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海
广州

香港秒杀

广州有什么权利 本地人升学率 跟情愿有区别么

导语 近日，异地高考又成为 "
热门话题"，起因是北京籍家长反对推行异地高考，认为异地考生不应"入侵"，并声称："要想享受作为北京人的权利，必须先要承担责任"。
关于 "北京人"的定义，之前的专题
《有"纯种北京人"吗》已作驳斥。既然争论仍未结束，这次不妨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利"究竟是不是都来自"本地人"？

看了半天才知道楼主要表达什么

现行政策让北京、上海等城市可从全国“吸榨养分”
建国初设立的区域经济分工，使得发达地区坐拥巨大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经济在“计划经济”的统筹下，形成了很多较为封闭排他的区域经济体系：首都北京被定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上海被规划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产业基地，广东则坐拥深圳经济特区，目标就是发展为中国经济第一强省。
但这种排他性的区划，却让不少中西部地区付出了代价。以地处中原的河南为例，由于长期被国家定位为“确保农业基础”的粮农生产基地，再加之河南人口基数全国第一，人均资源少，使得河南只能甘为农业省并大量向发达地区输出“农民工”。长期将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情况，使得河南成为全中国最封闭的地区之一。根据华东师范大学谢守红教授对中国各省市对外开放程度的比较研究，河南的对外开放程度在全国各省市排名垫底，在该研究中，广东，上海和北京位列前五。
这种政策上的倾斜，让地区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诸如北上广的富裕地区可以专心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必担心“农业”和“劳动力”。而非政策倾斜地区，只能作为“供养者”。

很简单
京津沪是异地高考的抵制者
广州跟清远是支持者
这就是权利的区别

楼主，你老家本地人的权利源自哪里，上海就源自哪里？

中国区域经济走向均衡与地方化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统筹区域发展已经进入区域一体化阶段我国是一个地区差距非常大的国家，这种地区差距不仅仅表现为不同地区居民名义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许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非常恶劣，加快发展的要素条件匮乏。地区差距的扩大，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统筹区域发展是最重要的途径。
统筹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最终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以据点式开发为主、点线结合的开发模式。在目前我国地区经济有些已经较为发达并且城镇开始密集的情况下，继续实行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缺少必要联系与协调的据点式开发，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要求。
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产业跨区域转移，按照规划的经济区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同时也是区域经济作为“块状经济”的必然要求。
区域发展环境的约束逐渐明显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发展的约束因素在增多，加大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难度。
第一，国际发展环境约束加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地方经济保护主义抬头，制约了资源相对不足和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我国东部地带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性产品则受到地方保护和国外同类更加便宜产品的竞争压力。
第二，国内区域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行政区划与经济区的脱节、跨区域协调体系和机制还没有最后完善起来，都成为约束区域发展的国内环境。而规范的区域转移支付体系的薄弱，对不发达地区获得来自发达地区的发展援助，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超过以往。一些区域产业发展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由于工业发展和城市盲目扩张，大量消耗资源和占用耕地，使环境污染加剧，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
新时期我国区域格局的变化思路
我国以往的区域发展思路是加快集中和聚集，在新的背景下，区域发展是否可能转向均衡和地方化，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我想提三点想法：
第一，协调互动，走向区域均衡。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走向区域均衡格局，就需要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
第二，城乡互动，促进发展的地方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发展的地方化，就是要分散人口和产业，适当集中和适当分散。具体的途径是采取“切块设市”的办法，大量增加城市数量，并增加建制镇的数量。
第三,形成合理的多极区域发展新格局。目前，我国区域发展的真正宏观极点就是“三大都市圈”。一年多来，国家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使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东部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部的长江中游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西部的关中和成渝地区、东北的辽宁沿海地区形成发展的宏观极点，已经出现端倪。未来形成多极区域发展新格局，是值得期待的。

广州深圳的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中国现在不是国家调控体制，那么中国的资源一定会更加的集中！

广 明显是抱腿的 ！！！！！！
房价物价都低的要死 ~~~~ 生活成本很低~~~~~而且政治地位只是个副省~~~~~估计没人去的缘故 呵呵。。。。。这种说法早过时了。。。。。

这才是本地人权利

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税收与税源背离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10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认为，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存在着财权上收、支出责任下移的趋势，县乡基层财政日益困难，对中央、省、市转移支付拨款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应该实施“税收与税源一致性原则”的具体改革。
税收与税源背离
“在中国税收理论中，一直忽视对兄弟地区之间拥有平等权利的理念。”许善达将这个问题称为“税收与税源的背离”。
1994以来，我国省际间人均税收收入差距与人均GDP差距相比，呈明显扩大趋势。这说明人均税收收入省际间差距并不完全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决定的。
具体表现为：一个地方政府创造的税源所形成的税收没有被这个地方政府所收缴，而是被另外一个地方政府所收缴。例如，西气东输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及发电环节的增值税被售电环节的地方政府收缴；消费税没有被这些商品销售地的地方政府收缴而是被这些商品的生产地收缴；央企集团，特别是商业银行，全国范围的利润所形成的所得税被总部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收缴；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制度和地方分成制度使得异地获得收入居民的税收被不为他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收缴等。占全部税收收入90%以上的主要税种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税收与税源背离”的问题。
建议实施五项改革
许善达认为，应实施“税收与税源一致性原则”的具体改革方案。
首先，对于企业集团缴纳的增值税应该根据不同环节的增值率确定集团内部或集团外部关联企业之间增值税收入分配。这一项改革不涉及企业集团增值税总体税收负担，只调整增值税在不同环节之间，也就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
其次，企业所缴纳营业税的税基分布在不同地区时，要按照营业税税源分布地区来分配营业税税款。
再次，将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消费税改为在商品最终消费环节，即零售环节征收。
第四，改革现行不完全的企业所得税在不同地区间分配的制度。
第五，个人所得税均应归属居民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无论代扣代缴单位的所在地是否在居民所在地。

“亡羊补牢”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也未能充分平衡地区财力差距
在意识到了地区发展的巨大不均后，中央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弥合这种差距，即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先汇聚全国部分的财政税收收入，然后再根据各地情况进行调配，从而平衡各地方财政收入的巨大不均。
但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实施细则决定了它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财政转移支付有一项主要的组成——税收返还。税收返还制度在1994年分税制后被确定下来，税收返还额被定为在1993年的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各地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1∶0.3系数确定，即经济增长越快的地区，税收返还越多，而发达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2002年中央政府进行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改为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以2001年为基数，各地实际所得税低于基数，中央就会按差额返还。这一举措虽然使得发达地区的返还率较之前下降，但发达地区基于庞大经济基数仍可享得大量的资金。
另外，财政转移支付也未完全按照各地人均财政收入进行分配，有些时候甚至还会出现发达地区反倒获得了最多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以2005年的数据为例，从上图可以发现，上海市的人均财政收入全国第一，按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援”原则，上海人均获得财政转移支付应该是全国最少的。但实际上，当年上海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指数排名全国第五，即相比多数不发达地区，获得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更多。

财政转移支付：从讨价还价到科学透明
者前不久在石家庄
见到河北省财政厅预算处处长赵文海时，他刚从西安
回来。他说这次去西安是参加财政部预算司召集的一个研讨会，十几个省的预算处处长都去了。“这个会主要还是研究如何使转移支付更规范和透明。”赵文海说，“像这样的会每年都要开几次，中央和地方的同志都畅所欲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不断增强，规模也逐年扩大，从1994年的46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9144亿元，规范、公正、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初步形成。
转移支付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从公众的角度讲，转移支付是一个专业又枯燥的名词，它似乎一直处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但实际上，它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目前我国转移支付体系由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组成。财力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通俗地说，这类转移支付就是中央财政根据对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科学测算，将一部分资金无偿划拨给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最终目标是“人不分南北，地不分东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大体一致的。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萍介绍，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年年都在增加，从1994年的46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9144亿元，扩大了18.8倍。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由99亿元增加到4732亿元，年均增长38%，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从21.6%增加到51.8%；专项转移支付从361亿元增加到4412亿元，年均增长23.2%，占转移支付的比重由78.4%下降到48.2%。
据了解，转移支付资金在我国发达和不发达地区间的贫富均衡作用效果显著。以2006年为例，如果将东部地区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作为100，中西部地区仅为32。实施转移支付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支出上升到55和63，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据赵文海介绍，现在河北省一些困难县得到的转移支付资金，要占它当年支出的70%多。
从“一对一谈判”到科学测算
因为转移支付关系到每个省区市每年的可用财力这个大问题，所以，分税制改革以前，各地方为了从中央多要些钱，使用了很多办法“讨价还价”。在财政部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对记者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到1993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模式主要是分级包干体制，具体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中央财政对地方采用什么样的体制形式，补助多少钱，通常是采用“一对一”谈判的方式确定。每年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财政部门领导最头疼的事就是跟各省份“一对一”谈判。这样的办法人为因素大，过程不透明，结果也不尽合理，往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阎坤介绍，目前公式化分配的转移支付办法，是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地方本级标准财政收入主要根据各税种的税基和税率计算确定。各地区标准财政支出由该地区行政公检法支出、教育部门支出、农林水等其他部门支出等经济性支出构成，根据标准财政供养人数和全国统一支出水平等因素，按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其他经常性支出项目分别计算确定。转移支付系数参照当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支出大于标准收入的收支差总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确定，财政越困难的地区补助系数越高，并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适当倾斜。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许宏才说，近年来，随着转移支付规模快速增加，中央财政部门想出了很多办法，采取了很多措施，提高转移支付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实行统一试卷，统一分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