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认为自己是炎黄裔胄，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始祖。究竟是不是那样，从来都不加以深究。可是进入近代以来，这个观念发生了动摇。当西方列强纷纷侵扰中国时，一些西方学者也忽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生了兴趣。他们无视中国文明的整体特点，摭拾一鳞半爪随意比附，说什么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是西方起源的，一时间弄得有些中国人也糊里糊涂。不过大多数学者并不相信那些说法，而早先的传说似也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把许多学者推上了第一线，其间经历了许多思考和探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注：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自序，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起步的。 

但中国古代文明并不是从商代才开始的，因而对于夏代文明的探索一直吸引着许多考古学家。1959年为着寻找夏墟而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都城级遗址（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那里有大型的宫殿基址和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铜器作坊遗址，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年代比郑州商城早。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是夏是商还是前夏后商，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附近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晚于二里头而与郑州商城基本同时的大型城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它的始建可能与商汤灭夏的事件有关，从而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见解便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鉴于二里头已有若干用青铜做的兵器、礼器、乐器、工具、用具和装饰品等，并且有较大的铜器作坊；郑州商城则有更多、更大、制作也更精良的青铜器和规模更大的铜器作坊，至此李济关于夏和商代前期为青铜文化的预测便已得到完全的证实。而夏代不仅有青铜器，还有宫殿、宗庙和一系列典章制度，说它属于文明时代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中国文明的起源似乎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是中原龙山文化，再以前是仰韶文化，三者在年代上是依次衔接的，中间并没有什么缺环。过去以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后来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铜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也发现有小铜器或铜器痕迹，说明那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而应该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注：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个时代。这样二里头青铜文化的产生也就不显得那么突然了。同样的道理，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文明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面必然有一个酝酿和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这个问题日益明朗起来了。

第二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等，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500～前2600年左右，各地的年代容有一些差别。这是史前城址迅猛发展的时期，公元前3000年以后发展更为迅速。城址的数量大增，有的似有成组和分等级的现象，有的规模也十分可观。这个时期社会分化的现象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红山文化晚期看得最为清楚，这几个文化的资料往往作为文明起源较早的重要证据，对于它们的个案研究也进行得比较深入。这时社会的分层已十分明显，甚至达到了比较尖锐的程度。尽管文化之间的联系、接触与碰撞大为增加，而各自仍然保持着相当独特的风格，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它们都应该属于原生型的模式。目前对这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还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有的则认为还是史前社会。不管怎样，这个时期已经比第一阶段进了一大步，文明化程度更高了，文明社会的色彩更浓了，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三阶段即通常所说的龙山时代，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时长江流域和燕辽地区似乎出现了文化发展的低谷，而黄河流域则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带全局性的转变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以至吸引不少学者去探索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只是至今还没有得出比较满意的结论。这个时期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遗址也大多见于黄河流域，诸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的王城岗、平粮台和禹县瓦店等处，都曾被指认为某某都城，虽然不一定准确，也不失为一种探索的途径。这个时期的铜器已经比较普遍，制陶业已经从手制为主转变为轮制为主，建筑上大量使用白灰，有些建筑用人和牲畜奠基，人祭现象也时有发现，墓葬反映的阶级和等级分化更为尖锐。所有证据表明这个时期文明化的程度又提高了一步，也许确实可以看成是文明社会了。由于龙山时代已逼近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已被公认为夏文化（注：关于二里头文化应属于夏文化，邹衡先生曾经进行过详细的论证，见所著《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年）及其后发表的许多文章。过去一些学者以为二里头是成汤所居之亳而反对此说。自从

1983年于二里头遗址附近发现尸乡沟商城以来，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大家已一致同意尸乡沟商城小城的始建应作为成汤灭夏的一个标志，从而同意二里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所以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突出发展，就直接为夏商周文明的相继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碳十四所测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左右，总积年仅300年， 比古本《竹书纪年》所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差了许多，起始年代也比一般估计的晚了许多。而中原龙山文化已有许多测年的数据，似不可能比公元前2000年更晚。也许二里头一期的数据太少，又略有误差；也许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环，这是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着重解决的问题。不论怎样，龙山时代应该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唐尧虞舜时代。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朝廷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如果说有一定的联盟性质，也应该是古国的联盟，是有政府有元首的联盟。《墨子》就经常把虞夏商周连称，孔子也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引述）。所以说龙山时代是文明初期的古国时代也是与古文献相合的。 在古国时代，各国的关系可能有联合，有对抗，有征服，有兼并。其中尧舜的国家可能是势力较强而为禹及其后人所继承的。在夏商周时期同样还有许多中小国家，也是有联合，有对抗，有征服，有兼并的。商周都经历过从部落到国家的的过程，建立国家以后又分别为夏商所兼并。虽然如此，它们都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等到逐渐强大起来以后，又反过来灭掉夏、商。这种所谓灭也有点像改朝换代，是地方政权取代中央政权，所以文化上多有继承，只不过有所损益而已。这是在中原及其周围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古代文献中记载较多的事情。至于其他地方，也曾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也建立了许多中小国家，也有自己的文明。近年发现的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星堆文化、包括大洋洲大墓在内的吴城文化，以及湖南宁乡黄材青铜器群所透露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等，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些国家也发生过联合、对抗、征服和兼并的事情，只不过没有夏商周势力发展得那么大。其中有些势力也曾与夏商周发生过关系，从而为以后建立秦汉那样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讲文明起源不能只讲到夏代以前，至少要包括夏商周，甚至还要包括周秦以后，因为在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在走着从部落到国家的道路，其中有些甚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以至最后融入伟大的中华民族之中。由于年代较近，相关的文献记载较多，对它们文明化的过程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对于以前发生的文明化过程还可以有比较研究的价值，所以不可忽视。当然研究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夏代以前或周秦以前。 回顾过去，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虽然有70多年的历史，而进展最快、成绩最大，从而引发观念的转变，真正切入到问题的实质，则不过是最近20多年的事。现在我们认识到： 一、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在整个世界的东方，即从印度的马尔瓦高原向北经过帕米尔高原直到乌拉尔山脉一线以东的广大地区，中国文明是最先起源，发展水平最高，并且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她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二、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先发生社会分层和分化，从而迈开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当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前2600年是普遍文明化的过程；公元前2600～前2000年当已初步进入文明社会；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秦汉帝国建立以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在边疆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经历着逐步文明化的过程。 三、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而是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件也最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情况不同，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也是她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文明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现在考古学揭示的主要是一个框架结构，具体内容的研究还很不够。例如对古城的研究看起来很热闹，实际内容不多。现在大多数古城仅仅找到一个城圈，城内有什么建筑设施，功能如何？城内和城外的关系如何？是否城都有城墙围护？如果不一定是，又如何确定城的性质？凡此都要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的研究。仅此一例就可以知道要切实弄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短时期可以奏效的，需要有战略的眼光进行长期规划，把重点发掘和普遍勘察结合起来，把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结合起来，庶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近在一篇短文（注：严文明《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一期，1999年5月。）中指出， 研究古代文明及其起源，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实行多学科合作，以便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既是课题本身的要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考古学研究需要与人类学、民族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合作已经谈论得很多了，这里不谈，不等于说不重要。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的重要。因为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往往涉及到十分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诸如城郭制度、宫庙制度、陵寝制度、棺椁制度、车马制度、礼器制度乃至各种器物的命名和用途等，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讲文明起源不能不讲这些制度的起源，如果不结合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这些情况就难以彻底弄清楚。再如某些考古学文化族属的考订，某些上古地名特别是一些重要都城的认定等等，无不需要结合古文献和古文字的研究。有人认为强调与文献相结合会丧失考古学的特点，不足为法，我却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和优点，必须发扬。如果把握得好，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作者简介】严文明，北京大学教授

终于贴完了，中间若有重复的，请吧主删除，贴某一段时系统提示贴太长，要审核，我等不及更无法确保审核，所以重新贴了，大致在3楼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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