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
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 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 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
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 总领事宝士德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
甲午战争后，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
蜜月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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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 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
福泽谕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 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 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与福泽谕吉相同，日本另一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 。
而即使在反战主义者内村锏三看来，“决定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遵循的进步主义，为满洲的中国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难道还应该指挥全体东方吗？”
曾号召“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德富苏峰，声称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