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的霸迹三种视角：历史是怎样通向BC584年的？
吴国大约立国於西元前12世纪，覆灭与西元前473年，是先秦时期第一个覆灭的大国。吴国的霸业，兴起於吴王寿梦的登基之年——西元前585年，短短80年间，从一个史籍乏载的默默无闻之辈，一飞冲天，挥师千里，攻破当时最大强国——楚国的首都，惊人战绩，何等辉煌？
及至在越国问题上的对策失败，导致了前脚在西元前482年力压中原盟主晋国，而主盟黄池；后脚随即被韬晦蛰伏的越国，端了自己的老巢。十年之间，竟自国破家灭，率先坠入大国的“历史垃圾堆”，其所留给后人的慨叹，并为此前的臣虏所笑者，岂止百千而已。
就吴国的霸业历程而论，一般有下述三种视角的叙述方式：
1：普通视角
这一般会从寿梦登基，与楚国叛逃到晋国的大夫巫臣，赴吴教战说起。直截了当，干净利索，纯国家战略轨迹的历史视角，其时间年限约为：从寿梦登基的585年，到夫差灭国的473年，共计112年。
2：文艺视角
这首先应该从良渚文化对吴越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历经商周，直到春秋末年的考古发掘中，对吴地的文化、经济面貌，以及资源禀赋状况，所进行的全面呈示说起。学术界书写吴国历史，多采用该视角，取的是能对其发展历程和崛起风貌，有一个较为充分的展示。其时间年限约为：4200年前的尧舜时代，绵延到夫差灭国的473年，长达17世纪之久。
3：贰笔视角
这一般会从巫臣赴吴教战前，与史上最绮丽故事的主角——美艳无匹的夏姬之间，所发生的华艳绮靡的情感，以及其所导致的跌宕起伏的恩怨情仇说起。这一般多为影视剧和文艺腔所偏爱，其时间年限约为：西元前598年的楚庄王灭陈，到夫差灭国的473年，共计125年。
无论哪种视角，西元前584年，都是吴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年份之一：
这一年，是吴国最早称王的寿梦，即位第二年；
这一年，是吴国在史书上的首次亮丽登场，而且出手不凡，直接就玩出高难度动作，大军远征数百公里，讨伐地处苏鲁交界处的郯国（郯城）的一年；
这一年，是春秋将原楚国重臣，后来逃到晋国的大夫巫臣，入吴教车，引导吴楚敌对，导致楚国就此步入下坡路的重要年份；
在一般的叙述场景中，BC584年的到来，与发生在古代第一美人夏姬和巫臣身上的那段香艳故事，是分不开的。
这样说倒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们依然可以进行这样的追问：
究竟又是什么让渴望报仇的巫臣选择了吴国？
是吴国先前已经有所表现？还是仅仅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身不由己的陷入了楚国与中原大国集团的对抗中？
还是吴国本就甘心，甚至渴望地担负起这一明知是被别人所利用的角色呢？
换句话说，与楚国进行殊死对抗，究竟是吴国当仁不让的天命所在？还是无可奈何的顺应时势？抑或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甚或是心甘情愿的顺势而为？
事情的一切，全都得从历史究竟以怎样的姿态，来让身处BC584年的巫臣，作出了入吴教车，这一决定了多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说起。
但在进入由巫臣和夏姬所主导的贰笔视角之前，我还想为大家提供一个第四种视角：文艺与贰笔兼具的新视角。
4：文艺 + 贰笔视角
该视角将会从看起来与吴国兴起，没什么特别关系的周天子大夫单襄公聘楚，路过陈国，观察到陈国政务的一系列乱象，并引发出的诸多感慨，其实也就是政治分析了，说起。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文艺与贰笔兼具的视角呢？
其贰笔之处在于：它将不可避免的通向巫臣与夏姬间所发生的那场美艳故事；
其文艺之处在于：单襄公过陈观政，将会引出一段对周朝如何运用软实力，对其影响所及的所谓“疆域”，进行文化暨政治整合的具体方式，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介绍。其时间年限约为：西元前601年的单襄公过陈，到夫差灭国的473年，共计128年。
这种叙述，之所以不会为多余，乃是因为，我将会指出：泰伯和仲雍出奔荆楚后，之所以能被当地人民所解释，并不在于其所具的贵族身份，而在于其所带去的，周人从社会生活，到社会生产，那一整套成熟的先进经验，以及可预期的推广成效。

　　1：单襄公对陈国的预言
　　西元前601年，也就是周定王6年，晋成公6年，楚庄王13年，吴王寿梦的父亲去齐21年，《左传鲁宣公9年》记载说：“九年，春，王使来徵聘。”
　　无独有偶，《国语周语》也在这一年有着一条这样的记载：“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
　　都在同一年的时间里，又是在同一条交通路线上，如果命运特别的重大事务，王室不可能派出二位不同的使者，从单襄公在陈国所进行的观察看，时间应该在夏历秋季，而其聘鲁之时，应该在时间更早的周历春季。
　　从成周王城到曲阜，从洛阳出发，经偃师、巩义、荥阳、郑州、开封、菏泽，过了菏泽不能走巨野，春秋时代那里正是方圆数百公里的巨野泽，只能走郓城，经梁山、汶上或济宁，才能到曲阜，路程全长520公里，沿途都是车马大道，照理说速度不会太慢。但王使出聘，照例会有人打前站，顺便也会有不少的应酬，从假道陈国的那段描述看，原也没想急着赶路，估计这段路少说也得走上二个多月。
　　理论上，平等的诸侯相互通问，才叫做聘，王使巡抚列国，应该叫做徵的，但这时周室衰微，再行徵礼，就显得太重了，只好因了单襄公自己的身份，以聘礼借道列国了。但到了正式出使的目的地如鲁国，那还是要行徵礼的，至于被周朝视为客人的宋国，还是行宾客之间的聘问之礼。这都是必要的讲究与尊重。
　　这些是闲话，只是为了对时代的政治环境，予以简单的呈示，核心还在单襄公离开鲁国，聘问过宋国。假道于陈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从曲阜到商丘，全程200公里，从商丘到陈国都城宛丘（河南淮阳），全程120公里左右。
　　对该时期的宋陈分界，我并不清楚究竟在哪里，但如无特殊情况，古代的分界线一般以山川形便为依据，因此，我取二国之间的涡河为界。以直线距离看，宋国都城雎阳（商丘）到涡河70公里，陈国首都宛丘（淮阳）到涡河52公里，这与二国的国力对比，也很相当。而且，陈宋二国在涡河分界点以南32公里的鹿邑县，一直属于陈国，这样看将涡河作为陈宋的分界，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作为王室钦使的单襄公，正常来说，不太可能绕开大道直接过河，所以其行程应该是在经过发生宋楚泓水之战的柘城县后，往西经过地处涡河的太康县，而抵达陈国首都宛丘。这样看，雎阳（商丘）到太康县约90公里，太康县南下宛丘（淮阳）约为30公里。
　　但从他在国语中的“泽不陂，川不梁”，也就是说陈国“湖泽上不修筑堤坝，河流上也不架设桥梁”的意思看，似乎并没经过太康，而是从柘城县直接渡河到陈国来了。
　　从鹿邑县到太康县，约有60公里，今天看沿途有四个乡镇，其中玄武镇正在柘城县西南14公里的位置，而且恰好横跨涡河。玄武镇的北面10公里处，还有一个安平镇，但离涡河约有1公里，离柘城县约有20公里的位置，都在一天的行程内。古今居住地悬殊不大，春秋时的这二个地方，不是小村庄，也该有渡口驿站之类的设施，我猜想，单襄公或许就是从这里渡的涡河。
　　无论从哪个渡口过河，路程都有50公里左右，中途需要在驿站住一宿。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论证单襄公过陈时的下述感受：
　　“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艺，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民将筑台于夏氏。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
　　那么，这话具体什么意思呢？

单襄公由宋国至陈国：路线图（上）
　单襄公经过陈国后，就去了楚国，有没有将自己在陈国的见闻，说给楚庄王听，史书未载。但他回到洛阳后，却对周定王断言说：“如果陈侯不遭凶灾，就是陈国将要灭亡了。”
　　周王感到很奇怪，问道：“你怎么知道他要有大灾祸，甚至国家还会灭亡呢？”
　　单襄公给出的理由，在我们看来未免觉得挺奇怪，其原话是：“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
　　那么，这话该怎么理解呢？
　　单襄公这段话，不但有其文化与历史语境，也有其时代的知识背景。其核心思想就是周朝尊行的文化传统——月令体制，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所建构而成的、施行多年，并行之有效的文化社会制度，在其执行层面，所可能发生的细节式落实问题。也就是说，只要这些制度措施，都能得到顺利的落实，单襄公所看到的那些社会问题，自然就会被予以预先的消解；尤其是当各种地方全都出现其所强调的那些细节问题时，一定就是该国出现了极为重大的施政疏失。由此而引发出“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之类的严重后果，也就是可以想见的必然了。
　　何为“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
　　单襄公的这段话，是有其知识依据的，它来源於对天文观察与物候规律的经验总结：
　　1：辰角见而雨毕——指作为辰角的角宿，早晨见於东方，时值寒露节，阴气愈加厚重，导致雨气尽，而雨季结束。
　　2：天根见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间。涸，水竭为涸。寒露后，雨期结束，此后约第五日，天根（亢宿与氐宿交界处）在早晨出现时，意味着河流及水塘里的积水，将要干涸。
　　3：本见而草木节解——本，氐宿。指寒食之后第十天，阳气将尽，草木之类，将要凋零之际。
　　4：驷见而陨霜——驷，天驷，亦即房宿。指房宿见的时候，就是霜降了。
　　5：火见而清风戒寒——这是指霜降之后，心宿东升，天气已冷，该准备过冬了。
　　题外插一句，该经验总结，所依据的实际天象条件，最恰当的所处时代应为BC2900年左右，最晚不能低于BC2600年。也就是说，到了单襄公所处的BC600年之际，其实已经不太符合所处时代的具体天象了，但由于这是流传已久的观察经验，所以还是被作为王室大臣的单襄公所尊崇并强调了。由此也可对古代经验的传承方式，有着以下的体会和了解：传其道，传其意，而非简单的传其术，古代圣贤的教训，虽历久而有所变化，但其所喻涵的意义，却是一直被尊为典范的。
　　关于这个时代的故事，我将会在“少昊鸟官时代的天文追索”一文，予以专章的分析讨论，并已在“春分点谱写的万年天文史：天门、天关与春分点的考古天文学研究”一文中，曾有一些图文并茂的具体讨论，大家可以移步该贴，这里不再赘述。

　　单襄公接着说：“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途，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则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若王巡守，则君亲监之。’今虽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为过宾于陈，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这意思是说：根据大周朝的官员条例《秩官》的要求，敌体之国，有宾客至，边境的关尹应该及时通告国君；礼宾官“行理”，要及时拿着符节前来迎候；由候人之官负责带路，并陪送出境；副总理级别的卿官，要到郊外问候辛劳；负责城门的门尹之官，要将城门内外打扫干净；负责祭司的宗祝之官，要陪着来宾到宗庙，相当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去进行拜祭；负责国宾馆的司里之官，安排来宾住下；负责民事的司徒之官，安排各处所需的役夫。
　　注疏说：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积。前一句稍微嫌宽，后一句太窄。司徒应该是协调人手，安排民众服役的，这里涉及的各类官员，没有调用民夫的权力，民众服役，都是有标准的，全部由司徒负责协调安排。
　　负责水利和营建的司空之官，检查道路、桥梁；负责治安的司寇之官，负责约束隔离不轨分子；负责山林河泽的虞人之官，提供所需的野味；甸人之官，负责提供烧火的木材（《燕礼》：甸人执大烛於庭。於门内曰庭燎，《诗经》有“庭燎”之歌：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掌火的火师之官，负责馆舍庭燎的燃烧；水师之官，负责提供洗涤用水；膳宰之官，负责做饭；廪人之官，负责提供粮食；司马之官，负责提供牲口食用的草料；工匠负责检查并修缮来宾的车辆；相关的官员，送来其所负责的物品，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来宾，全都感到温暖。
　　如果来的是大国的贵宾，所有接待条件，都应该加高一等；如果是天子的王吏，相关的正职官员，都应该亲自前来，并有副总理级别的上卿，主持此事；如果是天子巡狩，就需要国君亲自主持安排了。
　　单襄公总结道：先王训诫我们说：天道赏善而罚恶，只要我们在每一个细小的地方，都能妥善遵从各自的职守和本分，就能获得上天的庇佑了。
　　现在，陈侯不遵守家国的伦常，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妃嫔，亲率大臣到夏家宣淫，就连我们大周都觉得丢脸啊！陈国，那是武王的女儿，陈国的祖奶奶，大姬的后代，竟然脱下国君的礼服，穿着民间衣冠，就跑出去玩耍了，真是一点体统都没有了呀。
　　以前，我们的先王，即使时时刻刻的小心自己的行为，都害怕有违德行。我不知道，如果背弃先王的教诲，荒废先王的制度，官员不称职，法令也屡被违反，还能用什么来凝聚国民的爱国之心？陈国四周都是大国，一旦民心离析，这样的国家，还能不发生内乱外祸吗？
　　《国语 周语》接着记载说：周定王六年，单子到达楚国。八年，陈侯被杀于夏家。九年，楚国大军攻克陈国。
　　看上去，单襄公的预言，精准的成为了现实。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的是：周朝政府总结的政府管理制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学理论。
　　在这些范围广泛，描述细致的单襄公之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所暗含的一条这样的逻辑理路：从天文及物候观察，而进行天道总结；再基此进行从生产到生活的条理化安排，从而构成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伦序。
　　这既是知识论，也是基于世界观的社会观；是月令体制，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制度化体现，更是先秦圣王之所以能够不凭武功，而能进行文化推广，达致从价值认同到社会整合的核心路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单襄公才能够预言的那么准，才能够拥有进行这种预言的信心，才得以拥有一语道破、言必有中的独到眼力，才得以真诚的相信“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这种与其说是基于信念，毋宁说是基于充分实践检验的的知识论言说。
　　说句题外话，在《周语》的一万六千多字中，竟有七千多字，是专述单氏家族事迹的，堪称是《周语》的最大主角。审乎涉及单氏家族的多条记载，不但有着极为丰富，也颇有深度的思想意义；其所呈示的家族面貌，也正是那种非常睿智的知识世家的形象。尤为重要的是，该家族的主要活动时代，正好处于孔子，以及传说中老子所处的时代之前，依此而撰写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史，其实是大有努力空间可为的。
　　我其实一直想写一部有关单氏家族的思想评传，但由于牵涉太广，尤其是其所涉及的乐律学思想，货币理论，都得广泛延续到后世的相关思想，才能说得清，很难在前诸子时代的框架下，获得充分解释。而其所涉及的思想要素的起源问题，在缺乏更多材料的情况下，很难对《国语》中的这些材料，进行非孤证的论证。对编钟的乐理学研究，其实应可从实例上，对此有所补充与强化的，但可惜相关进展一直不是很大。总起来说，如何较好的挖掘潜藏在《国语》中的思想史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夏姬的这段故事，被其时的陈人编成了传唱的歌谣，后来还被周天子的采风官，特别收进了《诗经》的《陈风》中，这首叫做《株林》的诗说：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诗的意思是：
　　为啥急着去株林啊？当然是去夏家；
　　为啥忙着去株林啊？当然是去夏家。
　　驾着高车大马，快去株林吃晚饭啊；
　　驱着轻车骏马，快到株林吃早饭啊。
　　我的翻译，突出了原诗是急迫感，却未能表现出其中的欢欣之意，这主要是为了呈现“说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中，所突出的没日没夜，有空就想赶去株林的意思。原诗“说于株野”中的喜悦之情，似乎就只能从陈灵公的迫不及待，和如饥似渴的心情中去体会了。
　　《毛诗正义》解释此诗意旨时说：为什么作《株林》之诗，讽刺灵公也。因为灵公和夏氏之母，姬姓之女在私通。陈灵公疾驱其车马，驱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向夕而至，不见其休息之时，是以要讥讽他。
　　大家不难看出，按照《毛诗》的解释，陈灵公似乎是没日没夜，只要有空就会去株林夏家的。这个解释当然是可能的，但只要陈灵公有过急着去夏家吃晚饭，或吃早饭，其实已经足以被写进歌谣而予以讥讽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株林》之诗，其所突出的或许只是陈灵公经常有过驾着轻车骏马，赶去株林夏家的那种急迫与喜悦之情，并因而荒怠的政务，进行导致丧身灭国的结局，籍以警示后人的意思。

　　夏徵舒弑君后，孔宁和仪行父逃去了楚国，撺掇楚庄王为陈国讨回公正。在春秋时，弑君弑父，素为不义之首，这让一直渴望以社会价值的维护者身份，而非仅仅靠强横的武力，而称霸的楚庄王抓住了机会，起兵伐陈。
　　次年的9月28日，周历十月十一，丁亥日这天，楚国大军攻破陈国，杀掉了夏征舒，并俘虏了夏姬。《春秋》说：“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楚庄王杀掉夏征舒后，想将陈国设为楚国的陈县，有位叫做申叔时的大夫，出使齐国回来复命时，居然并不恭喜楚王的这个功绩。
　　楚王很不高兴，派使者质问他说：夏徵舒做了大逆不道之事，杀害了他的王君，寡人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盟国的诸侯，以及大楚的县公大臣，全都为此事而庆贺了寡人，只有你没有庆贺，这是什么意思？
　　申叔时回答说：夏徵舒杀害国君，当然罪大恶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正是楚王的大义之所在。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人牵着牛，踏坏了别人的庄稼，受害者将这只牛抢走，作为赔偿。牵牛而踏坏庄稼，当然有罪；但如果将牛夺为己有，这个处罚未免太重。盟国的诸侯跟着大王，是来讨伐有罪，替天行道的，但如果将陈国设为陈县，未免让人觉得大王太过贪心了。大王以大义而征召诸侯，而结果却印证了大王的贪婪，好像这就不太好了吧？
　　楚王听后，爽然认错说：善哉！多谢您将这番道理剖解给我听。
　　楚庄王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不但有着富于纳谏的大度，同时还有着战略家的卓识与果决。他一边爽快的同意陈国复国，让易受楚国控制的孔宁、仪行父出面大局，并派人去晋国迎回陈国的太子；一边又命令陈国每个乡抽出一个人移民楚国。他将这些人安置在了汉水的下游，设夏州而处之。
　　《国语齐语》说：群聚而州处。《郑语》说：谢西之九州。就文义看，似乎只是居民点，而非行政建制。就既有的史料看，作为行政建制的“州”，可能首创於这位楚庄王。但这种行政建制的“州”，究竟想起到什么作用，由于楚国并未过多的推广这种州，所以很难看清其目的何在？有人根据这些州民，类似战利品的来源，而对这种州建制的作用，进行目的认定，认为或许是安置需要加以暂时管束的，类乎奴隶的州民之意。
　　这么说，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这种解释的逻辑顺延，还可以是，一旦这些州民完成归化，就可以纳入国家的正式行政建制了。这样看，这种州的作用功能，似乎应该是暂时性的建制安排，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尽快有效的让州民完成归化。
　　但这种要想让这种解释得以确定，却还要很多工作要做。因为，楚国之所以能够快速膨胀其领土，一直就是靠着征服新地区，迁移、分拆其人民，到其它需要开垦，或者实边的地方进行安置的。
　　数百年来的征服历程，楚国并不缺乏成熟而系统的归化经验，类似的归化暨处理过程，应该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虽然我不太信服这个解释理路，但到底也没有更好的解释，所以只能期待着出现可望对此有所印证的新证据的出现了。
　　接下来，就该处理作为战利品的夏姬了。
　　《左传》介绍说：楚庄王想收夏姬为姬妾，这时，巫臣出现了，他援引申叔时的逻辑，劝谏楚王说：不可。大王征召诸侯，是为了讨伐罪恶。如果要纳夏姬，显然是贪恋其美色。贪色为淫，淫为大恶。并且援引《周书》的训诫，狠狠的教育了一番楚庄王。
　　楚庄王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度量，勇于纳谏，听从的劝告。但其弟弟大夫子反，却想取了夏姬，巫臣可就不客气了，直接吓唬他说：夏姬可是不祥之人啊！年轻时就和自己的庶兄公子蛮私通，没有几年，公子蛮就因她而死；接下来是他的丈夫夏御叔，陈国的国君，自己的儿子夏征舒，二个情夫孔宁与仪行父，因她而逃亡国外，甚至陈国也危险因她而灭亡，几乎无论谁遇到她都没有好下场，这样不祥的女人，你敢娶吗？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其有不获死乎？天下美女多得是，你又何必娶她呢？
　　子反听了，吓得要死，哪里敢娶，连忙敬谢不敏！
　　楚王一看，就将夏姬赐给了老鳏夫连尹襄老。襄老也没福消受，没过几个月，就在邲之战中，死在了沙场上，连尸体都被晋国人给抢走了。襄老一死，他有个年轻力壮的儿子黑要，就不客气了，直接就将夏姬收入了自己的房中。古书说，黑要以子而奸母，其罪叫做“烝”。烝，就是取做饭时的水蒸气，由下而上的意思。
　　这一年，是西元前597年。

　　二年后，楚庄王让申舟出使齐国，途经宋国时，却没向宋国通报借道。宋大夫华元认为有损国格，就杀了申舟。楚庄王大怒，亲率大军，围攻宋都商丘。宋文公向晋国求救，晋国因为二年前遭受了邲之战的惨败，国力不足，无力救宋。结果，竟导致了商丘被围困长达9个月之多。不但粮草断绝，甚至还出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炊的惨状。
　　这时出现了奇迹，宋右师华元竟然溜进了楚军大营，不但直接闯进了大将子反的大帐，还登床劫持了子反。劫持后，华元耍了一出苦肉计，坦诚的交待了宋国的实情。这种来自敌人的坦诚，让子反很感动，也趁醉告诉华元：楚军也只剩下几天的粮草了。然后，二人私下发了毒誓，各自放生了对方。
　　子反事后把情况禀报了楚庄王，楚庄王很给弟弟子反的面子，也就下令撤军了。这又感动了与宋国，宋文公赶快派华元，去找楚国求和。楚宋媾和后，楚国也就正式夺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班师后，楚庄王的另一个弟弟，大将子重，要求楚王将今天南阳地区的申、吕二县，赏给他。楚庄王打仗治国，一直就靠着这二位劳苦功高的弟弟，也就同意了。
　　这时，巫臣再次站了出来，剖析道理给楚庄王听：大楚之所以在申、吕设县，就是为了集中这二地的税赋，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抵御北方的。你如果封了出去，北方用兵的财赋，可就没有着落了，一旦失去了申、吕，晋、郑的遮蔽，敌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达汉水了。
　　必须说，巫臣的这番话，真切的道出了楚国之所以迅速富强的最大秘密：通过设置税赋权直属于君主的县制，使楚国具有了较高的动员力，以及资源的集中使用能力。

　　关于“县”这个概念，按照一般的解释，“县”在未作地方行政单位之前，和“悬”是同一个字，意指“悬置”的意思。《说文解字》“县字解”说：“天子畿内，县也。”按照这个意思，应该指天子在王畿内的食邑。所谓“悬置”，似乎应该只是相对于畿内不由天子进行直接治理的其它公卿大夫的封地而言。按照这个理解，“县”的意思应该是：悬置在畿内其它公卿大夫封地之间的，与天子有着较深联系的天子直属食邑。
　　这种解释，当然并无不妥，但总觉得其所强调的，与其说是“悬置”，毋宁说是“联系”，至少也应该是“悬置式的联系”。也许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我们已经很难对天子在畿内的食邑，何以首先会具有“悬置”，而非“联系”的意思，已经缺乏必要的文化背景，以供揣摩与体会了。
　　县的建制化，应该始於西元前700年左右，楚国消灭权国后，所设的权县。山西炒作的西元前544年由晋平公设立的“绛县”，应该只是晋国设置的第一个“县”。如果说权县的名称，后来未能延续使用的话，那么楚国设立於690年左右的郧县、设立於684年的息县、设立於678年的邓县、设立於630年左右的房县、设立於597年的萧县，其初始的县名，全都使用至今，无论哪个标准，544年才设立的绛县，都不能被称为天下第一县。
　　下面谈一下，楚国设县的历史作用。
　　在楚式县制创立之前，中华大地的基本组织结构，在大禹时代，号称万国，其规模一般在乡级的幅员以下。基本上，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的、普遍的、基本性的组织结构与幅员规模，这种规模之所以会被稳定下来，首先与历史以来，所形成的族际之间一般活动范围的基本界限有关，在这种规模特征下，自然就会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架构。而如果超过这种直接管理的幅员，或如何对悬隔较远的飞地，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时，就会面临到管理手段的局限问题。这里所谓的管理手段，不但涉及到对新征服区域，或者说新征服族群的稳定、认同及同化等问题，也关系到如何确保其在较为长远的时间之后，还能与原主体部族，依然保持一致性等复杂的问题。
　　即拿楚国来说，在征服权国，设立权县后，顾虑自己压不住王室成员的做大，特地让有功也有能力的公族大夫斗缗，为权县的县尹。但对权国人来说，他们要求的是能让自己这个族群保持一定的主体性，谁做领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领袖，从而确保权国独立性。于是乎，斗缗就率领原权国遗民造反，以图恢复国制。这次叛乱随后就被破灭了，但斗缗的子孙，却对这块土地和族群产生了认同感，居然自称权氏，将整个家族全都归化到商朝后裔的子姓世系中去了。

南阳盆地：方城

大别山与桐柏山，对楚国所起到的屏障作用，它与南阳盆地，构成了超大号的方城

　　有关于县制的问题，我们后文还会涉及，这里回到巫臣和子重的恩怨上，由上文介绍可知，巫臣的反对显然全是为了楚国国家利益的考虑，楚庄王当然予以了全盘嘉纳。
　　但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插曲，劝谏楚王复辟陈国的申县县尹申叔时，突然致仕，退休不干了。楚庄王基于对巫臣的欣赏，希望任命他担任新任可以被尊称为申公的申县县尹。
　　巫臣一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很不扭
捏
的就接受了这个任命。
　　这就难免让被他一通谗言，而未能获得申、吕封地的王弟子重，非常不高兴。理由是显然的，如果说你是为国建言，但何以你自己却接受了这个职务呢？这背后是否有你自己的算计呢？这就使他们之间结下了极大的梁子。
　　《左传》说：“襄老死于邲，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荦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
　　在这段描述中，显然是巫臣设计让郑国通知夏姬，回郑国迎取襄老的尸首，他自己又劝楚王，为了保险起见，不妨用被俘的晋国六大世家之一的荀罃，去和晋国换尸体。
　　对照其它的相关记载，我们不难发现，这显然夸大了巫臣在荀罃和晋国换尸体之事上的作用，事情真相应该是：
　　荀首的儿子荀罃，在597年的邲之战中被俘，591年楚庄王去世，590年荀首担任了中军佐，因爱子心切，找到了郑国大夫皇戍，请他居间调停，以楚国的公子縠臣，以及襄老之尸体为条件，将荀罃交换回来。楚共王曾就此事咨询过巫臣，巫臣应该是在这件事上，敏捷的抓住了机会。
　　也许他在皇戍与楚国商谈条件时，就获悉了此事，并顺势与夏姬商议好，让其娘家郑国要求她到郑国去迎接丈夫的尸首。而在楚共王为这桩交易咨询巫臣时，他不但肯定了这桩交易，也在劝说楚共王允许夏姬到郑国迎接丈夫尸体的事情上，起到了一些关键性的助推作用。但夏姬回郑国后，却借故赖着没再回来。
　　转眼到了589年，因晋、鲁、卫结盟伐齐，齐国求救於楚国。楚国准备发动阳桥之役（山东泰安西北），以策应齐国。出兵前，楚共王派巫臣到齐国，协调会战事宜。谁知这老兄却阳奉阴违，连齐国都没去，史书说他“尽室以行”，直接带着家室财产，乘机逃到了郑国。
　　史书记载说：他逃到郑国后，让人将带给齐国的钱，送回了楚国。准备带着夏姬去齐国，齐国很瞧不起他，以自己是战败国的理由拒绝了他。他这才透过郤至的关系，做了晋国的邢大夫。子反建议用重金将他赎回楚国，禁锢起来，年轻的楚共王却为他开脱说：“虽说他在自私方面的心思用的有些太过分了，但他为我父亲楚庄王谋划国事时，还是非常忠心的。如果他有能力，我们出再多的重币，晋也不会放他。如果他没能力，无须我们出钱，晋国自己就不要他了。”必须说，楚共王在这事上还是非常大度的。
　　但巫臣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性质全都非常的损人利己。5年前，将如今的令尹子重，已经到手的申、吕封地给弄丢了，转脸自己却接任了申公；9年前，说瞎话不让楚庄王和如今的司马子得不到夏姬，谁知还是为了给自己留出上下其手的机会。许多事过后一看，这丫也太阴了，居然从十多年前就下些看似漫不经心的闲棋，时时在不经意中算计别人，明目张胆的剥夺别人的利益，堂而皇之地让自己受益。

　　巫臣拐走夏姬，也许自己觉得挺浪漫的。但他的手段和机心，对别人来说，却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他在这事上不但包藏祸心长达10年之久，还在晋楚交换重要战俘之事上，趁火打劫，这也就罢了，为了私情还不知轻重，居然还耽误国事，让楚国准备会同齐国所发动的联合战役泡了汤。如果将这些事全都视为他一以贯之的处心积虑，那就更加离谱了，因为他其实应该一直处于费尽心机的欺骗君王的罪恶过程中。
　　只要找到理由就好办了，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一商议，直接就将巫臣给抄家灭门了。不但杀了巫臣的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还杀了私通夏姬的襄老之子黑要。这也就罢了，将这些人的家眷也给分了，子重得到了子阎家，沈尹与王子罢分到了子荡家，子反则抢走了黑要和清尹家的眷属。
　　巫臣觉得受到了严重侮辱，写信给令尹和司马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
　　对巫臣的威胁，从楚共王到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等人，似乎都没太过介意，认为这小子也许就是因家破人亡，而发几句狠话而已，这种事见过多了。但他们却全都未曾注意到，在巫臣的威胁中，有着一些完全不同於其他人的奇怪之语：“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
　　什么叫“罢于奔命以死”呢？
　　虽说“罢于奔命”这个成语，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使用，但就其字义来看，应该还是容易理解的，大概是让他们以为到处奔走，穷於应付，而精疲力尽。
　　但究竟怎么让这个诅咒应验呢？
　　几个人一定都比较不以为然，莫非你名字叫做巫，也具有巫的身份和相应的能力，就真的拥有这种就连大巫都无法做到的本领啦？
　　但历史却告诉我们，当巫臣写出这封信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想到了如何让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因为到处奔走，穷於应付，而导致精疲力尽的奇招妙术。正如巫臣能在十多年前就善于下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闲棋，以便给自己留出上下其手的机会那样，他既然有洞悉楚国战略机要的眼光，自然就有看透楚国致命弱点的远见卓识，甚至还有着能将这种远见卓识，培育成为既成事实的独特能力！
　　这一点，除了巫臣自己外，好像天下还无人能将他了解的这样透彻的人。
　　于是乎，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大家全都以一种目瞪口呆的神情，讶异的看他做着一些让很多人始终看不出名堂的事情，甚至从《春秋》到《国语》，从《左传》到《史记》的作者，也一直没搞清，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直到25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其实也只是迷迷糊糊地知道：是屈巫用了计谋，诱使吴国与楚国成为了死敌，并把楚国打得几乎灭亡，从一个完全以一国之力，轻松抗拒整个中原联盟的超级强国，逐渐沦为了虚弱的二流国家。
　　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吴国就这么傻乎乎的容易上当受骗吗？
　　楚国眼见吴国与自己死磕，真的就没想到与其和解吗？
　　抑或是巫臣搞出什么神出鬼没的花样，竟将吴国带入了一条只能与楚国死磕的不归路么？
　　现在，历史已经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巫臣一个人带着迈向了吴国在历史上初试啼声，就已出手不凡的西元前584年！

　　只是要称霸吗？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一个问法：称霸需要袭破敌手的国都吗？
　　从寿梦到阖闾，都是那样傻乎乎的吗？前者被巫臣忽悠，将整个国家赔进去，与楚国作对；后者亲身犯险，冒进千里，袭破楚都，只是为伍子胥所欺骗吗？在他们之间的几位吴王，哪一位又不是奋不顾身的与楚国战斗？而诸樊则直接死在楚军的手里。
　　这显然不可能，因为阖闾至少在伍子胥向吴王僚献策时，就曾提醒过吴王僚说：伍子胥身负父兄大仇，“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仇耳”，用这样的人，需要小心。何以自己即位后，却忘记此事了呢？
　　也许一位君主可能会出于一时义愤，愿意被巫臣和伍子胥忽悠住，但几十年如一日而不醒，连续多少代的吴王，就这么纷纷入了巫臣的彀中，再也看不破自己究竟为何与楚国而战，显然无此可能。
　　当然，也许大家会说，那是被楚国给逼的，不得不战，但楚国怎么可能愿意二线作战呢？
　　大家尤其需要看透这一点：何以楚国在与晋国作战时，兵车非常多，到了与吴国作战时，却拿不出部队了呢？
　　大家一般将其理解为楚国战力枯竭，国力衰败了。
　　这种解释显然丢掉了一个问题：就是楚国虽然与晋国等北方国家停战，但却始终不敢放弃备战，北方的几个屯驻重兵之处，一点也没敢轻忽。楚国非常清楚，晋国等北方集团有能力对其打一场兵车万乘的灭国之战，吴国却不可能有此能力。
　　楚灵王亲自率兵在乾溪与吴国对垒多年，身边却没有多少部队，陈蔡大军一反，叶城、西不羹、申城等屯驻重兵的千乘大县，一下子就发动了超过5000乘战车的部队造反，楚吴之战的兵员窘迫，与楚晋之战的动辄数千乘战车相对照，对比迥然。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楚国一直以重兵防备晋国集团，而一直只是以少数部队与吴国作战的。否则，不可能对吴开战60年，在经营徐夷、群舒之地时，数十年几无成效。动辄数千辆战车的堂堂楚国，何以这样乏力过？
　　那么，是徐夷、群舒之地难打吗？
　　看看吴国是怎样经营该地区就知道了，吴国与楚国争夺这些地区，一直是无力防守的，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夺地而不守，占城而即毁，裹挟了人民，全都带回吴国本土去的战略方针。
　　再看看徐夷的历史，周初时，徐夷曾在管蔡之乱时，跟着反了一次，徐偃王时，又反了一次，西周时确曾一直忙于对付过徐夷，但到了东周时，经过连续数百年征缴和遏制后，徐夷不但完全已经衰落，也早已被分裂为数十个失去凝聚力的小国了。徐夷如此，淮南地区的群舒就更不必说了，群舒诸国，皆为偃姓的皋陶之后，周初的所谓徐偃王，其实就是徐夷与偃姓群舒的共同之王。
　　徐舒各国，分别地处淮河二岸的平原地带，只能靠农耕生活，地形也不复杂，历经周朝持续数百年的打击，再加上楚成王以来140多年的经略，这时的徐舒各国，可能不但没有像样的战车部队，甚至其城池都未必拥有足够高大的城墙，岂有能力反抗楚国持续百余年的经营？直到吴国势力进入该地区之前，他们一直是楚国的附庸，虽然偶有叛服不常者，但基本大局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这个说法，至少有许多地方是逻辑不通，并难以理顺的。

　　再看吴国的伐郯之役，以及与楚国进行长期战争，需要拥有哪些必要条件？
　　阖闾的时候，吴国都城位于今天的苏州，而讨伐郯国时，都城可能在宁镇平原。郯国的都城位于今天的郯城。直线距离超过400公里，江苏地区河川交错，湖汊纵横，再加上行军路线垂直於河网的走向，大军行程应该超过500公里。在今天的春秋战国地图上，运河东岸的苏北地区，完全是一片空白，春秋时的这里，固然遍布了沼泽湿地，但肯定应该有好多东夷系统的其它部族，生活在该地区，只是因为史书乏载，我们不知道而已，千里冒进，孤军犯难，后勤怎么办？运输保障怎么办？
　　尤其重要的是：吴国素来不通中国，与郯国没有宿怨，忽然突发奇想，讨伐郯国做什么？
　　那时的郯国，一直是齐国的附庸，齐国虽说自齐桓公去世后，国势日下，但区区一个吴国，岂会看在眼里？吴国又凭的什么，胆敢行军千里，突袭郯国？
　　突袭成功了，会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吗？
　　历史告诉我们：
　　584年，吴国伐郯，郯国臣服，吴国撤军；
　　583年，齐、鲁、晋、邾，四国伐郯，郯国倒向齐鲁，称臣鲁国；
　　566年、525年，郯国二次朝贡鲁国；
　　419年，勾践灭郯，俘虏郯子鸪。
　　由此可见，吴国除了获得郯国短暂一年的臣服，锻炼了一下军队外，什么也没得到。
　　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吴国具有征伐小国的能力，为啥不去征服其周边的小国呢？这种周边小国的被征服，至少还可望保有其战争成果，而非在随后的大国反扑中，让自己的努力完全毁于一旦吧？
　　在春秋时代，劳师千里而远征敌国，绝非一件容易之事，审诸整个春秋时代，只有楚、齐、秦、晋、吴，一共5个国家进行过超过400公里的远征。
　　齐国进行过二次远征，一次是656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进军600公里，远征蔡国，顺便责问楚国，为何包茅不贡？一次是645年，进军800公里，远征位于息县附近的厉国。
　　秦国进行过一次远征，627年，进军600公里，远征郑国。
　　但这三次远征，却都成效不高，656年那次意在吓唬楚国，迫使其接受由齐桓公倡导的中原秩序。645年那次是楚国伐徐，齐桓公以八国之众，不敌长驱直入之一楚，采取轻师救徐，重兵攻厉的避敌招数，结果是援兵和徐军被楚国打败，他的攻厉之役，却毫无所得。627年那次，半路被郑国商人吓走，回国途中，被晋军败于崤山隘道。
　　此后，齐国再也没能进行过超过300公里的远征，而秦国的征讨距离也都维持在300到400公里之间。这件事说明了，大国再也不敢在不顾及别国反应，而轻兵冒进了。这就使得劳师远征的艰难程度，除了后勤与运输的约束外，又多出了必须认真考虑别国干预的战略谨慎。
　　至于晋国，则从未进行过超过400公里的远征，一般维持在300到400公里，这个他确能控制其风险的范围内。
　　春秋时的远征大鳄，当推楚国，动辄进行600公里的远征，出征距离一般都维持在400公里以上。
　　对于大国而论，出征距离的多少，不但意味着该国的后勤水准的高低，也意味着其对战略安全环境的控制能力，远征距离越大，战争成本越大，战争风险越高，该国的战争能力也就越强。

　　与这些各霸一方的方伯型国家相比，吴国无论在国力，还是在军力，抑或在战争能力方面，只能算是撮尔小国式的小白，但居然能一出手就不同凡响，直接进行了一场直线距离超过400公里的远征。
　　在其进军路线上，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湖汊纵横，渡过长江后的苏北地区，不但河川交错，淮河附近更是一片巨大的沼泽湿地区域，再加上行军路线垂直於河网的走向，大军行程应该超过500公里。进军途中虽说没有大国，但东夷地区并不像历史地图上的这样荒凉，夏商时代的繁荣，并不次于其它区域，从商代中晚期和西周，更一直是商周天子征讨多年的难缠区域。不但将纣王军队困在这里，而被武王偷袭成功。成王时的管蔡之乱，最大的盟友就是他们，到了周穆王时，徐偃王的东夷之乱，再次震动天下。西周后期，虽说东夷各国被逐次平定，好像各国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车部队，但骚扰粮草的能力，总还是有的。
　　吴国千里远征，从行军路线，到筹备渡河，从宿营，到粮草安全，那是必须充分考虑的。虽说从郯城到临淄的距离多达300公里，但一旦郯国有坚守数月的能力，齐国战车飞速来援的可能，并非完全不存在，会不会遭受秦军在42年前的覆辙，这些对举倾国之力，而进行第一次超过400公里远征的吴国来说，几乎所有的细节问题，都是他们首次面对的全新考验。
　　584年的吴国，可不是齐桓公时代的齐国，齐桓公是带着八国联军，几乎以游行的方式，玩到蔡国的，沿途无须考虑任何问题，进军路线都在盟国境内，宿营有人照顾，渡船有人安排，军队安全方面，他们自己就是天下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只要沿途各国不断补充粮草，只管驾着战车旅游到蔡国就可以了。
　　吴国凭什么无须考虑这些问题，或者说吴军凭什么克服了这些困难，使得他突然具有了千里远征的战争能力？但在胜利后却又突然丧失了这种曾经昙花一现的超强实力？
　　历史没有侥幸，它从来只会对准备充分者网开一面，或高抬贵手，必要的基本功是不会对所谓天才与宠儿，自动回避的。不合理的背后，要么是信息有误，要么就是解读错误，那么，在吴国这次惊鸿一瞥的亮相背后，究竟掩藏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切或许应该与《春秋左氏传成公七年》所记载的：“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来看看何为“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
　　《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军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对这句话的一般理解是，巫臣带着125人，15辆兵车去的吴国，临走时给吴国留下看九乘车，二十五人的配置，让他们训练吴军。 但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就是更多的人必须走着回国。所以，我觉得如果理解为：巫臣带去30辆兵车，带走100人，21辆兵车为解，也许就更加妥当些了。
　　但究竟去了多少人车，留下多少人车，并非这句话的重点，这里的核心在于：巫臣带去了晋国成建制的战车部队，演练了由该建制单位所能承担的战斗任务给吴国人看，事后还留下了最小的战车编制，长期训练吴军。
　　我猜想，或许巫臣并非是在584年吴国远征伐郯之役后，才去的吴国。
　　首先，他应该在家眷被杀后的587年以后，对楚国产生了莫大的怨恨，给令尹和司马写信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由于这些话，与后来楚国猝然面临二面作战的窘境有着清晰的指向关系，所以，我们或许有理由将其理解为，这并非是怒气冲天的威胁，而应是胸有成竹的警告。
　　当然，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没有吴国在584年的惊天一逞，他根据什么选择了吴国？晋国又根据什么相信了吴国？

　我对此事的场景想象是这样的：
　　巫臣早在楚国时，就对吴国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这是一个拥有足够战略资源，乃至潜在战争能力的国家，只是由于制造技术的局限，以及兵备制度的约束，限制了其国家能力的呈现。
　　什么是春秋时代的战争潜力？
　　首先就是物质资源，铜矿、大山里的各种动植物材料。
　　下个章节我将会讨论，吴国的都城以及其主要活动区域，并非在今天的苏州附近，而应该是在今天的宁镇平原，这里南距皖南山区的铜矿所在地如铜陵地区，不到250公里。而这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较快的战争修复功能的最大保证，楚国正是靠着较为雄厚的铜资源，才能在战败后迅速恢复能量，重新杀回战场的。而齐晋二国的战争意愿，就一直受到资源条件的较大束缚，既搞不起远征，也缺乏较快的修复能力。
　　其次是动员组织机制，及军备条件和军事能力
　　这属于可以传授的软实力，也正是巫臣所能带去吴国的。
　　我猜想，正是由于吴国首先具有较大的资源条件，才会被巫臣选中，认为足以担负起对抗楚国的重任。而对那些缺乏相应资源条件的国家，就是再有与楚国为敌的意愿，恐怕也无法兑现并落实为持久的实际行动。
　　正是基于对吴国潜力的了解，才使巫臣有信心对晋国提出带兵去吴国训练其军队的请求。到了吴国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对整个国家进行战略改造的问题，即便是其军队，固然可以在装备不足，或制式化装备不足的情况下，投入训练，但要想最终拥有一支可以直接投入实战的部队，显然还得在标准的制式化装备的条件下，才能达成。这一切，全都需要时间，这应该也就是为何要留下一个基本的晋军编制的主要理由。
　　由于这一切的完成，全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达到，所以，我猜想，巫臣教吴的时间或许并非在伐郯的584年，而应该更早。因为只有这样，他和吴国都才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国家和军队的战略转型，而是否具有适应其当代战争的基本能力，最大的检验证据，就是进行一场晋、齐、秦等大国全都不太擅长的超过400公里以上的战略远征。巫臣是楚国的英才，其名字被尊称为申公巫臣，正是源自他做过楚国最大战争基地申县的县尹，如何策划、准备一场楚国最擅长的战略远征，对他来说显然是轻而易举的手到擒来之事。
　　所以，我认为，应该主要是在巫臣的资源整合之下，给吴国表演了一场千里远征，讨伐郯国的大戏码：让吴国体验了一回只有楚人才玩得转的大手笔远征——直攻远在450公里外，沂蒙山南麓的郯国，并轻易的屈服了对方。
　　为什么拿郯国练手？
　　或许因为郯国是齐国的附庸，而齐国在不久前拒绝了他的投奔。再加上郯国离齐国有300公里之距，一般来说，无惧齐国即时来援。
　　拿郯国开刀，有没有巫臣私怨的可能呢？
　　以郯国的国力来看，应该不会平白得罪晋国的使者。但从巫臣出使吴国的路线看，他应该是经过郯国的。
　　巫臣的封地在今天的邢台，去吴国有二条路线，一条是从泰山的东边，经齐国，过沂山，经郯国，过徐夷、淮夷之地，到达吴国。
　　还有一条是从泰山西边，经卫国、鲁国、宋国、徐夷、淮夷之地，到达吴国。
　　《左传》成公8年（583年）条下，曾有这样的记载：“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恶！’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对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唯或思或纵也。勇夫重闭，况国乎？’”
　　查成公14年莒子朱卒，可知渠丘公，就是这位莒子朱了。渠丘，应该是莒国的邑名。从这里看，巫臣至少应该是在成公8年（583年）左右，路过莒国，并与莒国莒子朱，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学术交流。从莒国南下130公里，就是其必经之路郯国了。

　　需要澄清的是：
　　《左传成公七年》，无论经、传，皆有是年“吴入州来”之说，《春秋》原文所据不详，《传》文即为下文：“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就历史事实看，除了马陵之会外，吴人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都不在这一年。估计是将发生在这一年的攻郯之事，用来对巫臣教吴，进行历史感慨。所以，在这次感慨中，将发生在该年前后的事情，全都搬了出来。
　　另外，在军事学上，也无此可能。吴军千里迢迢进攻郯国，即使军力足够，来回都不敢远征250公里之遥，跑到楚国在淮夷地区的战略重镇州来惹事。因为，如果它打下州来，再打郯国的话，楚国绝对有时间调集大军，彻底灭了它。回途也不可能，不要说疲兵和粮草问题，州来地处战争前线，不可能这么大的事情，一点准备也没有。

　　周人自己创造出的所谓“小传统”，应该源于曾在尧舜时代做过农官，教民耕种，被认为是开始种“稷”的弃。
　　考虑到所谓率先种植“稷”，所需要的漫长驯化过程，我们不妨认为，更应该是弃的祖先，一直就在持之以恒的积累着对“稷”的驯化与种植经验，到了尧舜时代，周部族对“稷”的种植，应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乃至到了足以向适合种植的其它地区，进行种植推广的程度了。由于任何部族都不会单调的进行粮食作物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妨认为作为周部族酋长的弃，同时也应该对整个农业作物的管理与生产工作，全都有着一整套的成熟经验。否则，在世官制的尧舜时代，谅必不会只是他拥有对“稷”这种新作物的种植经验，就会委任他担任需要对遍布天下各地部族，进行整个农业指导工作的农官。
　　《史记·周本纪》说他：“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
　　在这段话里，我们注意到，它首先强调了少年时的弃，应该就通晓对可供织布的麻，以及豆类的菽的种植知识了。而成年后，因为善于“相地之宜”，也就是善于识别不同的土地类型，分别适合种植哪些农作物，同时还擅长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生产安排，这使很多地方的人们，都很愿意听从他的种植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建议。应该正是他具有这种过人的长处，才被尧看中，任为农官，以使天下皆能得其利的。
　　在古代，先进经验的动辄失传，属于社会常态；很难出现经验总结的突变，也是社会常态。经验的传承首先不是依靠纯理论，而是依托於社会组织与生活生活中。以及必须能有对这种经验的日常性的生活载体，才能使其以一种较为深层次的的形式，存在於社会，乃至历史中。
　　类似单襄公总结出的那套话语，如果仅仅以纯理论、纯语言的形式，哪怕你能以文字的形式存在2千年，在缺乏实际的社会运作的情况下，也是要逐渐丧失其生命力，进而失却其知识合理性，而空余其道义正当性的。
　　譬如单襄公强调的“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其所依据的实际天象条件，最恰当的所处时代即在BC2900年左右，最晚不能低于BC2600年，到了单襄公所处的BC600年时，早就不符合所处时代的具体天象了，这就不免失却了这段话所应具有的知识合理性。
　　但由于天象虽然有所移异，但该天象所对应的季节，以及如何对该季节进行怎样的社会及生活适应，这种纯生活经验性的训诫，却一直都没失却其有效性。也就是说，其道义正当性的价值所在，一直是被历史以来的各种生活经验，所实际验证着的。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这样的神奇景观，2千年前拥有切实知识依据的经验训诫，当失却其原本赖以产生的知识环境时，却由于其所残存的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性，却依然能够以脱离知识合理性的形式，而得以保留其道义正当性。
　　尤为重要的是，不断验证的生活绩效，还能不断的对这种已经呈纯理论形式而存在的纯粹经验，产生持久的肯定作用；而这种肯定再反过来，对社会及生活形态，产生基于该纯粹经验之所以得以成立的那个理由，所支持并承载的社会形态，构成不断的修正作用，以使接受该经验训诫而获得其社会发展导向的文化体，得以确立并构成由该经验所希望塑造的历史延续性。
　　具体反应到太伯与仲雍在湖北的打拼历程，我觉得，应该主要就是依靠了周部族这种远在1500年前，就已较为成熟的对农业社会及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技术，正是基于有效经验的传承与发扬，应该使他们获得了“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的最高褒奖。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接着良渚文化的是距今3900年至3200年前，从夏初到晚商的马桥文化。这是一种与良渚文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的外来文化，“良渚文化的观念形态、等级制度的物化形式如玉器，复杂的神像纹和高台墓地等，在马桥文化中几乎完全不见踪影P373”，它只延续了一小部分的良渚文化因素，却融入了大量非当地传统的新文化因素，其中最多的是肩头弄文化遗存，以及二里头、商文化、岳石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因素。
　　今天的学者，多倾向于将马桥文化中的肩头弄来源，解释为后良渚时代在吴越地区占据主流文化类型的主要族群来源。
　　肩头弄文化，来自於浙西南的山区地带的江山市，距今约4000年到2700年前，主要为山民，但由于丘陵山地特殊的地理条件，难免对文化交往构成了较大的障碍，以至于在同一个大文化区内，还会存在着较多的亚文化区。譬如距今4200--3700年前的遂昌好川文化，和福建浦城牛鼻山文化，就是本土亚文化区的代表地点，所以暂时还难以对浙南闽北山区的这些文化群落，予以一个整体性的归类。
　　与此同时，人们还将视野投向了闽北山区武夷山市的葫芦山文化，其主体年代约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之间，人们认为它或是影响肩头弄文化，以及与肩头弄文化一起，同为导致并形成马桥文化的来源之一。
　　但之所以将江山的肩头弄文化与武夷山的葫芦山文化，作为分析典范，其实只是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浙南和闽北山区，所能找到的较为完整丰富的夏商时代的文化。仅就闽北地区的古聚落遗址来说，仅在今天的南平市，就达854处之多，虽说各处挖掘的物品，数量既不多，品类也不丰富，但如此巨大的遗址数量本身，其实已经足以对商周之前的闽北地区的文化面貌，有着一个总体性的呈现了。
　　就陶器方面而论，最为典型的是形成於4000到3500年前夏商时代的福建黑衣陶及印纹陶。黑衣陶对后来的马桥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印纹陶则极可能是原始陶瓷的起源。
　　到了西周时代，在北方铸“鼎”技术不断达到鼎盛的同时，闽人的铸剑技术居然也臻于了技术纯熟的境界，大量青铜兵器的发现，不但说明闽人有着发达的铸造水平，同时应该也说明，这里的青铜技术有着并不短暂的历史传统，以及较为丰富的原料生产。
　　在这种解释视角下，是否允许进行一种这样的设想：在闽北与浙南山区，曾经有着一个山居传统的文化族群，漫长的山居生活，养成了坚韧性格与彪悍体魄，他们因地制宜，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文化类型与生存态度，也许，他们还曾兴起过较为统一性的部族联盟，甚至是意志一致，号令统一的类乎王国的统治形态，以至于早在尧舜时代之前，就对居住在浙北、苏南平原的良渚人，进行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入侵？
　　进而导致了考古学上的下述变迁：
　　太湖南部及东部地区，钱塘江二岸的平原地带，尽为后起的马桥文化所完全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