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故事
最重要的友人
1919年，齐白石举家迁往北京，在那里卖画治印为生。此时他结识了一生之中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位友人——陈师曾。这两人的关系后来被人概括为“没有陈师曾就没有齐白石，没有齐白石也就没有陈师曾。”陈师曾在当时绘画界新思潮汹涌澎湃时仍坚定地拥护传统，曾著《文人画的价值》一书，此文极有意义。然而也就是这位貌似古板的陈夫子对白石翁进行多次鼓励和指引，在这种精神支持下，齐白石毅然以十年工夫进行衰年变法，从此他的大写意花鸟方始元气淋漓，呈现出为世人所熟知的面貌。
徐悲鸿三请齐白石
1929年9月，艺术大师徐悲鸿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他上任后不久，就亲自去拜访齐白石，聘请他来校担任教授。
12月一天的上午，徐悲鸿走进北京西单跨东胡同齐白石那简陋的画室里。两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徐悲鸿提出聘请齐白石担任北平艺术学院的教授时，齐白石默默看了一会儿徐悲鸿，婉言谢绝了。
几天后，徐悲鸿重又敲开齐白石的家门，但又遭谢绝。对此，徐悲鸿不气馁，不灰心。他深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最后，齐白石终于被说服，担任了北平艺术学院的教授，同时也道出心里话：“我不仅没进学堂读过书，而且连小学生也没教过，怎么能教大学生呢？”
徐悲鸿说：“你只在课堂上给学生作画示范就行了。”
《奔马》与《虾趣》
虽然齐白石的画像徐悲鸿所赞赏的那样：“妙造自然，浑然天成。”但是在当时的美术界，有些人却极力歧视与贬低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一次画展，齐白石的作品受到冷落，被挤到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当徐悲鸿在展厅内看到齐白石的作品《虾趣》时，心中暗喜道：“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佳作啊！”他立即找来展厅的负责人，把《虾趣》放在展厅中央，与他的作品并列在一起，并将《虾趣》的标价8元改为80元，而自己的那幅 《奔马》标价为70元；他还在《虾趣》下面注明“徐悲鸿标价”字样。此
事引起轰动，齐白石也
由此名扬京城。

　　出家当“野”和尚这段纯洁的爱情，曾重重的打击了张大千，一回到上海，立志要出家。他先到松江的禅定寺，主持人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他完全根据佛经的规定，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当年，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张大千特地去拜见，和老法师论道多日。可是，临到要烧戒时，张大千迟疑了。张大千和老法师辩论：“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流行烧戒。这个花样是梁武帝创造的。原来，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以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谛闲老法师说：“你既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举例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驯成良驹。”张大千问：“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吗？”老法师笑而不语。辩论了一夜，不得要领。第二天要举行剃度大典，张大千心有不甘，便去投奔西湖灵隐寺。
　　在灵隐寺寄住两个月，张大千想到：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同时，不烧戒，永远被看成野和尚。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诉说苦闷。朋友回信，劝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可以经常和朋友谈书论画，并表示已为他找好两处庙宇，约好某月某日在上海火车站北站接他，陪他去庙里。朋友“出卖”了他张大千依约到北站下车，正想找朋友，忽然被二哥抓住，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往哪里跑！”原来，朋友“出卖”了他，用电报通知他的二哥张善子，从四川赶来，把他抓回尘世，算算作和尚的日子，正好一百天。
　　张善子一向管教张大千，给了他一顿骂，当即押他回四川，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那年，张大千二十二岁，娶妻曾庆蓉。完婚之后，张大千决心学画，回到上海，先拜入曾熙门下，学写书法。其后，再拜在李瑞清门下，再学书法。两位老师的风骨和教诲，对三十岁以前的张大千，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张大千在二十五岁时，便扬名上海了。当时，上海的文人雅士集中，最著名的是由湖北人赵半皮老先生召集的“秋英会”。“秋英会”以赏菊吃蟹，当场挥毫，画画题诗为目的。张大千第一次参加，是小老弟。在雅集时，既绘画，又咏诗、题字，使得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仿石涛愚弄收藏家同时，另一件让张大千闻名的，是他仿石涛，造假画，愚弄了当时的收藏家、鉴赏家。
　　那时候，北方最有名的画家兼收藏家陈半丁，对名画之鉴赏有一言九鼎之威，收藏之富，也傲视北方。有一次，陈半丁声称新收集一册石涛画页，视为绝妙精品，为此特宴邀艺林名家到家中欣赏。张大千听说了，虽然未被邀请，却想一睹石涛画册，便不请自到了。陈半丁拿出宝贝画册，洋洋得意的正想展示，张大千突然说：“是这个册子啊！不用看了，我知道。”陈半丁反问：“你知道什么啊？”张大千立即朗声回答，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是什么，包括题款、用印，都一一道来。陈半丁一一核对，丝毫不误，又惊又气。有人以为，这本石涛画册曾到过张大千之手，不料，张大千竟说：“是我画的！”
　　所有的人哗然，陈半丁更尴尬，张大千自知得罪了在场的人，赶紧溜之大吉。后来，张大千曾以一幅仿石涛，换得黄宾虹的一幅真石涛，又以几幅四方的炕头画，骗得罗振玉大宴文友共赏，甚至连张学良也破钞不少。物我两忘游历名山大川大千先生的作品，除了绘画功夫深厚外，还有神似而非形似的特色，让人见了有“物我两忘”的感受。是什么秘诀呢？“也许是多旅游吧！”他以为，“用心体会自然，摄取自然的精神。”
　　艺术界人士传说大千先生在名山中，较偏爱黄山。他不很同意：“其实，我国的名山很多，各有其可观之处，说我偏爱黄山，不一定对，但黄山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我去开发的。”大千先生特别加重“开发”二字的语气：“我在二十八岁、三十一岁、三十六岁这三年，三度游黄山。第一次去时，不但是荒草蔓径，根本无路可行，我带了十几个工人去，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段一段的走，方便了以后游黄山的人。”黄山的特色，全在一个“奇”字。大千先生身入其中后，仔细领略山川灵气，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融会贯通，当胸中有了丘壑后，自然能画出传神的画。

　　1941年，大千先生跋涉八千里，到达敦煌。大千先生到达千佛洞那天，天还没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灯入洞探视。这一看，不得了！比他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原订计划是到那里观摩三个月的，第一天大概的看了一些洞，他对
太太
和子侄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千佛洞的来源，据考证，在秦苻坚建元二年，由乐 和尚开凿，自此由北魏到元代，每代都开凿大小不等的洞窟。
　　约在一千五、六百年前，敦煌是东西交通的要道。莫高窟内，层楼叠殿，吸引了无数僧侣、信士、艺术家、凿洞的工匠等。从北朝到元代的八百多年里，从事壁画、塑像，而使得千佛洞成为先人奉献心灵的圣地。大千先生观察千佛洞时发现，千佛洞在坐西面东的山崖上，早晨有阳光射入，再加上气候干燥，毫不潮湿，所以洞内的内藏能长达数百年而不损坏。不过，三百多个洞窟之间，路径却崩坏了，大千先生只好一面探洞观画，一面要修路开道。“老实说，我到敦煌之初，是抱着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视了千佛洞之后，眼见每洞由顶到底，都是鲜明的壁画，瞠目惊叹之余，真是自觉渺小。”在敦煌初期，大千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三百多个洞编号。他编号的目的，固然为了便利工作的查考，一方面也是方便后人游览或考查的索引。大千先生编的洞号一共有309洞。
　　这一部分的工作，就花了五个月。大千先生为了补充食物、画具，暂时回兰州，待了两个月。浩浩荡荡二进敦煌再到敦煌之前，他先到青海塔几寺，雇用喇嘛。依规定喇嘛是不能离开青海的，大千先生托了关系才以五十银元一月的薪水，雇了昂吉、三知、格朗、晓梧、杜结林远等五人，他们的工作是拼缝画布：“我们缝连，总免不了有针孔线缝，尤其在画布绷张以后，针眼孔更粗，但喇嘛可以作到天衣无缝。”
　　同时跟他进敦煌的，物品共有七十八辆驴车之多。二度到敦煌，又开始吃苦。大千先生说：“很多人不了解，临摹敦煌壁画，有相当的困难。”以工具来说，纸绢没有数丈大的，全靠番僧拼缝。最大幅的壁画，有12.6丈之巨，拼缝完毕，钉在木框上，涂抹胶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画布光滑才能下笔。
　　在临摹时，大千先生的原则是要完全一丝不苟的描，绝对不能参加自己的意思。每幅壁画，他都要题记色彩尺度，全部求真。在画的时候，还要雇木工造架，站着临摹，因为千佛洞的空间实在太小了。
　　千佛洞大多数的光线都不够，大千先生要一手拿蜡烛，一手拿画笔，还得因地制宜，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还有时躺卧在地上，虽然是冬天，勾画不久，都要出汗喘气，头昏目眩。这样辛勤的作画，多数日子是清晨就进洞工作，黄昏才出来，有时候还要开夜工。
　　大千先生解释：“壁画色多斑烂，尚须秉灯静观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线条，我主要在观摩揣测上下功夫，往往数十次观研之后才能下笔。为了不浪费材料起见，临摹时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后把初稿粘在画布上，在极强的阳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后，再敷色。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我自己动手，其余楼台亭阁不很重要部分，则分别由门人子侄喇嘛分绘，每幅都注明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画的手续都繁复，极力求真，大幅要两个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几天。”就是这样画了276幅画，石青石绿等颜料用了千百斤。如此留在敦煌两年七个月中，大千先生确认：“以前常有人说，中国文化多受西方影响，我研究了敦煌壁画之后，认为此说不足信！敦煌壁画所画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补唐宋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历史考证之价值，重于艺术之欣赏。”“至于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做，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的大成，敦煌壁画代表北魏到元代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还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