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性感的猪蹄　　咱村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戒条。骂村长没事，骂他祖宗八代也成，但不能用手指着村长的头颅骂，特别是不能操家伙在村长的脑袋上瞎比划，那样准倒大霉。　　我爷爷说这个戒条的形成是日本鬼子进村的那一年。烈日当空，松井小队长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开进了村，一把光闪闪的东洋刀架在村长的脖子上，叽里呱啦地命令村长交剿匪粮；黑咕隆咚，国军许旅长身着长袍马褂脚踏滑杆悠悠晃晃溜进了村，一根文明棍在手中变戏法似的转了几圈，然后不偏不倚地敲在村长的脑门上，命令村长交国难粮；黎明破晓，八路军李大队长头裹毛巾肩挎褡裢神鬼不知钻进了村，一把系着红绸带儿的盒子枪顶在村长的头颅上，命令村长交抗日粮。每月逢十，村长敲着铜锣扯着嘶哑的嗓门，挨家挨户地叫唤：“老少爷们注意啦，国军的粮食送到村东，八路的粮食送到村西，皇军的嘛，大家再加把劲，不得有误。”到了傍晚，村子里各式各样的硬木轮车和独轮手推车载着装满粮食的口袋，来来往往阻塞了道路，煞是热闹。　　国军是抗鬼子的，鬼子是剿八路的，八路也不是好惹的，三家自然少不了纠纷。深更半夜，许旅长与李大队长不期而遇，两人打躬作揖，寒暄良久。突然，许旅长面露愠色，喘着粗气控诉何时何地老李背后打他的黑枪，太不够意思了吧。李大队长不甘示弱，掰着手指痛斥姓许的不仁不义在先，如今却猪八戒倒打一耙。双方拍案而起，长短枪劈里啪啦纷纷亮出，火拼一触即发。老村长蹲在墙角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烟，鼻孔里徐徐喷出两股浓雾，然后耷拉着脑袋慢条斯理地说：“咱们别闹腾了，行不？”此话一出，气氛骤缓，当事人收起枪械，重露笑容，都说是一个祖先的后代，有什么好打的，彼此哈哈几声收场。八路最爱做的事情是撬鬼子的铁路，黑灯瞎火，领着全村的男女老幼把鬼子的铁路撬得支离破碎；鬼子也不是省油的灯，艳阳高照，押着全村的精壮男儿把铁路修复得畅通无阻。一来一往，村民烦了，干脆晚上把铁轨搬进村子，白天再送回来，这样省事。村民们最盼望的事情是国军和鬼子大打出手。枪声一响，人仰马翻，血雨肉雹。枪声一停，村民们全跑出去了。干嘛呢？捡马呀。捞上个死马，能吃好几个月；逮到个活马，可发财了。东洋马体大膘肥，能耕地，能拉车，黑市上价钱高。村头的老光棍张二柱一次捡了五匹活马，换了好几百光洋，买了田娶了媳妇，日子渐渐红火起来。这是后话。　　那一年，我爷爷十七岁，闯了大祸，以至于全村百姓提起我爷的名字就恨得咬牙切齿，也让我爷的后人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才缓过神来。秋后的晌午，我爷给他老娘送完葬，闲得发慌，想进城溜溜，于是穿过青纱帐摸到了鬼子的交通壕边。刚想翻过铁丝网，不料马路上传来了鬼子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一队巡逻兵过来了，吓得我爷大气不出，把身子缩进帐子里。鬼子远去，脚步声渐渐消失，然而一个呜哩哇啦哼着小曲的声音传到了我爷的耳边，原来是一个满脸横肉酒气熏天的鬼子东倒西歪地过来了。醉鬼子赤裸上身，赘肉直晃，一把黑不溜秋的三八大盖斜靠在肩上，一只漂亮的金表挂在了裤腰带上。后来，我爷说，从来没见过这样铮亮的表，表面把日头光反射过来，耀得人眼都睁不开。那时候，我爷穷得叮当响，一天到晚就想发洋财。果不其然，他老人家见财起义，贼胆顿生，二话不说，操起地上的大卵石猛地扑了过去，把醉鬼子连人带枪一块儿扑到在马路对面的青纱帐里。说时迟，那时快，大卵石劈头盖脸砸在鬼子的头上，砸得鬼子血肉模糊面目狰狞，连脑浆都砰出来了。这鬼子真笨，好端端的金表不放在口袋里，偏要挂出来招摇，碰到我爷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能有好结果吗？我爷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扯下金表，拎起三八大盖，满心欢喜撒腿就跑。身后是一群鬼子气急败坏八格牙鲁地叫喊，四周是尖锐的子弹劈哩啪啦地肆意乱窜。活命要紧，此刻我爷唯一的信念就是跑，拼命跑，尥起蹶子狂奔。我爷跑得真快啊，七拐八弯，转眼就逃出鬼子的视线，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原本朝直线方向没错，然而岔路口的树梢上，一只黑糊糊的乌鸦冲着我爷嘎嘎地坏笑几声。这一笑糟了，害得我爷慌乱中改变了方向，朝另一条道路跑去；这一跑完了，改变了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让我爷成了汉奸，也让我们后人成了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直线方向是共产党的营地，乌鸦方向是国民党的地盘。他娘的乌鸦嘴啊！

”地主婆惊讶地咦了一声，然后定睛一看，原来是从小就瞧不上眼的张姑娘，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用更大的嗓门还击道：“放你娘的屁，是你爹把我拖进被窝的，他才看不上你娘那个黄脸婆。”张姑娘面色煞白，朝众人喊别信她的，她就是嫌贫爱富。地主婆跑下台来，伸手捂张姑娘的嘴，张姑娘一个躲闪，没有捂上，手顺势扯住了张姑娘的头发。张姑娘先是呆若木鸡地低头站着，任其撕扯几下，突然缓过劲来，哇地一声哭了，然后不甘示弱地揪住对方的领口，几粒纽扣哗啦落地，露出里面的红肚兜。众人哄堂大笑。张姑娘仗着年轻，越战越勇，把地主婆一直推着倒退，几个趔趄险些跌倒在地。大蛋忙不迭上前把两人拉开，各打五十大扳，先骂张姑娘搞破坏，后骂地主婆不老实交代，到底是钻的还是拖的，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地主婆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呜哩哇啦地说着爹啊娘啊你们死得好早啊。农村妇女哭起来没完没了，批斗会被晾在一边，大蛋只好从坏分子中拉一个出来救场，拉上来的是投机倒把的李狗剩。狗剩胡子拉碴，站在那儿神情木讷，说话结巴，吭哧半晌不知说些什么。他的事迹众人皆知，冷饭炒三遍狗都不想吃。场面果然闹轰轰的，大蛋一气之下喊散会。　　夜里，我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海里不时地涌现出地主婆提到的红烧肉，这种幻想让他痛苦不堪。“天啊！”他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黑暗中，他窸窸窣窣穿好衣服，漫无目的地走出家门。干什么去呢，他问自己，思考片刻，决定去弄点吃的。“孙大蛋是干部，总该有些吃的。”他是这样推理的。大蛋家的房门没有闩上，指尖一推，铰链清晰地发出一声悲鸣，惊得我爹浑身哆嗦。他屏住呼吸，控制心跳，踮脚走进屋里，尽量不弄出响声。四周是一团漆黑，厨房在哪儿呢，他苦恼而慌乱地摸索着。他摸到了一张凉床，然后是一只脚，脚上有五个趾头，趾间夹着干巴的泥团。我爹厌恶地甩了甩手，正要琢磨这脚是谁的，不料远处有人翻了个身，打断了他的思路。那人愉快地打起了鼾。鼾声起初平静而低沉，类似牛犊的嘶吼，后来是轰隆隆的，拖拉机来啦，再后来是嘘嘘的，仿佛在哄孩子撒尿。我爹急得六神无主，进退两难。突然，鼾声知趣地停了，只听见咂嘴的吧唧声，接下来是一句没有说完的梦话，声音有些悲观：“红烧肉……”--那是孙铁蛋的口音。这句梦话让我爹意识到他的肚子在咕咕作响。他对行动的缓慢感到厌烦，于是使劲地擤擤鼻子，希望能闻到某种菜味儿，以便迅速确定厨房的方位。然而，满屋子都是汗臭、脚臭、狐臭、乃至死耗子的腐臭，这些乱七八糟的味道呛得他胸口发闷，头晕目眩。这时，一阵穿堂风过来，带来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这种味道与众不同，在他的一路摸进中逐渐占据上风，最终把他引向了茅房。既然到了茅房，那么厨房就不远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我爹摸到了灶台，灶台上有一块抹布，抹布旁边是一把砍刀，砍刀边上摆着几团软糊糊的东西。他掰下一块，用舌尖舔舔，是地瓜，味道不错。他突然激动起来，双手颤抖地捧起食物，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瓜很快被消灭干净，下一个目标该是什么呢，他把手又向前胡乱摸去。厨房被他盲目地探索了一遍，发现几乎空荡无物，仅仅是墙角躺着一个瓦罐和一个木瓢。瓦罐里藏了一些腌制的咸菜，一部分进了他的肚子，另一个部分挂在了他的裤腰带上；木瓢里的水被他喝光，因为咸菜有点咸。我爹打了一个嗝，喉管里溢出酸水，似乎吃得有些撑了，于是心满意足地原路返回。回去则遭遇了一点麻烦：一只干瘪的手垂落在床沿，像枚钉子挂住了他的裤腿。一个老婆婆的声音传来，疲倦而苍老：“谁啊？”他下意识地回答道：“是我。”老婆婆哦了一声，咳嗽几下，便无下文。空气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鼾声。我爹惊恐万状地逃出门外，沿着小道磕磕绊绊一路狂奔。他已经魂飞魄散，更倒霉的是一条突如其来的大狗追着他恶狠狠地一路狂吠。回到茅棚，他按了按自己的胸口，如释重负地卸下腰里的咸菜，头枕双手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胡思乱想。他首先想到的是张二柱，觉得这姓张的有田有地，有红烧肉吃，真他娘的没白活啊。地主的生活给他带来了美妙的遐想，同时也产生了肉体的难过：他似乎觉得自己又有些饿了，于是赶紧把思路转向地主婆：“到底是钻进去的还是拖进去的呢？”他对此也懒得多想，怎么进去的不关他事。第三个想到的是张姑娘：“假如现在把张姑娘拖上床来，她会不会反抗呢？”这一点让他困惑不解。根据张姑娘的脾气，此事相当难办。“要是她主动钻进来，那该有多好啊。”我爹这样想道。

　　1972年，我爹和张姑娘结婚。地主婆坚决反对，说不能看着张姑娘进火坑，两个黑五类结婚，子女永远不能翻身。张姑娘说，我不找他找谁，都是你们这些地主害的。我爹把一块金表送给地主婆，说娘啊，你成全我们吧。地主婆把表扔了出去。一年后，我出生了。在我的记事中，二姥姥落落寡欢，步履蹒跚，往日的风韵早已荡然无存。日暮降临，她会牵着我的手，在村边的小道上散步，用喑哑的嗓音，娓娓诉说着各式各样的童话。她说，从前有一个农夫，捡了人家的马，后来遭了殃，将来乖娃儿不捡人家的东西；她又说，从前有一个白胡子老爷爷，他的头可怪啦，谁都不能碰，碰了会倒霉的，将来乖娃儿不碰老爷爷的头，谁的头都不碰。她的目光总是游离在我的视线之外，在苍茫的大地上飘来荡来，看光芒从浓密的树枝上滑落下来，也看风在空气中行走，尘埃冉冉升起，如烟般四处飘散。二姥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溘然长逝。那天，她醒来时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甚至愉快地告诉我的母亲，说她终于看见二柱了，二柱老了好多。我的母亲泪流满面，喊了她一声娘。她努力地睁开眼睛，看见无数的光芒穿过窗户向她奔涌而来，不禁露出了笑容。笑容像冰雪一样，在无声无息地消融，最后化作一滴清泪，从她的眼角徐徐落下。　　后来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村子里出现了生机。我长大成人，粉墨登场了。高中毕业，我和李狗剩的儿子一起去了南方，把南方的东西运到北方来卖。不久，两人分道扬镳。狗剩的儿子留在南方，继续把他爹的特长发扬光大，而我则返乡务农。大蛋的儿子重操祖业，当上了屠夫，找我给他帮忙，我婉言谢绝。我是村子里见识最广学历最高的知名人士。一不留神，村长的头颅搬到了我的身上--我成了村长。　　村长的头颅是碰不得的，如同老虎的尾巴。一开始，我媳妇对我的脑袋奉若神灵，小心翼翼地呵护，生怕有丝毫的不敬。时间长了，逐步放肆起来，点两下，拍三下，发现全然无事。再后来，一发脾气，锅碗瓢盆朝我的脑袋一通乱砸，吓得我抱头鼠窜。我也琢磨，莫非这戒条不灵了？有时我斜眼瞧媳妇，心想怎么着你也该出门跌个跟斗吃饭噎几回吧，谁知她越活越滋润，容光焕发，俨然一副村长
太太
的模样。渐渐地，我泄了气，觉得这时代变了，封建的东西确实该进棺材了。　　我心里总惦记着一桩事儿。啥事呢？似乎又想不起来。一天，清理爹的遗物，在箱子的旮旯里发现了一块金表--那是鬼子的表。五十多年过去了，拂去灰尘的表在阳光下依然熠熠生辉。表像一面镜子，把人间的悲喜善恶沧桑坎坷清晰地映照出来；表又像一个符咒，把如烟的尘世嘲讽一圈，又轮回到最初的起点，令人啼笑皆非。这是历史的财产，不能独自占有，我把表捐给了县文化馆。了却这桩心愿，算是给我爷、我爹这些先辈们的历史作了一个交代。　　生活总是平淡的，然而波澜也是常有的。一个大波澜到了我家，我成为当地名人。县里领导提着锦旗，带着恭喜，来到我家。敲锣打鼓，鞭炮震天，村子里呈现多年难遇的盛况。县长笑容满面地说，恭喜啊，你为世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我们全县人民的光荣。诚惶诚恐中，我才知道，原来那块金表是十七世纪西方某国君主送给日本皇室的礼物，后来失散民间，现在终于物归原主了。县长还神采奕奕地当众宣布，日本人民邀请村长前去访问，村长将作为友谊的天使，展开翅膀，送去中国人民最诚挚的问候。我一身冷汗，东渡扶桑，任重道远啊。　　乡下人一辈子没坐过飞机，没想到头一次坐飞机竟是跨出国门。飞机在成田机场降落了，三个矮胖的日本官员前来迎接我和县长一行数人。胖官员对着我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让我受宠若惊，突然觉得自己身价百倍，禁不住把肚子也挺了起来。在日本的这些天里，县长的感叹像只蝗虫，不时地在我的耳边嗡嗡响起。日本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比咱们的县城繁华了许多，县长郁闷地长叹一声：“我们落后啦。”日本的农村山清水秀，艺伎如花，县长的舌头啧啧几下，不由自主地再叹一声：“山美，水美，人更美。”白天，我们去农场参观。青砖碧瓦的房舍里躺着屁股肥大的猪，一条传送带把食物自动送到了它们的跟前。县长说，先进啊。后面是宽敞无比的鸡圈，毛色油润的鸡拍拍翅膀，伸伸脖子，叽叽喳喳地四处闲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县长又说，幸福啊。农场主道，日本的家禽催肥过快，不如中国的好吃。县长问，你去过中国？农场主解释说，他没去过中国，但他爷爷年轻时去过，对中国的猪呀鸡呀印象颇深，至死难忘。县长称赞老爷爷有眼光。晚上，县长似乎忙碌的很，深更半夜才回来，面色潮红，神采飞扬，意犹未尽，偶而会透露一两句银座的奥妙，让人觉得神秘兮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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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声明？

呵呵

这个是真事情吗?

。。。。可惜挖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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