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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城市像武汉这样特殊。偌大的一座城市,被两江硬生生隔成三镇,三镇文化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有一句笑谈,说在武汉“汉口笑武昌土,武昌笑汉口没文化,武昌和汉口再一起笑汉阳。”虽是调侃,却也说明了武汉三镇的不同特色,尤其是武昌与汉口的不同。穿过苍茫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武昌与汉口的异质,或许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 汉口,历经500年的发展成就历史上的商业“四大名镇”,今天更是武汉的商业之都;武昌,1780年的历史拥揽武汉政治文化中心。汉口和武昌,一江之隔,两种分工,两种气质。然而,近年来,汉口和武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昌版图向东成倍延伸,武昌人口急剧增加,武昌商业也已呈现与汉口问鼎的趋势。武昌人的口袋日益丰盈,吃、穿、住、玩不再热衷去汉口,武昌作为一个城市的独立功能得到极大提升。 汉口小商品依然繁盛,汉口也依然热闹,但长江两岸的武昌与汉口功能布局、经济实力、消费观念等各个方面已在悄然发生变化。武汉“势变”下的汉口和武昌成为两个势均力敌的巨人站在历史发展的节点上对望和抗衡。现在,透过汉口和武昌的对比,我们将更清晰地认识我们的城市,见证我们城市的历史变迁。
2007年04月13日 16点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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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东南部,雄踞长江南岸,与汉口、汉阳隔江鼎立相望的,便是武昌了。武昌的历史,是如此久远,久远的要从千年之前说起。 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武昌始建于1800年前的战国时期,而在夏商时期,这里就有较大的居民点,及至汉末,已成重要商镇。它曾有夏、鄂渚、夏口、江夏、郑域、鄂州等众多称谓。陆游的《入蜀记》中,对当时的武昌有过一段描述:“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此郡自唐为冲要之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此州在吴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谨求以精兵进驻夏口。而晋武帝亦诏王浚、唐彬:既定巴邱,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武昌山多水广,岗陵起伏,河湖交错,“外扼地理要冲,内依地理险阻”,从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作为是一座“依山傍水开势明立”的古城,武昌有足够怀念的历史。正是历史的沉淀和浸润,给武昌的今天打上了鲜明的性格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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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汉口的因商而兴,武昌是依靠行政权力所建构的城镇。以省、府、县等诸如此类,筑城墙,设衙署,建街市,一派官家风范。比如司门口。司门口一带,在明、清两代是布政使司衙门,即藩司衙门,又称藩台衙门,俗称藩司署。衙门坐北朝南,大门正对长街,就是今天的解放路。 就连“天下第一小吃街”户部巷也跟“朝政”有着深切的渊源。但从名字上讲——户部巷——户部,从唐至清那可都是掌管财政收支的官署。户部巷西靠武昌府署,东临藩司署,原来是岳飞抗金的大本营,明清时为著名的“憩园”。藩司对口户部,这条小巷也由此得名。 又比如阅马场。清代初年,巡抚刘兆麟在明代楚王府之东辟建练兵演武的校场,场上有演武厅,是举行武科考试的场所,名阅马厂。解放后在书写时改"厂"为"场",己经约定俗成。 又比如粮道街。清代曾在此设粮道署,粮道街也是因此而得名的…… 众多形形色色的府衙设立于此,湖广总督府也设立于此,湖北军政府湖北省政府至今也设立于此――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期以来,武昌都是众多的省府衙门及封疆大员们的驻跸地,历史和朝政的烟云也弥散在武昌的街头巷尾,哪里都似乎沾满了“天子脚下”的气息,不像汉阳,古则古矣,却古得像个老乡绅;更不似汉口,仿佛昨日还衣衫褴褛,今日就陡地富得流油,穿金戴银纸醉金迷起来…… 武昌,从它被府衙文化浸润的那天起,就已被注定与今日的政治中心脱不了干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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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的沿江大道和江汉路一带,矗立着许多老式西洋建筑,它们带着异国情调屹立在长江之畔,为汉口增添了不少韵味,这些风格各异的百年建筑多为当年租界遗留下的产物,是一部见证汉口百年历史的活记录。 清朝晚期,依清政府与外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随后,帝国主义强征土地,在汉口以东开设租界,从江汉路到合作路为英租界,从合作路到车站路为俄租界,从车站路到一元路为法租界,从一元路到六合路则是德租界,六合路至黄浦路则是日租界。租界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产物,也是丧失主权的象征,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租界的出现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些有益的现代文明,城市开始有规划,道路也整洁多了,就连最不起眼,但人人都离不开的公共厕所也在这时开始出现,相比汉口老城区每家备“围统,”天天早上“下河”要文明进步得多。 租界的另一个积极意义在于,它培育了最早的现代银行和公司,仅在英租界就有日清洋行、太平洋行、怡和洋行、俄阜昌洋行、美恒信洋行、保安洋行、美联帮洋行等17家银行,还有亚细亚石油公司,同时还有大批英、美、德、意、日、法和中国买办阶层合办的银行,其中正金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隹友银行、万国通商银行、德华银行都是非常著名的,租界里同时还出现了中国官办的银行,如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汉口银行等,以及中外合资兴办的银行,如中法合资的中法实业银行、中美合资的懋业银行等,总共达34家之多。租界经济的发展使得武汉在上世纪20年代, 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和工商业都会,“东方芝加哥”的美名也由此而来。 百年之后,租界已变成历史长河中的过往云烟,只留下这些建筑作为见证,但租界孕育出汉口独特的金融和经济特性,使得今天的汉口仍然拥有全国闻名的金融一条街,武汉市第一高楼民生大厦、招商大厦、新世界中心等多家重要商业、金融机构云集于此,使得这里成为武汉市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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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汉口江滩公园,“拉纤”、“扛包”和“码头情结”等雕塑不时映入眼帘,远处偶尔传来江汉关大楼钟声,不由令人浮想昔日汉口码头的辉煌。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探究汉口的繁盛,不能不提到码头,曾有人说,汉口码头的兴衰沉浮,实际上就是一部大武汉经济发展的缩影。 汉口地势平坦,多为江湖冲积而成,城市依水而立,蔓延十几里,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极为方便。乾隆元年,武汉诞生了第一座码头——汉水上的天宝码头,到清朝末期,武汉已经成为一座著名的“码头城市”。码头的繁华吸引了来自浙、苏、徽、陕、湘、闽、豫、赣、粤的商人们,他们汇聚汉口从事商贸活动,建巷道,发展城市,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长堤街、花楼街、汉正街、后城马路等,当时民间曾流传一首民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江往下走,生意兴隆是汉口”。码头的繁荣也刺激了会馆、生意场、茶馆、庙会等文化场所的兴起,诞生出武汉独有的码头文化,从而影响整个城市的文化气质。 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商品流动快,市场吞吐能力强、辐射面广,而且商路畅通,机制灵活,因此在汉口诞生了有500多年历史的“天下第一街”——汉正街,它正是集汉口商业文化和码头文化之大成者。著名武汉文艺学家董宏猷曾对码头文化做出深刻注解,在他看来,码头货物的易聚易散造就了流动性极强的码头文化,也培养了汉口人普遍的变革、趋新意识,和广纳博采,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但码头文化中的江湖义气、聚散无常则导致了汉口人的文化性格缺乏厚重感,汉口的商人多热衷于做投资少、见效快的投机生意,而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现代大工业缺乏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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