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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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二
　　语言中的词汇， 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 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 因为本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竟然是这样啊！可是我挡一直在宣传日本大量词汇来源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