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间涌现出数量众多的著名教育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丰富多彩，流派众多，几乎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还是一脉相传的，从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 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古人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如孔子把教育作为治好国家的三大条件之一：“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了使人口增加、百姓富足之外，还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盛。孟子也十分强调教育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善政”不如“善教”的教育观点。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好的政治*的是法度，是用刑罚约束百姓，使之畏惧国君，不敢违背；而好的教化*的是德性，是用仁德去感化百姓，使之爱戴国君，由衷向善。好的政治得到的只是百姓的财物，而好的教化得到的则是百姓的人心。所以，作为统治者，应该把“善教”当作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墨子则从“兼爱”的立场出发，指出劳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人民受不到教育，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提出了“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三大施政纲领，把教育当作使社会走向安定的重要措施之一。汉代的贾谊则把教育的地位提到了“政之本”的高度。他说：“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新书·大政下》）董仲舒继承了孟子的“善教”思想，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告诫统治者要用教化作为防范百姓的“堤防”，这种说法显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但他认为教化的作用远远大于刑罚，这无疑是
正确的
。唐代的孔颖达从儒家传统的政治观出发，充分肯定了教育在营造社会良好道德风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宋代的朱熹也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并从当时的教育实际出发，反复强调国家办教育应“以明人伦为本”，只有“教明于上”，才能“俗美于下”，“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可见，朱熹已将重视教育的眼光投向了未来。2. 强调教育的必要性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如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是由于后天所受到的社会影响不同，才有了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之分，所以，加强后天的教育，对于人的健康成长是十分必要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人虽然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但这些美德是很容易丧失的，只有不断地思考学习，努力追求，才能克服外界的干扰，保持自己的善性。如果一个人只注重物质生活，而不加强精神教育，那就和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孟子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藤文公上》）可见，接受教育是人立身的关键。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但他对教育的必要性的强调却是和孟子相同的。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世上之所以有君子、贤人，是后天教育改变了他们的本性，使他们由性恶变成了性善。他说：“为之，人也；不为，禽兽也。”（《荀子·劝学》）如果学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学习，那就如同禽兽一般。这与孟子的话如出一辙。荀子还用许多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环境教育对个人成长的重要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所以选择好的教育和环境，对人的成长是十分必要的。荀子还强调，学习是人们由贫*走向富贵，由愚笨走向聪明的唯一途径。他说：“我欲*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荀子·儒效》） 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要想有大的进步，就必须首先从教育做起。这正如《礼记·学记》所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诚意、正心”是指个人内心的保养，也就是所谓的“修心养性”。其中诚意是正心的先决条件。《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诚意就是要做到不自欺，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严守各种道德规范。就像朱熹所说的那样：“诚意，只是表里如一。若外面白，里面黑，便非诚意。今人须于静坐时见得表里有不如一，方是有工夫。”“君子慎其独，非特显明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外，粗精隐显，无不慎之，方谓之‘诚其意’。”（《朱子语类》卷十六）意诚之后，就可以排除一切干扰，使内心合乎儒家的中正原则，对待任何事物都能做到不偏不倚，这就叫“正心”。“修身”是整个教育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具体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最终目的，所以《大学》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只有自身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才能以身率范，使全家达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伦理标准。家齐是国治的基础，只要家家都能遵守礼义，国家自然就会走向大治。“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这充分反映了儒家家国一体的政治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儒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天下大同，所以，《大学》把“平天下”作为整个教育程序的最终阶段，希望那些有才德的君子在治好一国的基础上，把自己的仁德和善政推广到其他国家，最终实现全天下的太平。自从《大学》概括出古代教育的总体目标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此作过补充和阐发，但基本上没有超越这个范围。这些目标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所遵循的原则，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古代教育的教学思想教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中国古代教育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掌握了一系列教学规律，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教学方法和原则，为后来的教学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1. 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就是要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针对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实际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使受教育者能够各尽其材。因材施教的最早实践者是孔子。“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论语集注》）他特别注意观察和了解学生，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发挥学生的特长，弥补学生的不足。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很多。如《论语·先进》记载，子路和冉有同样向孔子询问“闻斯行诸”的问题，但由于平日里子路过于冒进而冉有过于退缩，所以，孔子就要求子路不要“闻斯行之”，而要求冉有“闻斯行之”。再如，《论语·颜渊》记载，樊迟、仲弓、颜渊三人问的同样是“仁”，孔子却根据三人的不同学业造诣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这三种深浅有别的答案，可以使三人都能结合自己的实际将仁付诸实践，这比那些不切实际的死板教育更能收到成效。孟子也十分强调因材施教，他认为，人的天性是相同的，但由于后天的修养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个性差异，这就要求教育者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孟子在教学实践中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把对学生的教育分为五种情况：“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针对几种不同类型的学生所采取的不同施教方法。唐代的孔颖达继承了这种思想，提出了“师当随材而与之”的教学主张。他认为，教学不能按教师的主观意愿行事，而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来决定教授的内容和进度，“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不知，虽舍之可也。”如果教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学生的接受能力，那就宁愿停止；如果一味地“进而不顾其安”（《礼记正义·学记》），结果只能造成学生的负担过重，最终导致教学的失败。

2. 启发诱导启发诱导是一种可以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教学方法，从古到今一直深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欢迎。孔子就特别善于运用这一方法，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愤”就是很想把某一问题弄明白却还没有明白、心中因此而烦闷的心理状态，这时候就需要教师去开导他，使他的思路畅通。“悱”就是思考某一问题已经心有所得，想要说出来却不知如何去表达，这时候就需要教师去启发他，帮他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学生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这个时候去教导他，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孔子还要求学生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否则就不再教他了。这是对启发式教育的更高的要求。颜渊曾感叹他教师的教学艺术的高超：“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孔子善于对学生循循诱导，用文献去丰富学生的知识，用礼节去约束学生的行为，使学生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启发式教学方法运用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了。孟子也很注重启发式教学，他用射箭作比，说明教师只能对学生启发诱导，而不能包办代替。他说：“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教师只是把弓拉满，摆出跃跃欲试的样子，却并不把箭射出去，用这种方法来启发诱导学生主动学习。《礼记·学记》在这方面的主张与孟子相似。《学记》说：“君子之教，喻也。”“喻”即譬喻说明，相当于启发诱导的意思。《学记》主张“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也就是说，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但不能牵着他们走；鞭策学生，却不强行逼迫他们；为他们开个头，却不亲自带他们到终点，而是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学记》认为，“博喻”是教师必备的条件之一，强调“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朱熹对启发式教学有进一步深入的见解。他认为，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既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又要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他特别强调教师在启发式教学中的重要性，认为教师如何有效地启发学生去主动思考，是启发式教学成功的关键。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教师的任务只是“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而不是事事都替学生亲躬。他经常告诫学生，“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己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朱子语类》卷十三）但教师又不能被动地等着学生问问题，而应该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促使学生向更高的层次努力。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教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规类编》）使无疑者有疑，使有疑者无疑，这正是启发式教学的精髓所在。3. 学思结合学思结合就是要将学习和思考这两个环节密切联系起来，既重视学，又重视思。学思结合的原则也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名言是对学、思之间密切关联、不可偏废的关系的恰当概括和总结，成为后世教育者一直尊奉的法则。他还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思不如学，而是为了说明不能只思不学；他在《论语·季氏》中曾提出“君子有九思”，说明他是十分重视思考的。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学思想，认为学思结合，是学习成功的保证。他用学射箭来比喻学与思的关系：手中没有弓箭，只是思考射箭的模样，自然不能掌握射箭的本领；手中有了弓箭，却不考虑应该怎样去射，同样无法提高射箭的技术。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所以，朱熹特别强调学思结合，他说：“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如果只读不思，必不知其意味；只思不读，纵使晓得，终是不牢*。只有读得熟又思得精，才能心、理合一，永远不忘。他明确指出了学思脱节的两种弊病：“今学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 （《学规类编》）前者缘自只思不学，后者起于只学不思。朱熹的这些见解，进一步丰富了学思结合的教学原则。

王夫之对学思关系的论述更为深刻，他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而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四书训义》卷六）学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帮助自己开阔眼界，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思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得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而不致于墨守前人的成见。学与思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所以，王夫之又说：“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些论述对深化学思结合的原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4. 教学相长教学相长是指教和学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教学相长”的命题是《礼记·学记》首先提出来的。《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知道自己知识能力的不足；只有通过教学，才能发现自己的困惑。知道自己的不足和困惑，才能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学习，奋发自强。所以，教学活动并不是单向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师生双方都能受益的双向互动过程。教师不只是在传授知识，而且要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弱点，通过不断学习和提高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学生也不是被动的学习，而是要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努力思考，不断强化自己知识的薄弱环节。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同时得到提高。“教学相长”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贡献。第六节 中国传统的中国古代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众多的艺术形式，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审美经验，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为繁荣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中国古代艺术的主要门类中国古代艺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这就使得中国古代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丰富深邃的内容，到多姿多彩的形式，再到那诱人的艺术魅力，中国古代艺术都有着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它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对艺术的独特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卓越的艺术造诣。中国古代艺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结果，又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众多的艺术门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宝库。1. 文学艺术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早在汉字产生之前，中国古代文学就以口头的形式流传着、发展着。从一开始，中国古代文学就和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不仅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形式。它以艺术化的语言和多样化的形式，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使后人能够更全面、并且更容易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深内涵。同时，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这些只有在中国文学中才能见到的特殊文学样式，本身就是极具民族风格的独特文化现象。我国古代文学有着光辉的起点，春秋时期编成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诗经》现存305篇，创作年代历经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大约五百多年。《诗经》共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周颂、鲁颂、商颂。《诗经》的各篇原来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风、雅、颂的划分也正是依据不同的音乐风格。宋代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反映十五个地区风土人情的民间歌谣。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当时人们把京都地区的音乐视为正声。颂是一种用于宗庙祭祀的舞乐，是边歌边舞的。风、雅、颂的划分，反映了当时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密切关系，体现出了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诗经》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形象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面貌，真实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的价值。《诗经》所创造的“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奠定了中国诗歌审美体系和抒情模式的基本格局；特别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的类比思维，对中国诗歌兴寄遥深、含蓄蕴藉的特色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具有十分浓郁的楚国地方文化色彩。由于屈原的《离骚》是这种诗体最有名的代表作，所以后世又称楚辞为骚体诗。骚体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过渡到了诗人独立创作的新阶段，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骚体诗广泛吸取了楚国地方文化的给养，与当时楚国的民间文学“楚歌”、地方音乐“楚声”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时常使女巫装扮诸神，在音乐的伴奏下载歌载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这种“巫歌”直接影响了楚辞的创作风格，使楚辞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情调。楚国的音乐在当时也很有特色，其歌曲《阳春》、《白雪》在历史上颇负盛名。楚辞中的许多诗篇都带有明显的“楚声”痕迹，如其中的“乱”、“倡”、“少歌”等都是对当时音乐形式的保留。楚辞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其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作者往往把现实社会幻化为神奇迷离的神仙世界，通过恢弘场面和非凡气势的营造，表现出作者热烈奔放的感情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楚辞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用以比兴的事物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如《离骚》把神话传说和自然花草人格化、形象化，以香草象征诗人志行的高洁，以婚约比喻君臣之间的遇合，以众女妒美比喻小人的嫉贤妒能，这些比喻形象生动，意味深远，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楚辞善于吸取和加工楚国的方言土语，并借鉴楚国民歌的“兮”、“思”句式，这不仅使它的语言饱含乡土气息，而且使它在整体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韵。总之，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为了解当时楚国的地方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汉赋和汉乐府民歌是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学样式。汉赋是由楚辞演化而来的一种

中国的教育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教育.

有点觉得楼上的说法偏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