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有了钱，竞相购买名牌名车和奢侈品，鲜有人像欧美有钱人，将财富纷纷捐给慈善基金，公益事业。这个现象有着深远的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

他潜在的竞争者，首先是兄弟叔伯诸王，均有帝国血统。按照汉文帝当时登基的故事，一旦发生政变，确实个个都有变成新一代君王的潜在竞争资格。比如《七步诗》，曹丕蓄意要杀掉曹植，曹植的威胁性就在此。 其次是封疆大臣。大一统的帝国，统治上最难的就是幅员太广，信息交通上有技术障碍。中国有句古话“天高皇帝远”说的就是这种事情。 这使一名封疆大臣往往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就可以成为一方的土皇帝，势力根深蒂固，过几代都难以铲除。这类故事《通鉴》中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采取的应对方式是派人监视所有这些可能的竞争者，一旦有争取民心的行为，就加以钳制，易地为王，或者干脆以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软禁甚至杀害。 下面的兄弟叔伯诸王这些人嫌疑最大。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对他们而言，保命的最好方式就是装沉迷酒色糊涂平庸甚至残暴。统治者不怕你这样做，越是这样做，越是觉得能拿得稳，不怕你打下扎实的基础，随手可以收拾你。忌讳的就是开仓赈灾之流，青天之流。 这样，承平之时，中国有权有势者忌讳将财富运用于改善民众的生活。一旦灾变发生，也不敢及时赈灾。活了一众凡夫，接下来遭皇帝猜忌，掉脑袋的就是你自己。

这一点上，西方自古有着不同的传统。 要说基础，就在于西方自罗马帝国时代开始，就是“立贤不立亲”的传统，不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缘政治。下一代的罗马统治者，往往是上一代的养子，而不是亲子。养子往往是挑选杰出者，中年才加以收养，并不是自幼抚养长大。 这种继承制度非常类似于中国上古时代的“禅让”。但是自尧舜禹以降，就不再有哪个王朝以这种方式挑选继承人。汉朝第一代君王刘邦立下的“父子相传”成为约定俗成的继承制度。 在罗马，则是一代代的执政官都是以挑选贤者或者战功显赫之人，作为下一代执政官。这与中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竞争机制。 在中国，稍微冒头的就会被打压下去，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但是在罗马，是只有自身充分努力，争取到了民众的认可，拥有了很好的名声，才能有竞争统治权的资格。 相应产生的社会风气，直到现在也在欧美发生影响。就是捐赠制度。 古罗马的富人若要斗富，就会竞相捐赠城市设施。你捐一座浴池，我就捐座艺术馆。你捐体育馆，我就捐图书馆，或者修路。就像现在美国的富豪，比尔盖兹搞了比尔美琳达慈善基金会，巴菲特就捐出大部分遗产。哈佛等常春藤校的著名校友，也是纷纷捐赠大楼，图书馆，研究中心，实验室。 一代代这样斗富下去，整个社会就形成了财富回馈的正循环。

而中国古代的富人是如何斗富的呢？举石崇王恺为例。你以绸缎作为马路两旁的屏障，我就用巨烛烧菜。竞相浪费。这种浪费的结果对整个社会，一点促进作用都没有。（插一句，对基地皮有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拿到现在依然是如此。中国的富人有钱，就会去海外拼命购买名牌，奢侈品，高级轿车，少有人会将财富捐出，作为慈善用途。 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包兆龙图书馆，这种，允许他捐建，是因为没有拿他当本国民众看待，不具备竞争统治者的资格。 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慈善机构现在都掌握在党的手里，不是私人可以随便成立的。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帝国的统治权产生机制的逐级向下影响，造成了东西方不同炫富方式的起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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