日军当劳工，已经获得了多少多少赔偿，咱当年也干过那个劳工，也去要赔偿去！很朴素的想法，不是拔高到伸张正义、举证讨伐的程度。只是要赔偿，利益才是出发点，很正当的要求，并没有因为谈利而卑下。我不敢否定周粉英家人的“一再鼓励”是崇高的无关利益的，但如果也象那几个曾当过劳工的老人那样直接的提利益，更能让我这样低觉悟的人接受。也许周粉英的家人更高明，以崇高的名义也可能得到日方的利益赔偿，更能得到相关部门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也有多种形式的资助。假使真的被我的小人之心度中了周粉英家人的君子之腹（但愿不能），就算获得了利益，与老人的揭疤痛苦相比，到底值不值得？　　 祝这位91岁的老人在接下来的有生之年永远开心快乐。　　　　

希望老人以后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