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滞后15％左右，其导致了服务业领域发展的严重不足，使农业中剩余了2亿劳动力。
　　实际上，土地制度的不顺，特别是高房价，会严重阻碍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如果不进行改革，我们将会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大部分人买不起高价住宅
　　有的研究认为，房价和居民收入比应当在3-6的范围，6以上居民购买住房就非常困难了，7以上房地产市场价格就有泡沫了。
　　有的研究认为，居民房价收入比应在6-7的区间。我认为，其研究对比，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
　　一是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比较高和人口城乡结构已经稳定不同的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阶段。
　　大量需要在城镇购买房屋的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工家庭，而中国目前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统计他们的收入。房价与他们的收入相比，2007年高达16倍以上，这样高的房价，使农民工永远也进入不了城市，成不了新市民。
　　二是中国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远比一些发达国家大，平均起来看，似乎房价收入比在6-7的范围，但是，对于60％的中低收入者来说，房价收入比在8-24的范围。
　

　　研究显示，在全国统计的７个收入阶层房价收入比情况中，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只有2.64，而最低收入户的这一指标却达到23.68，相差了9倍。
　　其中，中等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8.23，已经不具备购买房屋的能力。中低收入的居民占全体居民的60％，加上每年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
　　住房危机危害社会
　　1996-2003年中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最直接原因是粮食播种面积下降。
　　而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一方面与耕地面积下降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是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等农业政策实施的结果。
　　因此，他们建议，保证粮食播种面积，是当前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
　　而天则研究所的研究认为，需要特别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联系起来，即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
　　我国改革以后的30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一直是减少的。
　　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保护耕地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
　　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显然，这是

　　我们将居民的食品消费和居住消费进行比较。
　　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上看，食品消费在居民的支出结构中逐年下降，而居住消费逐年上升。
　　1978-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比例从57.5％下降为37.9％，农村居民从67.7％下降为43.7％。
　　而居住消费，城镇居民则从1981年的1.39％上升到目前的30％左右，农村居民消费从1978年的3.16％上升到17.8％。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居民最终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占的比例在10％-20％，而住宅消费的比例将会上升到30％-40％。
　　因此，对于居民来讲，特别是农村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居民，居住消费支出的压力，要远比食品消费的支出压力大和沉重得多，而且会越来越大。
　　食品安全方面出现问题，政府通过努力好解决；而住房方面出现的居民生活和引致的社会问题，政府很难加以解决。
　　从居民阶层看，出现食品消费困难的主要是低收入户，占城乡居民总数的5％左右。
　　一旦出现食品消费方面的困难，政府需要救助和补贴的家庭比例小，并且由于食品的价值相对住房要小得多，财政负担也较轻。

　　即使农村中有房，也会越来越多地不再回农村，这些人靠打工解决吃饭问题并不困难，难的是基本上购买不起城镇的住宅。
　　拉美、南亚一些国家，当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买不起住房时，对贫民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虽然市容景观不雅，社区条件很差，但是使大量的转移人口有了居住的地方。
　　但是，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贫民窟在各城市的城管等体制下，根本无法存在。因此，中国与拉美和南亚国家不一样的是，未来在中国的城市和城镇中会出现大规模的或者租不起住房的人口。
　　或者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在面积狭小和条件极差的租屋或者工棚之中，或者出现大规模的无业无房人口，在城市和城镇中居无定所的游民可能会越来越多。
　　相当多的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再加上转移人口基本上买不起房，其生活与富人的对比，其生活尊严的低下，其生活的沉重负担和艰辛，使他们对社会的怨恨，必将积累成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和反社会行为，形成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未来住房问题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我认为，比粮食问题可能引起的危机，在现代社会更容易积累和发生，政府不易于控制，不易于解决，问题的后果和造成的损失，可能要大得多。 中国经济时报
对

城市化是在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